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7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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钚〉母章�18岁——有的脸上还挂着泪，都高声唱起苏联那首催人泪下的《共青团员之歌》，一些年岁大的人也随声跟着哼哼：
再见吧，亲爱的故乡！
胜利的星在照耀着我们！
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今天我们也启程了。看来整个列车上，只有我们这六个人怀有这样的心情，不可能再目睹那一幕幕撕肝裂肺的场景。对我们来说，劳动，本是光荣而自豪的字眼。可是一加“监督”二字，它就完全走向了它的反面——耻辱与痛苦！
不过，我们也都多少懂得一点辩证法：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管别人为何“拿着大顶”看待我们、凌辱我们，我们仍然应该以革命者的气概，在完全崭新的生活中继续不断地丰富自己，在幽暗中追寻光明。
二
这时，来自全国各地的10万转业官兵，也正在纷纷涌向北大荒。
据说，从1947年起，人民解放军就先后抽调数以万计的官兵，分批进入这世界上仅存的三大片黑土荒原之一。
1954年，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务院农垦部长王震，又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呈送了《关于开发北大荒的报部，并亲自率领铁道兵七个师两万余人，先行挺进北大荒，相继建起了850、851、852、853、854、855直到8511等12个农场。
所以，将离开北京时，新华社机关党委书记普金对我说：“北大荒的冬季天寒地冻，约半年时间，大家只能呆在屋里或帐篷内御寒，可不要荒度了这段时间。你要把英文课本和《英汉大辞典》等等都带上，利用漫长的冬季好好学习，日后还是用得上的。”
我带了满满一箱子书，事后才知道这成了特大累赘。但在当时，对去荒原中追寻光明还是满有信心的。
信心满怀，但何时才能离开北大荒把英文派上用场，心中没底。在奔赴北大荒的路上，在沈阳转车时，我们有人逛了这座古城，有人游览了清王宫及其东陵与北陵；到了哈尔滨，我们也游逛了这座由“晒渔网的场子”逐渐发展起来的比较现代化的城市。
我们抵达临时停留的目的地——牡丹江迤东的密山县城时，已是离京后的第四天了。比我们先期到达的新华社保卫科科员王书仿同志——一位仍把我们这批“右派”当作同志看待的年轻人，来到满是转业官兵和一堆堆行李什物的车站，帮我们搬行李。他是专为安排我们的具体劳动场所打前站的。
这里是北大荒边缘的一个小县城，“满洲国”时代被叫做“密山省”省城。它没有城墙，只有沿着十字街排列着的简陋的平房。关内已春暖花开，树技新绿，这里还冰天雪地，寒风刺骨。我戴着厚厚的大口罩和棉手套，穿着厚厚的棉军服和棉军大衣，足蹬志愿军时代的高筒厚皮靴，仍然觉得很冷。
王书仿同志告诉我们：我们将去的是黑龙江省铁道兵农垦局（后改称牡丹江农垦局）属下的最早创立也是最大的850农场。其骨干成员是1954年转业的铁道兵850部队的官兵和一批地方干部，基本劳动力是由河南等地发配来的劳改犯。它已有五个分场和一个刚刚建立的云山畜牧场。我们将去的，就是这个云山畜牧场。他正为我们联系车辆，要我们耐心地等一等。
这样，我们就有充裕的时间，与来自天南地北的成群结队的转业军官们一样，游手好闲地去逛逛那几条满是冰雪的马路，皮靴或大头鞋走在上面嘎吱嘎吱响。逛累了，就在一家老乡家里的地炕上睡大觉，或到临时接待转业军官们的大帐篷里吃饭。
天气是这样的冷：大帐篷里竟也有零下20多度，流下的清水鼻涕就势一抹，棉手套上立刻就又多了一小片薄冰。“在北大荒动不动就会冻掉鼻子和耳朵”的古老传说，看来并非耸人听闻的荒诞奇谈。
4月13日，进军北大荒的总指挥王震上将来到了密山，在密山车站广场召开了万人大会。大会主席台的两边挂着王震上将自己写的一副对联——
密虎宝饶，千里沃野变良田
完达山下，英雄建国立家园
“密虎宝饶”，就是紧挨乌苏里江和兴凯湖的密山、虎林、宝清、饶河四个县。
