陈景润 作者:沈世豪-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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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迷人的数学王国。到哪里去寻觅这个已经失去了的世界呢？真的应当佩服陈景润的独特之处，他的目光，居然盯住了那间只有三平方米的厕所。
现在提起来，几乎是一个近似荒诞的笑话了：有一天，陈景润壮着胆和同宿舍的同事商量，他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把厕所让出来给他一个人用。当然，这个提议要给他们增添麻烦，因为，屋内只有一个厕所，他们要“方便”时，只好到对门的单元房中去。说完，陈景润极为恳切而认真地凝视着他新结识的伙伴。
他们一齐笑了，笑得如此的开心，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好！好！”君子成人之美。
陈景润如获至宝，立即卷起铺盖，住在他进京后的第一处寓所——三平方米的厕所。而且，一住就是二年。
很难想象当年的情景。如今，这个厕所还在，咫尺之地，要放下一张床，怎么放得下呢？同室的伙伴，早已不知云游何处，也无法去细问当时的详细情况，只有数学所的李书记还清晰地记住其中的一个细节：厕所中没有暖气，北京的冬天奇寒，陈景润在厕所的正中，吊了一个大灯泡，既照明又取暖。明灯高悬，照亮了七百多个夜晚，也照亮了这位坚韧不拔行进在科学崎岖小径上的独行者的苦涩旅程么？
《易传》在解释《易经》的“乾”卦时，有一句蕴意很深形象概括中华民族精神的格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它的意思是：天体宇宙，刚健地运行，有出息有作为的人，应该像天那样勤勉自强，奋发进取，永无止息。陈景润便是这样的君子，他把中华民族的“韧”劲发挥到极致的境界。
“他利问题”的解决，展示了陈景润初出茅庐的雄健之风，到了北京，住在这个厕所里，他把奋斗的标尺定在攻克华林问题的目标上。这同样是一个世界级的数论难题。这一问题曾有希尔伯特、哈代、华罗庚等人研究过，Dickson解决了k=4。5以外的最小g（k）。剩下的问题，在数论史上尚是一个空白。
寒夜袭人。陈景润的习惯是凌晨三点就起床干活。小屋真好，宁静如水，连同伴沉睡的鼾声也被隔断了。他伏在床上劳作，像往常一样，灵活的思维开始悄然启步。
是天气太冷了么？他总觉得头脑有点不大听使唤，仿佛，刚走了几步，又茫然停了下来。北京不像厦门，四季如春，冬天里夜来香也照样开花，把浓郁的香味慷慨地馈赠给千家万户。为了御寒，陈景润曾经尝试着自己做棉衣，他想得天真而简单：找了二件旧衣服，买了棉花，一件铺在床上，将棉花撕碎，均匀地铺上去，然后，再把另一件衣服覆盖上，准备缝好，以为这样就可以了。没想到，腋下、袖子等拐弯抹角处，他无法处理。自制棉衣的举措失败了。攻克华林问题的一炮，也会打哑么？
他是不会轻易屈服的。并非是盲目的自信，更不是蛮干。一位了解他的老朋友这样分析：陈景润的基本功下得很深，像老工人熟悉机器零件一样熟悉数学定理公式，老工人可以用零件装起机器，他可以用这些基本演算公式写出新的定理。长期的苦读，拆书、背诵、演算的题目，可以垒成山、汇成河，久练出真功夫，陈景润的功夫，就在于熟悉了数论领域中每一朵飘逸的白云，每一缕飘逝的春风。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坚韧，百折不挠，如鲁迅先生所倡导的“强聒不舍”的韧性的战斗精神，才真正有成功的希望。
他几乎日夜都泡在这个只有三平方米的特殊世界里。除此之外，就是上数学所的图书馆，陈景润十分欣赏这个被戏称为“二层半”的地方。一幢旧式的小楼，沿着古老的油漆斑驳脱落的木梯爬上去，一片幽幽的天地中，是一排排书籍，光线不大好，从书架中穿过，便自然会产生走向岁月和历史深处的感觉。有几许诗意，也有几分淡淡的落寞和凄清。陈景润个子小，又不吭声，他看书，翻阅资料，沉缅其中，经常忘记了时间的推移。工作人员下班了，吆喝几声，看到里面一片宁静，以为没人，急匆匆地下楼，关门，锁上。结果，把陈景润关在里面了。他是不着急的，干脆就在里面看书，待第二天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上班，才发现陈景润的眼圈黑了，苍白的脸泛着青色，是熬夜？还是耐不往长夜和苦寒？没有人去深究。管理人员向陈景润道歉，他只是淡淡一笑，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这件事一样。
