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5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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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在刚才的谈话里，为什么要特别提到邓演达看表的细节？
答：您是一位精细的记者。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被捕。戴季陶乘机向蒋介石进言：中国当今政坛最可怕的敌人，不是汪、日，唯有邓演达一人。这时，蒋介石收到历届黄埔毕业生请求释放邓的联名信。此举使靠黄埔起家的老蒋大为震惊，他决心杀邓。11月29日蒋亲自派其卫队，将邓杀害于南京城东。噩耗传来，举国骇然。特别是当我母亲听说一位看守托人辗转送出邓的遗物是一副对联（上书：人生自当忙不息，天地原来未瞬留。）另有带有汗渍与血痕的手表。她泣不成声，不由得想起邓先生以革命为天职的叮嘱，想起邓将军临别时朝手表投去的匆匆一瞥。在悲痛欲绝的哭号中，她感到自己未来的人生旅途将永远和邓演达创建的第三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她要将毕生的精力与心智无条件奉献给革命。在那几天，我的母亲与同学连夜印发《宋庆龄宣言》，赶写反蒋标语。一月之内，标语传单遍布全城。她甚至与一些女学生黑夜摸到狮子胡同的北平卫戍司令部去张贴。
在我父母的婚后，父亲双手赠她一个用白绢包裹的物件。打开一看，是邓演达的那只金表。此后，我母亲奔波流离数十载，始终带着这件遗物。它浸透着那个时代的风雨烟尘。1966年，红卫兵连抄我家无数遍，这只手表被抄没。最珍贵的东西，以最粗暴的方式毁灭——中国的人与物之命运，常如是。
1978年我无罪释放，妈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带我去南京祭扫邓墓。秋阳下我母女二人含泪伫立在邓演达墓前，墓边绿草如茵，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群青年，且又吃又喝。当我们默然离去时，只听得背后传来议论：“这邓演达是谁？”“大概是邓颖超的哥哥吧？”
问：想必你母亲李健生先生在“反右”及“文革”中，都受到很大冲击吧？
答：是的。“反右”红火的时候，上级派人来动员她与我父亲离婚，让她远看刘清杨、近学浦熙修（这二人都是在丈夫张申府、罗隆基倒霉之际，宣布“划清界限”的）。我母亲听了摇摇头说：“我封建思想严重，在这个时候要老婆离婚，绝对办不到。”翌日，这段话就上了首都各大报刊。自然，我的妈妈也戴上右派帽子。
谈到“文革”，我的心情极其沉重。以后，我会专门撰文追述这段锥心裂肺的岁月。总之，一切惨烈无情都指向了两个孤立无援的老人。那时的民主党派以及政协均被红卫兵、造反派一律当成牛鬼蛇神。而我的父母便是牛中牛，鬼下鬼。别瞧民主党派从未执政，可整起人来一点也不逊色。
问：能否再介绍一下包括您本人在内的章氏后代的情况？
答：我父亲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儿子叫章师明，即我的大哥。他1920年生于我父亲的老家安徽桐城，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现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
我的姐姐章诒学，1939年生于香港，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现为北京第二光学仪器厂研究所所长，教授级高工。北京市政协常委，全国妇联执委。
我叫章诒和，1942年生于重庆，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现在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问：如此看来，章氏后代皆为民主党派成员，而且在事业上都有所成就。