王震对当时聚集在车站广场的万名转业军官说：“在这没有人烟的地方，我们将盖房子开荒，相信大家能够战胜艰难困苦，一定会战胜艰难困苦。你们都是当过排长、连长、营长的，我也当过排长、连长、营长。同志们过去在战场上都是带头打冲锋的。那么开发北大荒，遇到艰难困苦怕不怕？”
“不怕！”大家齐声回答。
“苦战三年行不行？”
“行！”又是齐声回答。
“这很好！早走早到目的地，早到目的地早生产，明天早晨就出发，大家同意不同意？”
“同意！”
第二天，一些转业官兵就打着王震上将亲手授予的“迈开英雄步伐，走向生产前线”的大旗，向乌苏里江边的农场进发，我们也跟着离开了密山。
三
离开密山的那天上午，阳光普照而寒流滚滚，卡车几乎完全在雪壕中艰难爬行。我们都戴着风镜，但雪地反射的强光和无孔不入的雪沙，仍刺得我们常常睁不开眼。
王书仿同志说，按规定，受“二类处分”的人，应该到853农场去。那里是刚创办的，比较苦，在乌苏里江边上的饶河县境内。丁玲、聂绀弩、吴祖光等人都已到那儿去了。他们人多，有专车运送。我们人少，路又远，只好搭顺车到较近的850农场云山畜牧场。这个场子离密山、虎林都比较近，很快就会到达。
可是，说是100来里地，我们悠悠晃晃地从早饭后，一直晃到太阳快落山，才到了只有几座两头趴红瓦房的云山畜牧场场部。
从一座房子里，出来一位已经不佩戴肩章的转业军官，手里拿着一纸介绍信，要我们就车去第三生产队，说是一直向西，转弯向北，总共只有十几里地就到了。
这样，我们到达第三生产队队部时，天色已经昏茫茫的了。
这是紧挨当年杨子荣们苦战过的完达山南麓的一个生产队。几年前劳改犯们留下来的两片住房之间，是宽达千米的森林沼泽地。东边是队部、伙房和一座磨麦子的小磨坊，号称“三间房”；西边有五座完全用草坯垒成的比较宽大的草房，住着先我们到达的中央各部的“右派”，号称“五间房”。“五间房”西边有一条蜿蜒曲折、越来越高的小公路，通向深山里的老电锯厂。王书仿同志抢着帮我们一趟又一趟地穿越林间小道，踏着沼泽泥地，从“三间房”向“五间房”扛行李，累得满头大汗，直呼白气。我们打心眼里双倍地感激他。
12 新相知
一
我们的来到，引来一批批同难相怜的伙伴。其中有原东北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画家杨角和他的妻子张晓非，《人民画报》副总编辑、漫画家丁聪，美术评论家和书法家黄苗子，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卓如，电影演员李景波、张莹、郭允泰、管仲强，国家海关总署副署长丁贵堂之子——1955年才从美国归来在对外文委任职的丁耀瓒硕士，等等。
他们是3月25日早晨离开北京的。当时天空灰蒙蒙的，空中有一群白鸽在自由飞翔，不时发出鸽哨的鸣叫声。他们在前门火车站广场等候剪票，大多沉默得没有笑容，仿佛每人身上都背着一块大石头。剪票进入站台时，没有亲人为他们送行，因为他们的单位规定不准亲人送行。他们穿过光线很暗的站台过道，默默地进入车厢。有一位二十刚过的男青年，还止不住地流眼泪。
在这批不幸的人当中，我惟一很熟识的是《光明日报》女记者徐颖。她是与我关系密切、一同在外交学院学英文又一同被打成“右派”的新华社记者姚昌涂的妻子。她之所以被打成“右派”，是因为整风鸣放阶段遵照报社领导的指示，如实报道了民主党派和高等院校的鸣放意见。一声“反右”令下，这些鸣放者纷纷中箭落马，她也成了“帮助这些右派分子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毒素的帮凶”。
由于夫妻二人双双落难，徐颖在忧痛中早产了怀胎仅八个月的女孩。这孩子极为纤弱，呼吸艰难，不得不被送进一只特制的氧气瓶护养，遂被叫做“小瓶”，后又正式起名为“小萍”。小萍刚从瓶子里出来呼吸人世间的正常空气，这位年轻的母亲就随着大队“右派”，离开了孩子、丈夫和在她出世不久就守寡的老母亲，到这“五间房”来了。
二
很快，我们就粗粗地熟悉了一些人，像与徐颖合编在一个劳动小组的，组长是喝过延河水的“二号大姐”张晓非，其他组员是：老《大公报》的地下党员、解放后是《财贸战线》报记者的高汾，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了金葵，北京电影制片厂电影剧本编辑部编辑陈瑞琴，文化部电影艺术局制片处干部、“吴祖光小家族”最小的成员陈敏凡，新闻电影制片厂职员孙自若、文朴新，原《大公报》会计徐文兰，国家计委干部林清文，第一机械工业部干部吕莹、打字员戴菊英，文化部电影艺术局干部韩渊，等等。