叶剑英同志在他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通俗易懂，但未经苦战的人们，怎能品味这二个字的沉重和份量呢？陈景润调到数学所，正当青春年华，二十多岁的年龄，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几乎都向他敞开大门。而他却把青春岁月的全部，献给了攻克科学难关的伟业。
繁华近在咫尺，诱惑也近在咫尺，陈景润全都把它们拒之门外了。久居京城数十年，陈景润居然无暇去饮誉中外的长城，而十三陵则还是后来和由昆谈恋爱时才去的。旁观者往往只看到成功者手中的鲜花和脸上怡然的微笑，对于那常人难以忍受的琐碎、艰辛、劳碌、失败，往往难以理解，甚至不屑去过问，这委实是人类的悲哀。
他吃的更是简单，最经常的食谱是：二个馒头，五分钱的菜。手上提着一壶开水。陈景润是颇能喝水的，具有特殊的讲究：开水里总要丢下几片西洋参或人参。或许，这对于他是最奢侈的享受了，上好的西洋参和人参是买不起的，常用的是参须。他不止一次地向人们传授经验：喝参须和人参的效果是一样的。是崇尚中国百姓民间的养身之道，还是人参对调节人身机能的确具有某种神奇的作用？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和血。”这同样是陈景润人格的形象写照。
漫道雄关。陈景润终于跃上峰巅了。1959年3月，他在《科学纪录》上发表关于华林问题的论文《华林问题g（5）的估计》一文，他的结果是：
g（5）=37。19≤g（4）≤27
数论史上的一段空白，被陈景润以最宝贵的青春为代价，填补上了。
陈景润在三平方米特殊世界中创下的奇迹，镌入永恒的史册里。
风从南方来
天有不测风云。人生道路更不像北京东西长安街那样笔直、坦荡。不过，陈景润万万没有料到，正当他在华罗庚的指导下，向数论天地中的一座座森严的峰峦挺进的时候，一场政治厄运会那么快降临到他的头上。
从1957年反右斗争之后，中国就进入政治上的多事之秋。带有浓重极“左”色彩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严重违背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律，造成了比例失调、经济大幅度下降的被动局面。社会主义应当怎样搞？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上，中国人民第一次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
别有用心的康生，极力在教育、科研战线推行极“左”路线，率先在武汉大学开展以整知识分子为目标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1958年8月20日，《人民日报》用大半版的篇幅报道了这场“批判”运动的情况，并配发了“本报评论员”的文章，号召“拔掉教育战线上的白旗”。此风迅速刮向全国。武汉大学的党委书记亲自到北大传授经验，和北大近邻的数学所也全部去北大听报告，浓重的火药味立即弥漫原来宁静如沐的数学所。
陈景润依然神游在他的数学乐园。指点漫山秋色，审视夕阳西下，或恭迎红日东升。对于政治运动，他弄不清楚，也没有兴致去弄清楚。自从到了北京，日常的政治学习，规定要去参加的记起来，是会去的，有时一忙，就忘了，所里的领导和同事理解他，从来没有抓他的辫子。他想得很简单：把科学难关攻下来了，就是对党对祖国的最大贡献。因此，对待当时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他的认识显得分外的幼稚，有时，甚至会闹出笑话来。
“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是针对党内外学者的，并且，一开始就抓住了数学领域，批判“数学不能联系实际”，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烈火很快就烧到华罗庚身上。当时，数学所三位最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关肇直、张宗燧被作为大白旗，实际上后面二位是“陪绑”的。三个人被迫作检讨，关、张较快地通过，全所集中力量批判华罗庚的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了提高青年骨干的理论研究水平，华罗庚在50年代后期组织了“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他的用意，并不在于攻克这个世界级难题，而是借此提高整整一代人的理论层次和能力，这种极有远见和创造的培养年轻人的方法，被诬陷为是提倡“搞古人、洋人、死人”的东西，是“毒害了青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华罗庚将陈景润调来数学所也成了一大“罪状”，理由是陈景润走的是“白专道路”，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大火终于也烧到陈景润的头上了。
