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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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以百花学社的名义参加了哲学系的一次辩论会，具体内容记不得了，只记得主要是龙英华跟他们系的那些“卫道士”们进行辩论，我只是带领百花学社的部分成员去助阵的。
　　另外，有一件事应该提一下，那就是关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被美国特工搞到手后，西方各大报纸都登了出来，这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冲击极大。中国共产党一开始矢口否认这个报告的存在，但北大有苏联、东欧的留学生，还有英文报纸，这个报纸的某些内容早已在北大流传开了。四十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报告实际上也是五七年我国那场政治运动的诱因之一。
　　数学系年轻助教任大熊从图书馆借了英文版的英国《工人日报》，那上面刊有这份报告，因为文章比较长，由任大熊、陶懋颀和我三人各取一部分翻译了出来。整风运动开始后，认识了林希翎，她说她能搞到这份报告，中央委员都有，她的男友是胡耀邦的机要秘书，可以弄出来看看。后来她真的把这份报告拿给我们看了，我们将它与我们翻译的核对一下，准备以《广场》特刊发表，后来反右开始，《广场》仅出了一期就夭折了，这份报告始终也没刊印出来。当然，后来中苏两党决裂，中国报纸也全文登载了这份报告。不过这件事成了任、陶、林和我的一大罪状。林的男友以泄密罪被判七年徒刑，任大熊被判无期，后被折磨死在劳改队里，陶先生也被打成右派，受了不少磨难。
　　关于出版《广场》的问题，当时的分工是这样的，主编张元勋和副主编沈泽宜负责审稿，王国乡和崔德甫负责组稿，但由于张、沈二人忙于搞街头演讲，参加辩论会，这项工作主要是由王国乡和崔德甫来干的，而文章多半是由赵清、谭金水、林树果、张锡琨、李雪琴等人分头从大字报上抄下来的，交给王国乡，由王国乡选定稿件后交给我去负责出版。张元勋设计了封面并写了发刊词，所收文章有王国乡的《“五一九”民主运动回顾》、沈泽宜、张元勋的诗《是时候了！》、王书瑶的一篇文章、江文的《论人事档案制度》、陈爱文的《论社会主义》等等。除《是时候了！》这首号角诗外，王国乡的那篇文章是很有分量的，文章论述了“五一九”民主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继续，是建国后群众民主运动的萌芽。今天看来，当时写的东西虽不乏稚气，但对今后推进我国民主事业的发展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幸好我还保留一本《广场》，1994年林希翎由法国回来找我，说她要在反右四十周年时出版一本关于1957年整风反右的书，我就把这本仅存的资料给了她，但不知为什么至今未见她的书出来。另外需要说明的，这本《广场》实际上是李燕生保存下来的，1979年右派改正平反后，他给了我。
　　要出版刊物最大的问题是钱。钱从哪里来？大家都是穷学生。首先是百花学社的成员捐献，当时谭天荣和我都把自己除书以外的东西都卖了，我把自己的衣服、箱子、棉大衣、被子通通都拿到海淀老虎洞卖了，最后我就只剩下身上穿的一套单衣和一条线毯子，但这仍然是杯水车薪。怎么办？我们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募捐。张元勋在大饭厅前挂出了一条醒目的横幅“救救孩子！”号召同学们捐款。同学们捐款很踊跃，大约捐了一万元左右。钱全由我保管，我用一个小箱子锁着，就放在我的床头上。每个捐款人都有名单，也由我保存，反右白热化后，为了怕祸及捐款者，我把名单烧了。
　　关于捐钱，不能不提到马寅初老校长和化学系的傅鹰老教授。在此之前不久，马老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后来受到毛泽东点名批判的关于人口论的文章，得了五百元稿费，张元勋等人找到马老，要求他支持同学们的爱国民主运动，马老答应将这笔稿费捐给我们，但后来由于受到党委的压力，当张元勋等人去取这笔钱时，校长秘书说，对你们办的这个刊物不清楚，钱暂时不能捐，结果钱没有拿到手。化学系的李燕生、张锡现和我找到傅教授家，他说：“你们搞民主运动我是支持的，但你们要求党委退出学校，我不赞成。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学里的情况我清楚，现在有党委领导比没有党委领导好。”这句话至今我记忆犹新。傅老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没有捐。