其中戴菊英被打成“右派”时才17岁，还不够公民资格。她的惟一“右派”罪名只有一句话——“美国鞋油真好使。”人们说这是“崇洋媚外”，她不服，顶了几句，就被说成“态度不好，思想顽固”，跟着就给她扣了顶“右派”帽子。
韩渊，不是右派。但她的丈夫赵超群——对外文委的俄文翻译是“右派”。韩渊学着俄国“十二月党人”中一些人的妻子心甘情愿地陪伴自己的丈夫一道流放西伯利亚那样，与赵超群一道来到了北大荒。这说来颇具传奇色彩。
具有传奇色彩的男伙伴那就更多了。像谢和赓，《世界知识》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一位走路者要拄着拐杖的40来岁的高个子。他1933年2月21岁在北平读大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被党的北方局选派去张家口，协助冯玉祥将军筹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了吉鸿昌军长的秘书，兼任一个师教导队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教员。察哈尔抗战失利，党中央派他回到老家广西，利用家庭影响打入桂系军阀上层领导机关，颇受李宗仁、白崇禧的赏识，先后担任了白崇禧的上校秘书，兼任国民党大本营国防会议秘书、军政委员会秘书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秘书，后又兼任桂林行营秘书、全国回教救国会理事长秘书、军训部西北战事巡回教育班主任秘书，成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直接领导下的“特密”地下党员，代号“八一”，为我们党中央获取了国民党高层的大量重要情报，功勋卓著。
其间，他与30年代领衔主演历史名剧《赛金花》而轰动了上海滩和南京城的著名影剧明星王莹相爱。王莹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当国民党海外部派遣玉莹以其视察员身份去美国留学时，李宗仁、白崇禧也派遣谢和赓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上校秘书、国民党政府驻芝加哥领事馆学习员的外交官身份赴美深造。
1942年5月，他们将由重庆飞印度新德里转赴美国时，在重庆的周恩来秘密嘱咐他俩以党的利益为重，暂不要结婚，集中精力学习和广泛联系中外抗日友好人士。他们到美国后，格遵周恩来的临别嘱咐，全力投入学习和工作，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2月，才在美国结婚。
1954年，他们要求回国。美国移民局不让他们回到新中国，将他们囚禁于著名的哀高思岛。周恩来闻讯，通过印度驻美大使奔走斡旋，才被美国移民局“驱逐出境”，于当年圣诞节回到深圳，廖承志派专人前往迎接，1955年元旦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不久，谢和赓被安排到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编辑室任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
1957年整风鸣放，生性刚正的谢和赓不听王莹的劝阻，贴了一张反对官僚主义的大字报，并要求保护古迹牌楼，将没收大地主、大官僚、大资本家、大买办阶级的宅第花园向人民开放或做少年之家、老年之家和文化馆；就是中南海，也要对人民开放。因为在1925年段祺瑞政府时代，北海就开放了；1929年，中南海也开放了。现在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天下，中南海更应该对人民开放，中共领导占据着这处古迹是不对的。
这可成了人民出版社鸣放中的一发重炮弹，他因此受到了批判。可是慷慨热诚的谢和赓怎么也想不通。他把个人的荣辱沉浮早就置之度外。还是在美国，他和王莹就一直把“学问真理于我是生命，荣华富贵于我若浮云”当做座右铭，并在牢记孟夫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自己还追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