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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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没填。冯雪峰的检查材料是9月3日写好的，而需要出版社补办的手续，却直到1958年1月才补齐。
　　1958年1月15日，文化部出版局整风领导小组提交部整风领导小组报告，将冯雪峰列为“极右分子”，但未见批复。1958年3月21日，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行文，宣告组织处理结论：“右派分子冯雪峰的处分已经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批准：撤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作协副主席、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务，保留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作协理事，由文艺一级降至四级。”
　　在他得知组织即将对他作出处理之前，已预感到即将失去母爱，他以婴儿似的啜泣之声，向党组织郑重地提出了自己的意愿。他说，自己在党内生活了三十多年，已经和党结成了生死与共的血肉关系，他难以想象离开党的痛苦，希望继续留在党内。只要如此，不管给他什么处分，他都能承受。人民文学出版社党支部把他的意见反映了上去，上级的有关领导单位也对此作过考虑，但最后还是决定开除出党。人民文学出版社奉命履行了手续，召开了党的支部大会。谁也不敢违抗上面的决定，每个党员都举起了手，表决通过。冯雪峰也举起手。这次会没有对他进行批判，是次无言的会，倒是冯雪峰在会议临结束时发了言，他像一个正式党员那样对支部书记说：“支部书记同志！决议上说的不符合事实，我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我服从决议。我希望，今后有一天，事实证明是这样，我再回到党内来。”（王士菁：《一个无私忘我的人——纪念雪峰同志》）当时冯雪峰显得很沉着，很具信心，因为他在会前听到过传言，中央研究作协党组上报的有关他的材料时，曾有一位领导同志说过：看来不开除出党不行，只要他今后表现好，还可以重新入党。
　　三　
　　冯雪峰的问题刚揭露、批判完，并已见了报，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周扬即叫邵荃麟代他去看冯雪峰。说冯雪峰到底是位文艺界的老人，要关心他一下。
　　关心他，也还需要他。1957年10月，尽管冯雪峰已完全离开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和《鲁迅全集》的工作岗位．尽管他的身份已不适宜做重要的文字工作了，但邵荃麟却交给了他一项任务，为《鲁迅全集》第六卷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题头注拟稿。据邵荃麟在一份材料中说，“周扬向他说：‘鲁迅答徐懋庸信的注释问题……所说的哪些事实不符合真相，就应由冯雪峰自己来更正。11月间，即找冯施加压力，冯只好接受。'邵荃麟受周扬指示，找冯雪峰说：“还是由你先拟一个稿吧，你熟一点。”冯雪峰由于早受邵荃麟的“说服”和暗示，希望保留党籍，不敢违抗，便根据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他的口径，也就是他检查的口径去写。由于他写得太琐碎也太直白（如他将会上“周扬、夏衍的对证”都写上了），没有采用。最后由上面亲自动手去写。11月间，冯雪峰看到了由邵荃麟托人送他的注稿：
　　徐懋庸给鲁迅写那封信，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误行动，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事前并不知道。鲁迅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代写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不可能对那些事实进行调整和对证。
　　冯雪峰看了这条注文，向来人生气地说：“既然是别人写的文章，又何必编进全集里去呢！”本来是叫他“一阅”的，他却仍然拿起粗铅笔来，把“代写”两字改为“拟稿”；又在“鲁迅”下加“当时在病中，他”六个字，以说明由他“拟稿”的原因；在最后一句中加“在定稿时”四个字，说明文章是鲁迅自己的。尽管冯雪峰费尽苦心做了这些改动，但基调并未改变，以致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将它完全抛弃而重新拟稿了。
　　这条歪曲了历史事实的注，却成了经典。凡写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论文、鲁迅研究论文的作者，都得按它去统一口径。冯雪峰的问题一定性，全国的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概念都重新写过。为了打倒冯雪峰这个“权威”和清除他的流毒，文艺界、鲁迅研究界，甚至文科教学方面，整整做了近十年的文章。
　　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周扬等为30年代所作的全部文章，在“文革”中，在“四人帮”统治下，完全反过来写了。众所周知，他们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当时，冯雪峰也为他们打抱不平，曾愤激地说过：“‘四条汉子'在鲁迅文章中，无非是说‘四个男人'，现在成了政治概念，一切坏事都往他们身上推。他们哪里有那么大的能力！不管怎么说，他们当时都是党员，都是干革命的嘛！”
　　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这条注，在“拨乱反正”的形势下，排除了各方面的干扰，扳正了出自不同目的的歪曲，以科学的态度，忠实地描绘了历史，对50年代和60年代的两极端作出了严正评判。由于这条注，不仅仅是涉及到鲁迅、冯雪峰、周扬、夏衍等个人，也涉及到历史，不妨抄录如下：
　　鲁迅当时在病中，本文由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拟稿，经鲁迅补充、修改而成。
　　1935年后半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促进了抗日高潮的到来。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党内领导者（以周扬、夏衍等为主）受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些人委托萧三写信建议的影响，认识到左翼作家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认为“左联”这个组织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在这年年底决定“左联”自动解散，并筹备成立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艺家协会”。“左联”的解散曾经由茅盾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曾表示同意，但是对于决定和实行这一重要步骤的方式比较简单，不够郑重，他是不满意的。其后周扬等提出“国防大学”的口号，号召各阶层、各派别的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创作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但在“国防文学”口号的宣传中，有的作者片面强调必须以“国防文学”作为共同的创作口号，有的作者忽视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对于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对于其他作家的希望。革命文艺界围绕这两个口号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争论。鲁迅在6月间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已经表明了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在本文中进一步说明了他的见解。
