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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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民建的两位处长奉命来家中与父亲谈话，要他作检讨。父亲回答说：“现在要我检讨，我只有反批评。”但他仍表示，“粮食部的业务工作我还是继续干。我准备给国务院写报告，要求检查我的言论和行动，是否反对社会主义，如果反对，就解除我的粮食部长职务好了。人大、政协明年再提名选举时，不要再提我的名。”两处长问：“毛主席的文章发表了，你是否可以根据其中的精神作检查？”他回答：“我觉得，我的言行没有违背那六条标准。”
两处长所说的毛主席的文章，即指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的讲话。6月19日，这篇讲话由《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人们发现增加了“六条标准”，并在原讲话宣布“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之后，加上了一大段话，即强调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6月25日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周总理即将向人大提出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在谈到当前的反右时，有一段批判父亲的文字。父亲突然站起来，动情地说：“我要对周总理说几句话。你是总理，我是协助你工作的国务院干部，过去工作中遇到问题，总是大家共同分担困难。现在我遇到了问题，作为总理，批评帮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根据他所说的两三句话，就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断语，是不是值得考虑？”
一番话直指人心，语惊四座。以折冲樽俎、辩才无碍著称的周公竟一时语塞。其他人见势头不好，群起而攻之。父亲力持己见，并且声明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爱护党中央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
周公当时一直被毛泽东指为“右倾保守”，被迫作检讨才勉强过关，刚好又赶上整风反右，事关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他只有坚持党性，作违心的批判。最后他对父亲说：“你不悔改，将自绝于人民。”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这是两位相交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惟一伤了感情的一次争论。父亲的话分量颇重，是一种道义上的责备，其对周公内心的刺激恐怕也非同一般。他俩后来在另一些场合见面，父亲仍是一副俯仰无愧的态度，周公则温语有加，往往做出一些额外的宽容姿态以示弥补。
由于多年来不断搞运动，中国人的观念变得很容易走极端，历史也变成了任人随意涂抹的小姑娘。当父亲“走红”时，他的履历可以是投身抗日救亡、民主革命，一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人士；到了墙倒众人推之际，便有了下列种种说法：“爱国是假的”、“他的抗日救国是为了创造向蒋卖身投靠的资本”、“勾结特务、反革命、右派分子进行阴谋活动”、“破坏土改”、“一贯违法乱纪的不法资本家”、“组织反党小集团”，等等，等等。翻开当年的报刊，这样的批判词比比皆是，大多出自与父亲共事多年的一些老友之口，有不少更是歪曲父亲原意的批判：如父亲原话是“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截去后半句就变成“定息不是剥削”，与原来的意思大不一样。
吴某某教授年轻时曾受到父亲的帮助和提携，当时却积极地斗争他。父亲曾指出思想改造要“脱胎换骨”的提法会加重被改造者的思想负担，此教授则加以演绎，称：章乃器说工商界在过“五关”之后，还要有“脱胎换骨”、“抽筋剥皮”的最后一关。此话上达天听，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右派抵制改造时也引以为据，并表示不解：“这位先生，谁人去抽他的筋，剥他的皮？”更有甚者，父亲的一位工商界老同事，“铅笔大王”吴某某，过去有困难时曾屡屡受过父亲的恩惠与保护，此时竟反咬一口，纠集一些人，乘机对父亲提起诉讼，提出资产要求。
反戈一击，是50年代开始的一种时尚，其给国人道德情感造成的伤害，也是十分致命的。要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上认识朋友，这场运动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也开创了最坏的先例。父亲一直到逝世，都不肯原谅某些伤害他最重的朋友。其实这些朋友，在后来的十年浩劫中，也和他一样品尝了苦果，近年来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忏悔。
六、从民主人士到极右分子
1957年6月26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这是一场对中国知识精英的大围猎。陷入网中的右派们，不得不放下学者名流的身份，在各小组内接受无休止的斗争乃至谩骂，违心地作屈辱的检讨。父亲仍拒绝强加的罪名，声明自己“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配做一个政客”，如果要他作言不由衷的检讨，他没有气力。他在会上作了书面检讨，承认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但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并逐条辩驳了强加的种种罪名。他说：
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不但没有任何怀疑，而且往往还觉得是出于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体工作的做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与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绝大部分也是和谐的；但对于少数党员的态度、作风是有批评的。我愿意问清楚道理，要求讲清楚道理，态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觉得许多党员没有把我当做外人，我觉得自己也不应该自外。
7月7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政协礼堂召开了一次会议，主要就右派的处理问题进行磋商。父亲是民主党派中被停止职务的第一人，黄炎培给周恩来递了一个条子：“总理：请问国务院工作人员有没有停职或类于停职的规定？炎培。”他注明这个问题是“为了章乃器”，但为避免承担责任，他又在条子上注明“随便发问，并不是我主张”。周公用铅笔批道：“有这样一种处分办法，但对部长级还没用过。”
