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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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0月15日萧也牧忌辰
清河农场
作者：刘乃元
有些在清河农场服过刑的“内矛”为我们描绘了清河农场丰衣足食的图画。一次在工地吃午饭，大家嚼着自己宝贵的棒子面窝头，一位“内矛”侃起清河农场的可爱。他说：“我们没有定量。送午饭的车就放在工地，大家自己拿，想吃多少吃多少，吃饱为止。我们吃白面馒头和炖肉，或者猪肉馅包子，很少吃窝头，都很能吃。有一次我吃了十五个猪肉包子。”大家听得直流口水：十五个肉包子就是三斤面加一大堆猪肉馅，吃下去该多痛快！另一个“内矛”接着说：“十五个算不了什么。我一顿饭吃过二十个。”这时第一个发言的看出大家惊羡的神情，他说：“但是你们没有看见过我们是怎么干活的。一个人顶你们四五个！这里你们都不好好干活，我也不好好干。不给吃饱，大家都消极混饱。”
这是我们很久以前听到的关于清河农场的介绍，大家听得出了神。那时谁也没有想到竟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到清河农场去，更万万想不到，到了清河农场不但没有吃到“吃饱为止”的猪肉包子，反而遇上了中国和世界都少见的悲惨的饥荒，我们当中有些人就饿死了。
清河农场是个老农场，据说是日本人创建用来关中国人的。农场距天津约一小时的火车行程，有三四万亩土地，原来是海滩上的沼泽地，由犯人开垦出来的。犯人们还修建了一整套排灌系统和完备的防护林带。我们到清河农场就被送到一个由高墙和电网包围的大院子。这是清河农场三分场，后来我在这里住了十五年，占我全部劳改生活的四分之三。
到清河以后第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是伙食的恶化。吃了几年的棒子面窝头，现在换成了蒸白薯，按粮食定量的四倍发给，即每斤玉米面折合四斤白薯。每餐全组领到一堆蒸白薯，由伙食委员（简称“伙委”）按照每人定量用秤称出分给大家吃。伙委是组内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来的公正可靠而又热心公益的人。队部每每召集伙委开会，由炊事组长参加，征求大家对伙食的意见。意见提上去一般都能解决，这是犯人的民主生活。当然提意见要适当，不能“出圈”，例如汤不够咸，白薯不熟或洗得不干净，这些意见都可以解决。但谁要是要求多吃些白薯，或是把白薯换成窝头，那就是自找麻烦了。好在这时我们已经懂得什么是适当的限度，所以一般人提的意见都不触犯什么。偶尔有不懂事的人提的意见不合适，伙委就会当场驳斥，不向上反映。这种有限制的民主对我并不生疏，革命大学就实行过类似的伙食委员制度。但给我印象较深的是这里的伙食委员。这个工作既需谨慎又要耐心，十分费力而得不到分毫的报偿。每天三次给全组十几个人分白薯，每次要占半小时以上，伙委自己总是拿最后一份最小最碎的。尽管分得极为仔细，仍旧有人嫌不公平，说三道四，甚至拿伙委出气，但大家毕竟都知道伙委的劳累并且从心里感谢他的。至今我想起几位伙委在那样的逆境中表现的任劳任怨的精神，仍旧对他们由衷地尊敬。他门确实是些难得的好人。
到1961年初，报纸和广播开始经常宣传“救灾斗争的伟大胜利”，我们此时有了经验，懂得报上这样说的意思，就是全国大片地区发生了灾荒。果然，这些“伟大的胜利”取得以后，我们每餐得到的白薯愈来愈少，后来蒸白薯索性换成了白薯面加上用“代食品”做成的窝头，所谓代食品就是粉碎了的玉米核。随着灾荒的严重化，代食品也愈加多样化，豆杆、榆树皮、稻草，以及别的可以粉碎的植物根茎都变成代食品。其他的创造还有“双蒸窝头”，这种窝头和普通窝头用料相同，却比普通窝头大一倍，据说营养丰富四倍。
随着粮食定量的削减，人的体力也不断削弱。我的定量（中等）从每月三十六斤白薯面减到十八斤，减去的部分用代食品补足。为了缩短工作时间，增加睡眠时间，每日三餐改为两餐。挖土方等重劳动停止了，我们只拣拣玉米豆，整整砖堆，扫扫场院，活动活动而已。后来我们得知，劳改农场外的人也是这样。报纸上说这是“劳逸结合”，于是我们得知全国都在实行这样的“结合”。当然报纸还在尽量鼓舞人们，说“形势从来没有这样好”。
我永远不会忘记1961年5月24日这一天。