　　张元勋设计好了《广场》的封面，找人制好了版，又与崔德甫等人联系好了《工人日报》印刷厂（当时在六铺炕），买了一百令新闻纸，计划出一万册，在校内外卖。稿件和纸张交给《工人日报》印刷厂，他们答应一个星期后取，可是等一个星期后张元勋等人去取时，却遭到了围攻，稿件和纸张全部被扣压，并且说我们是在放毒，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显然是当时的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社论《工人说话了！》，接着又发表了《这是为什么？》（批判葛佩倚的），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开始了。我们并不甘心，几个百花学社的骨干研究决定自己油印，可剩下的钱不多了，就是在这时我把自己值钱的衣物全卖了，凑了一点钱，买了少量的大白纸和一部手推式油印机，在我的房间里开始了油印。参加油印的除我外，主要有赵清、林树果、李燕生、肇恒标、谭金水、张锡琨等人，连物理系的两个后来被打成右派的女生李雪琴和朱志英好像也参加了。有人负责刻蜡板，有人负责油印装订，连续干了三四个昼夜没睡觉，一共印了五百份。由于匆匆忙忙，刻板和油印的质量都很差，有些字印得还不清楚。除了百花学社的成员人手一册外，其余的部分拿到大马路上去散发，不一会儿就被抢光了（后来才知道，其中不少是党委派人去收的）。在散发的同时宣布《广场》暂时停刊，这就是《广场》从诞生到停刊的大致情况。
　　反右在步步深入，北大右派的活动也没有停止。贺永增告诉我，由于党委书记领导反右不力，彭真曾到北大秘密坐阵指挥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把陆平调来了。
　　陆平在北大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是7月初在大饭厅开的一次全校大会上。他在会上向右派分子发出警告：“右派分子要悬崖勒马，否则矛盾性质就要变质！”他正讲着话，不知谁把大饭厅的一个暖水瓶不小心弄倒了，“砰”的一声响，有人叫喊说右派分子放炸弹，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针对陆平的讲话，第二天我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如此伎俩》，内容是对全校右派说的，保守派的凶相露出来了，他们可能要采取镇压措施抓人了，并说我们决不后退，要让民主的烈火把保守派烧尽等等。在整个运动中我以自己的名字写的大字报就两张，一张是《如此伎俩》，另一张是早些时间写的《年轻人，我们是北大的主人！》，这两张大字报情绪过于偏激，因此仅就这两张大字报将我打成右派，在当时看来那是定而不可移的。
　　在整个运动期间，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各系的右派之间搞联络和组织活动，不像谭天荣、张元勋、沈泽宜、张景中、龙英华等人公开出头露面较多，也正因为如此，我被称做“阴谋家”，谭天荣被称做“野心家”。“阴谋家”也好，“野心家”也好，对于一个二十岁刚刚出头的毛孩子，这恐怕有点太“过奖”了吧。谭天荣、张元勋、张景中、龙英华等人都遭到了大规模的围攻，大会小会接受批判，而我却没有，仅在年级里开了一次批判会，是党总支书记张世龙主持的。在会上我态度顽固，拒不检讨，会就开不下去了，此后再也没有理我。我知道这不是好事，预感到自己可能要被捕。谭天荣也拒不检讨，还贴了最后一张大字报《第四株毒草》。右派分子被纷纷监视了起来。校园里出现了一些新面孔，有的戴红牌校徽，有的戴白牌校徽，贺永增告诉我，这是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派进来的，并说我早就被人盯上了。他建议应该撤退，保存实力，于是我便秘密召集张元勋、贺永增、赵清、谭金水等人晚上在未名湖畔的树林里开了个小会，决定百花学社解散，第二天贴出了宣布解散的通告。此后百花学社再没有任何集体活动，联系都是采取单线的形式。记得后来我与赵清、谭金水等人在长河开了一次碰头会，与张元勋、李亚白在香山一个小饭馆里开了另一次碰头会，研究的问题都是如何“过关”的问题。