两天后，毛泽东在上海又点了一批有派的名，并且说：“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毛重新发挥了他的知识分子观：“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
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矛盾的论述提出异议，在与会者中引发了争论。毛在10月9日的最后讲话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事实上是否定了“八大”的政治路线，并为此后一系列扩大阶级斗争的举措开辟了道路。
10月13日，毛泽东指示说：“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
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统战会议，提出了对一百多位民主人士右派的处理意见。针对当时普遍掌握政策过“左”的现象，刘少奇在会上说：“当前党的统一战线，‘左'倾的危险是主要的还是右倾的危险是主要的？恐怕还是‘左'倾的错误更容易犯。现在‘左'一点大家都赞成，说右派不要安排，大家都鼓掌。对右派的安排，史良就表现的很‘左'，黄炎培也不赞成留章乃器，似乎黄炎培却成了‘左'派……现在是犯‘左'的可能性更多。”他提出：“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是头面人物，要安排。”当时对这三人处理的底案是：撤销国务院部长和人大职务，保留政协委员资格，章伯钧还保留政协常委。
当时给父亲定案的最大障碍，就是他始终不肯像别人那样，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尽管处境艰难，他仍泰然自若，每天准时到粮食部照常工作。据说是因为他在部内威信很高，“威风打不下来”，于是又有人安排了民建、工商联与粮食部的联合斗争会，自12月19日起开始举行，两会负责人均到粮食部与会，连斗三天，父亲安坐聆听，时而咬住烟斗抽烟，时而闻目养神。到第三天时，某公（父亲昔日有恩谊于他）声讨刚毕，父亲突然起身走到他面前，大声说：“你没良心！”登时全场大哗。父亲如此强项不屈，会是没法再开了，于是转而责令他写书面检查。
1958年1月，父亲写出了一份三万多字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回顾了自己在整风中的全部言行，以及建国以来在民主党派工作方面的全部经历。他在文章最后写道：“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希望逃避处分（当然也不是希望处分）。一个只能为官，不能为民的人，不能不是十足的官僚，他不但当不起一个革命者的称号，而且不配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误灭良心来对待自己”。
直到被撤职，父亲始终拒绝在他的右派结论上签字。主持审查处理工作的李维汉也承认章乃器“心口如一”，高压无用，只好硬着头皮拍板：“我们不是法院，章乃器不签字，照样可以定右派。”
就是这样，父亲被定为“极右分子”。
七、钢筋铁骨在
父亲这种倔强的态度，使他在后来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1958年1月26日，他在民建和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职务被撤销。28日上午，父亲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周总理召见。他已预感到是怎么回事，便穿戴整齐，前往中南海。
十一个月以前，他来到这里聆听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现在还只是农历的腊月，再过几天就是立春，这个节气来得比去年还早。中南海的湖面却依然封冻，周围仍是灰蒙蒙的一片……沉思中，车已在西花厅前停下，他振作精神，安步踱入这座熟悉的古老建筑，周公和习仲勋、徐冰已在客厅内等候。由于事态已经明朗，双方的情绪反倒显得比较轻松，接下去是一场无拘束的谈话。父亲在他的《七十自述》中，记下了谈话的内容：
周总理对我说，要撤我和伯钧、隆基的职，马上要提交国务会议讨论，已经告诉了伯钧、隆基二人、而且不让他们出席会议，但可以让我出席会议申辩。我问，我写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等文件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我说，那是很遗憾的。我问，撤职的事情是否最后决定了？他说，党中央决定了。我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的权利。他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他又说，也曾考虑过是否让我们辞职，可是又何必那样转弯抹角呢？我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是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他说，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准许保留思想的……总理问我作何打算？我说，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我和党共事已经三十年了，仍然没有被了解，那就请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够，也可以看十年，到那时我也不过七十岁；我现在就好好地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十年。总理笑着说，你倒真乐观呀。最后我重申：我是永远不反党的；我要使那些诽谤的流言，彻底地破产；我决不做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蠢人。
谈话结束，父亲与周公等握手道别，离开了西花厅，从此再也没有来过。他乘坐的黑色吉姆轿车驶出红墙，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穿行。望着车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九年来，他第一次有了闲暇……
1958年1月31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撤销了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的部长职务。把父亲的名字第一次排在“右派”的首位，显然是“加重处罚”之意。2月1日至11日，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提前举行，会上撤销了章乃器等三十八人的代表资格。
罢官之后，父亲在北京东城灯草胡同30号的宅院中闭门蛰居。对于一个刚过花甲、精力充沛的实干家来说，失去工作的权利是一种莫大的痛苦。但他仍以达观的态度面对人生，每日读书、练气功，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在公众场合，他仍是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丝毫没有其他右派那种抑郁消沉之态。
一次政协开会，周恩来和李维汉接见与会的委员们，周公与父亲握手时笑着问道：“老章啊，你还是那么自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