答：成就二字不敢讲。但我们几个平素为人及工作成绩，至少在民主党派的圈子里大家是清楚的。从职业上看，我的兄长有那么点子承父业的意思。姐姐与我，一理一文。这与1957年后父亲对职业的看法有关。家父历尽政治风波，饱受精神折磨。1957年6月8日前，称他为民主人士，高官厚禄；6月8日后，说他是马路政客，人格全无。作为一个职业政治家此时似乎才明白政治为何物。60年代初，我就择业问题请教他，父亲说：“年轻时留学柏林，德国人告诉我，他们最尊崇的职业是医生和律师，因为人命关天，故学这两个专业的学制也最长。不想，当年我问异国人的问题，如今你拿来问我。这里，我只讲一句话，你选择什么职业都可以，但我唯一尊敬的是科学家或艺术家。因为他们比较干净。”
问：听说《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人民政协报》、香港《文汇报》曾刊出章伯钧子女家属出资20万元，为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在其家乡河北省怀安县建立了李健生教育基金会。请问什么是李健生教育基金会？它是由谁建立的？
答：这是由私人捐款，以个人姓名命名的教育基金会。该会设立在河北省怀安县，旨在奖励这个地区的先进教师和优秀学生。李健生是章伯钧夫人，捐款人是章伯钧的子女。也就是说，是我们兄妹为纪念母亲，为发展其家乡的教育事业而办的一件善事。
问：你们兄妹怎么会想到要建立教育基金会？据我所知，你们当中谁也不是富翁大款。
答：自1957年始，我们三人在不同的地方均受着政治压力与社会歧视，人生道路坎坷不平。譬如我，“文革”中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20年，坐牢10载。父亲殁于被捕之初，女儿生于团圆之内，丈夫亡于平反之前。生活搅拌着血泪，血泪熔炼了灵魂。我对这样的人生并无怨悔，反觉自己有幸出自于这样的家庭，非常珍惜它贰管父亲的骨灰摆进了八宝山，其实在他背上还背着黑锅。越是如此，子女就越应自强。我们兄妹性格迥异，待人接物亦有所不同，但都自觉尊守一条“法则”，那就是自己的行为不能给父母抹黑。现在，我们三人均已年过半百，更感到有必要为父辈、为社会做点事情。
问：听您的谈话，是否还要为章伯钧先生做点什么？
答：是的，只要主观条件具备，客观环境允许。
“小家族”冤案二十年
作者：杜高
我面前摆着一本《吴祖光悲欢曲》。在这本书里，两位作者第一次向世人披露了50年代轰动文艺界的“小家族反动集团”冤案的真相，真实地描述了划进这个集团的几个青年的面貌。扉页上一张50年代的小照片，七个青年朋友亲密地靠在一起，他们的名字是：陈敏凡、汪明、张自薿、罗坚、田庄、蔡亮、杜高。此外，“小家族”还有杜鸣心和陶冶。
我望着旧照，从沉思中寻觅我们的被毁灭的青春……
我和蔡亮相识是1950年夏天，在长辛店铁路工厂。
那一年，他18岁，我20岁。那是一个热情的年代，新中国诞生不满一年，人民对共产党充满热爱和希望，中国大地一片蓬勃景象。青年文艺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工厂和工农结合，歌颂新时代。我那时是文艺团的创作员，到长辛店工厂写剧本；蔡亮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到工厂学习锻炼。我们相识后，很快成了好朋友。
蔡亮和他的男女同学们每天高高兴兴地在车间帮着干零活，给工人们读报，办墙报，为工人们画像和画劳动场景的速写。他们给车间带来了欢乐气氛，很受工人们的欢迎。
蔡亮和我在食堂同桌吃饭，经常交谈。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经济管理学教授，母亲是一位娴静善良的知识女性。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一家到了重庆，那里的抗战环境和进步文艺对幼年蔡亮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唤起了他对艺术的热爱。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上海。这时父母发现了孩子的绘画天赋，于是把他送到刚从重庆迁回上海的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艺术学校学画。
1950年春，“育才”推荐刚满十七岁的蔡亮报考中央美院。但他赶到北京时报名日期已过，眼看美好的愿望将化作泡影，少年蔡亮焦急万分。这时他遇见了老同学周光玠，他是徐悲鸿在艺专时的学生。周光玠对蔡亮说：“你的这个情况只有一个办法，请徐院长看看你的画。我带你去见徐先生。”去见徐悲鸿？蔡亮吃了一惊，他觉得这位大师离自己太遥远了。周光玠给他鼓气：“不要紧张，徐先生平易近人，从不把学生拒之门外。”就这样，在一个温暖的春夜，蔡亮由热心的周光介带领着，走进了东寿禄街16号徐先生的寓所。