惊慌、迷惘，无处求助，当一双双严厉的目光直视着陈景润时，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怖，仿佛被整个世界抛弃了。他单纯、善良，并非不相信党。当中苏关系破裂，声势浩大的“反修”斗争方兴未艾之时，陈景润偶尔从哪里听到一丝半爪的消息，曾经十分惊惶地跑到数学所的书记那里报告：“不得了，有人要反对苏联老大哥了。”经过书记反复地解释，他才半信半疑地接受这一严峻的现实。如今，不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是直接威胁到他生存的问题了。
他很快就想到当年被辞退回福州靠摆小摊度日的暗淡日子，这一回，也会被辞退么？华林问题解决了，还有圆内整点问题、三角和问题……，奇峰无数，处处都闪烁着无穷的诱惑力，辞退后，他还可以从事心爱的数论研究么？
面对种种莫须有的指责，陈景润没有申辩，也没有办法申辩。在数论领域中，他是骄傲的白马王子，可以尽享风流。在政治运动中，他几乎是个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既不会像一些人那样可以突然拍案而起，慷慨陈词，一反昔日恭恭敬敬对待华罗庚的样子，恨不得把他一巴掌打倒在地；也不会拐弯抹角，冷嘲热讽，向同事射出一支支冷嗖嗖的利箭。华罗庚是他的恩师，他不会“反戈一击”，只能硬着头皮和老师一起接受“大批判”。
这场运动的结果是：以华罗庚为首的专家和青年骨干业务人员都靠边站了。研究室被取消，代之以军队制的“指挥部”。陈景润和岳景中成了“最顽固的小白旗”。陈景润是华罗庚的门生，岳景中是著名数学家吴文俊的学生，在代数拓扑方面做过很好的工作。“白旗”是要拔的，“大白旗”暂时不好动，“小白旗”则毫不留情地拔下来了。陈景润调往大连科学院东北分院的化学所，岳景中调往长春光机所。一个搞数学的人，调去搞化学，目的很明确：放弃专业，以堵死“白专道路”。今日看起来很荒唐，当年，却是郑重其事的。历史，有时就是这样让人感到迷惑、不解。
陈景润在大连化学所干了些什么，至今，仍是一个谜，陈景润后来和友人偶然说起洗过许多瓶子。一个数学奇才去洗瓶子，就可以改造他的思想么？还有一种说法是，陈景润多病，在化学所干了不久，就养病去了。没有人去证实，陈景润后来成了名人，当年整过他的人更是讳莫如深。曾有研究者写信或托人去大连了解，但均一无所获，“无可奉告”。陈景润是不记仇的，从来没向人说什么人整过他。甚至当我们向陈景润的夫人由昆问及此事时，她也是一脸茫然，毫无所知。“文革”时期，陈景润惨遭毒打，而那位毒打过他的人，在80年代想要出国“深造”，找陈景润写推荐信，他居然最快地答应了，陈景润的夫人由昆对此颇有微词，陈景润的说法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还记它干什么，就让它过去吧！”因此，对于在大连化学所这一段难堪的岁月，陈景润早就让它“过去了”。最不幸的是岳景中，他在长春光机所“改造”，后来回到数学所，被检查出患了鼻咽癌，经治疗无效而英年早逝。
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伟大、光荣、正确、成熟的党。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终于使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极“左”政策的失误。自1961年开始，全党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主动纠正了“左”的错误，又一次接近了真理的大门。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1962年周恩来、聂荣臻、陈毅主持以讨论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广州会议，一批受过错误冲击的党内外专家应邀出席了会议。
正直的华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