　　我们不厌其烦地抄录了这条注，除了上面所述的考虑之外，还考虑到该注涉及的问题，都是1957年批斗冯雪峰的主要问题，也是令冯雪峰“震动”、“茫然”，甚至想自杀的夏衍的“爆炸性发言”的主要问题。当时就这些问题所作的结论是：冯雪峰“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从这条注中可以看出，这四条结论全部被推翻了。
　　冯雪峰作为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鲁迅的学生和战友，杰出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的党的优秀干部，却遭到了如此不公平的待遇，这虽然有些个人的人为因素，但主要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个历史的悲剧。在这一悲剧中扮演各种角色的人，都应该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免今后重犯，而不应该去纠缠历史的旧账。
　　冯雪峰是这样做的，本书中已多次说及。就是对夏衍，他也不念旧恶。据夏衍说：“五七年以后，他和我还常有往来，并不因我作了那次‘爆炸性发言'而疏远。六○年，他曾到文化部找我，承认过去有错误，并诚恳地希望重新回到党的队伍……六三年，他为了写长篇小说《太平天国》，在我的办公室里，从下午二时同我一直谈到天黑后公务员来收拾屋子，我帮他出了些点子，他的情绪很欢畅。”（《一些早该忘却未能忘却的事》）唐彛�，还有许多与冯雪峰晚年有过接触的人都说到，“文革”中有些青年教育工作者和鲁迅研究者向冯雪峰了解情况时，无不先行数落一番周扬、夏衍，说些冯如何正确的好话。在这种情况下，冯雪峰很不高兴，总是说：“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周扬他们犯了错误，我也犯了错误！”有人还为他抱不平，说1957年把他打成右派，是周扬、夏衍他们一手干的，他却说：“他们可能起了一点作用，不能全怪他们。”
　　冯雪峰如此坦荡、纯真的胸怀，周扬也感受到了。周扬向楼适夷说过，冯雪峰在他受“四人帮”迫害时，没有落井下石；唐彛�在《我所知道的冯雪峰同志》中也曾提及，周扬向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听我的儿子讲，雪峰同志没有把30年代左联时期许多问题推到我一个人身上，他也承担了责任。”
　　周扬、林默涵等也没有纠缠旧账，都各自在总结经验教训。
　　1975年10月，在冯雪峰重病期间，周扬去冯家看望了冯。他说：“冯雪峰同志病中，我去看望了他。我预料他在人世间的日子只能以日计算了，我将和他永别。我对他说，我们相交数十年，彼此都有过过失，相互的批评中也都有说得不对或过分的地方，我们要从过去经验中吸取教训，互相砥砺。我一时抑制不住我的情感，他也被我的情感所激动。”（1979年5月1日周扬致楼适夷信，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据冯雪峰事后向友人说，周扬当时拥抱着他，握着他的手哭了。冯雪峰很受感动，并很高兴，认为“文艺界的团结即将在望”。（参看郑育之：《无私无畏的冯雪峰同志》）
　　林默涵是1957年参与批判冯雪峰的决策人之一。1956年《鲁迅全集》第六卷《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题头注的主要定稿人，当他后来得知了事情真相后，就坦诚地对待过去所发生的事。1977年11月，中央指定胡乔木和他主持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他在第一次与编辑室工作人员见面时，就对1957年特别是对《答徐》信的题头注，勇敢地承担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使编辑室的工作人员深受感动。1986年3月，他在纪念冯雪峰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再次对冯雪峰的遭遇表示“内疚”，并谈了自己对他总其一生的认识：“我觉得，雪峰同志确确实实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诚的革命战士，这是一；第二，他确实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第三，他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从他一生的行动中表现了出来。”（据听会人记录，未经本人审阅。）前面所引1981年版《鲁迅全集》那条题头注，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各方征求意见，向上汇报请示的情况下定稿的，其中也反映了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邵荃麟过早去世，没有来得及谈论这个问题，但他的家属葛琴，为1979年11月冯雪峰的追悼会送去了“曾由患难感知己岂以得失论英雄”的挽联。邵小琴还参加了护送冯雪峰骨灰至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送葬行列。
　　而造成“爆炸性”事件的夏衍，却至今还在写文章，重复着他在1957年8月14日作协党组扩大会第十七次会议上的“爆炸性发言”，事实上仍认为冯雪峰在30年代犯了“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错误。为此，不少老同志写文章进行规劝，一些学者则进行辩正，本来“安定团结”局面可望的文坛，又不得安宁了。
　　为冯雪峰恢复名誉，夏衍是很有保留的。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国家出版局两级党委通过的《冯雪峰悼词》，去征求他的意见。他见到《悼词》，就从北京医院的病床上跳了起来，激动地说：“人死了，说几句好话是可以的。”接着他着重就《悼词》中的两句话发了一通牢骚，“说他‘沟通了鲁迅同党的关系'，恰恰是他破坏了党问鲁迅的夫系！”还说，“说他‘在总理领导下工作'，我也不能同意。”去听意见的人，抖抖索索退出了病房。本来这次追悼会是这年4月就准备开的，主要由于夏衍的态度，拖到11月才开成。
　　也许是对《悼词》有意见，夏衍在5月间就写了《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事》。5月，正是向他征求《悼词》意见之后不久。在这篇文章中，重复了他那“爆炸性发言”的观点，并且声明说：“那次讲话（指爆炸性发言），现在想来，除了有点感情激动之外，讲的全是事实。”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