这是北京的一个旧四合院。院子里野草丛生，几近荒芜。客厅里陈设简朴，家具古旧。墙上挂的字画和一张徐先生的自画像吸引了蔡亮的注意，但此刻他没有心情细细欣赏。徐先生走进客厅，周光玠介绍了蔡亮。听说蔡亮是“育才”的学生，专程从上海来报考，徐先生很关心，便接过蔡亮带去的厚厚一沓素描、速写，坐到桌旁一张张翻看起来。当徐先生看完了最后一张，抬起头来看着蔡亮，脸上露出了微笑。他用平静的语调对蔡亮说：“你考取了。”
蔡亮就这样跨进了中央美院的大门。他永远怀念这一个温暖的北京的春夜，他的艺术生涯的起点。
那年12月，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投身到朝鲜战场。两年后我回到北京，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工作。我的宿舍在东单北极阁头条胡同，横隔一条大街便是帅府园中央美院。这时蔡亮常到我的宿舍来，在我这里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
一个是汪明。
汪明解放前曾自告奋勇泅水渡边界，把地下党的情报送给香港的党组织，后来在香港《华商报》工作。他写剧本，写散文，也拍电影。新中国成立前夕，他随香港进步文化人士到北京。汪明和我是朝鲜战场上的亲密战友。我们曾一同爬山越岭夜行军，一同在猫耳洞里创作剧本，又一同在敌机的空袭中为战士们演戏。我们又一同从朝鲜回国，都是青年艺术剧院的创作员，同住在一个宿舍。
一个是田庄。
田庄是我童年时在欧阳予倩先生主持的广西艺术馆的演剧小伙伴，1947年他在上海戏剧学校毕业后，和几位同学一同到解放区投奔革命。他参与筹建“长影”，随后到北京，在电影局工作。田庄是个才子，文学天赋很高。他读书多，过目不忘。田庄心地单纯坦诚，淡泊名利，看重友情。他常常丢下自己正在写的东西，无私地帮助朋友把作品写好。70年代末，他还热诚地帮助当时的无名青年苏叔阳完成了剧作《丹心谱》。
再一个是罗坚。
罗坚是延安老干部、我国前驻苏大使刘晓同志的儿子。他和杜鸣心、陶冶都是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抗日战争结束后，他由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送往延安。进北京后，他担任中央歌剧院乐队队长。他是我们心目中的老党员，虽然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更像一个天真的孩子。
杜鸣心那时在天津音乐学院任教。他小时候也是一个流浪儿，陶行知先生从难童中发现了他的音乐天赋，把他收进育才学校。后来这个流浪儿终于成为引人注目的少年钢琴家，十几岁就举行过演奏会。1953年前后，他到北京学习俄语，准备赴苏留学。杜鸣心事业心很强，他常常沉醉在音乐里，走路的时候也歪着脖子，很有节奏，仿佛在聆听回旋在他心中的旋律。
陶冶是个性格活泼开朗的人，他在育才学校学戏剧表演。他口若悬河，语言风趣，任何场合都不沉默。到北京后，他先在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后米到文化部做国际文化联络工作。
我们的年龄相近，人生经历相似，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和理想，共同的爱好和情趣。我们常常聚在一起，到剧院看新排演的戏，看内部放映的电影，看画展，听音乐会。我们常常到中山公园喝茶，到北海公园划船，在长安街的林阴道上漫步。我们激烈地争论，热情地梦想，诚挚地交谈。艺术之神使我们这一群青年着了迷。我们讨论读过的书，讲述自己构想的作品，袒露各自心中的爱情秘密；我们鄙视平庸，我们崇拜天才；我们厌恶虚伪，我们赞美纯真。
我记不起“小家族”是怎么叫起来的，把我们叫做“小家族”，是说我们像一个大家庭的兄弟姐妹，还是说我们是一个伟大母亲的一群孩子呢？但我们确实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或者如我面前的这本《吴祖光悲欢曲》里的一个标题称做的：“一群可爱的青年友人”。
这些朋友对蔡亮有很大的吸引力。他是我们当中的小弟弟，这位美术学院的学生除了在教室里画人体素描以外，还跟随我们走进了辉煌的戏剧世界，迷人的音乐天地，跨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