　　在强大的反右攻势下，右派阵营迅速土崩瓦解，右派分子大都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上作了检讨。沈泽宜第一个在全校大会上作了检讨，并宣布跟张元勋绝交。反右斗争也由辩论会变成了批斗会，由君子动口不动手变成了推推搡搡，按头弯腰（当然还没有后来“文革”期间的“喷气式”），由说理批判变成了人身攻击。有一部分右派的检讨是假的，想蒙混过关，但大部分人的检讨还是真的，但不管是真检讨还是假检讨，都过不了关，有的人十遍八遍检讨还是被认为是“态度不老实”。当时拒不检讨的只有刘奇弟、谭天荣、严仲强和我，后来听说还有梁世辉，我们这些被称为“死硬分子”。尤其是我，在仅有的一次对我的批判会上，我不但不检讨，反而强调百花学社的一切活动都是合法的，因为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我估计自己可能被捕，因此从这时开始，我筹划逃跑。
　　这期间发生了两起使反右运动火上浇油的事件。一件是地质地理系同学郑瑞超贴了一张小字报，内容是说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并说要吸收整风运动中敢于向共产党展开斗争的积极分子入党，落款是“中华革命党北京市支部”。另一件是钱如平化名“谈论”，在半夜里贴的一张大字报，号召要预备好刀和枪准备战斗等等。这简直是胡闹！这非但帮助不了右派，相反地是授人以柄，郑也不是百花学社的成员。这两件事成了北大的反革命事件。郑瑞超当天夜里就被捕了，听说是他又到另一个大学去贴同样的小字报被当场抓住的。钱如平贴完他那张大字报后跑回他老家浙江去了，可是因为百花学社成立宣言是他抄写的，从笔迹上迅速破了案，从浙江老家抓了回来。郑、钱二人都是开全校大会宣布逮捕的，后来郑被判刑六年，钱被判刑五年。借着这两件事北大党委把反右运动推向了顶峰。另外，右派营垒里也确实有那么一两个人品行不端，这正好成了被攻击的口实，这使我感到又气愤又难过。
　　表面上我虽然态度强硬，拒不检讨，但说老实话，内心里也感到惶恐和灰心。我感到惶恐和灰心的是：第一，右派掀起的这场轰轰烈烈的争民主运动，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呢？要知道，当时冒出来的右派分子绝大多数是学生中的佼佼者，用现在的话说，都是学生中的“精英分子”；第二，我感到自己空有一腔热情，但理论知识实在太贫乏了。说实在话，当时的右派，包括社会上民主党派中的所谓大右派，虽然都从不同角度，针对不同的问题，对共产党提出了批评，不管这些意见正确与否，也不管提批评意见的真实动机如何，却没有一个人能从理论上系统地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当然，现在分析起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恐怕也不可能。
　　我想出国去学习，想去南斯拉夫或英国。当时我天真地认为，南斯拉夫实行的“工人自治”可能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也想去英国，因为听说英国是一个学术最自由的国家，还听说当时国际上成立了一个“大陆知识分子、知识青年援救会”，对从大陆逃出去的知识分子、知识青年进行援助。这个组织在香港、伦敦、东京都有，想读书他们也会提供帮助。被捕后才知道，那不过是国民党搞的一个特务组织，而当时我并不向往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我向往的是社会公正。
　　我首先去了印度大使馆，门口有中国警察站岗，根本进不去，又去了英国代办处，同样如此。外国驻华使馆门前都有中国警察把门，设岗楼，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要想进去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你想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也打不进去，因为电话都必须由设在门口的警察岗楼往里转，随便一个中国老百姓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他是不给转的。因为我是在8月份开始这样做的，公安部门还没有下令抓人，后来就不行了，只要你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不等你放下电话，警察就来了。我被捕后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人大的何铁生，另一个是北师大的陆正，他们都是因为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而被捕的。陆正被判十二年，何铁生被判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