这天下午全中队在大院里集合，这个中队就是七个月以前从兴凯湖调来的全部人员。大家按各组指定位置坐在马扎上，干部站在旁边监视，看样子有重要事情。不久来了一位干部，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穿便装，队长介绍是来自清河农场总部的干部，到这里来宣布教养期。大家听了精神为之一振，这可是盼望已久的事了。
正式宣布教养期之前，这位干部作了简短的开场白，是写在纸上的，他读道：“我们研究了你们的档案，做出了关于你们教养期的决定。首先必须说清楚，根据你们的‘罪错'，对你们的处分是非常宽大，非常人道主义的。”“罪错”是劳改干部常用的词，我们听熟了。“这是因为我国的司法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是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基础的、世界上最先进的司法制度。我们的原则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罪犯。我们对罪犯的原则和医院对病人一样，那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处分比同样的罪错在资本主义国家受到的处分轻得多。特别是你们当中的右派分子，根据罪行，在资本主义国家都应该判死刑，因为你们企图颠覆政府，而且证据确凿！”
接着就宣读每个人的教养期。教养期分一年、一年半、两年、两年半、三年五个等级，一律从宣布当日算起。从一年的开始读。我自知我的处分只能是最重的，所以两年半以下的根本没有注意听。果然，他读了几个三年定期名字以后读到了我。大概是为了表示对我的憎恨，读我的名字时特地提高了声音：
“刘乃元，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劳动教养三年！”
按照惯例，听了重要的报告以后小组要讨论的。大家早已训练有素，因此讨论中（实际是轮流发言，内容相同）大家一致表示拥护社会主义法制，感谢毛主席、感谢党的宽大，今后一定努力劳动，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等等，等等。每人发言一次，不多不少。因为不发言是不行的，所以都得说一次；由于没有新的内容，所以一次就够了。右派发言以后，“内矛”发言，“内矛”约占组内人数四分之一，发言的内容是右派应该感谢党的宽大，右派的罪错比“内矛”的严重得多，必须好好改造才能重新做人，等等。
十年以前，我会为大众的意见如此一致惊叹不已，现在我已司空见惯，不仅不觉得奇怪，而且我自己也十分熟练地参加这种表演，我并且懂得，这种一致就是大家都在政治风暴中学会跟着官方的调子说话了。
我于1958年3月8日被“收容”，同年6月开始参加体力劳动。我理解为这就是劳动教养的开始。我劳动了三年才宣布我的教养期，这三年算什么？没有交代。至于教养期，那是“研究了档案以后决定的”，只字未提根据什么法律第几条定的刑期。在我倾听宣读时，心里已经出现这些问题，令我想起我在鸣放时提的意见：“中国需要加强法制，应该更多地制定法律，并加强法制教育。”当时动员鸣放，我才提了这些意见，接着就因为“进攻党和社会主义”变为人民的敌人。然而现在宣布教养期的行动恰恰证明我的“进攻”是正确的。我很清楚，我的难友们人人都有同样的问题，只是无人敢问罢了。这几年没有教育人们遵纪守法，但把人们教育得不说话倒是很成功的。
但是，三年以后，我们的教养期并没有结束，当初堂而皇之地宣布了许多，到时并不生效，这又一次证明“中国应该加强法制”。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内容，竟被处分右派分子的司法机关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是正确的，真是具有讽刺意味。
“代食品”毕竟不是食品。教养人员的体力不断下降，到1962年春季，能用锹和镐干活的人已经不多了。有一次我们在一处未挖完的水渠上干活。那渠已挖到一半，想必是因为缺乏劳动力停工了。我们的任务是把沟里的冻土块抬到上面去。其实这个活可做可不做，队长不过是找点事叫我们干而已。我和一位难友抬一个荆条筐，里面放了几块冻土，重量不过七八十斤，在“自然灾害”之前，谁要是抬这么一点点是要受批评的。现在谁都这样干，而且抬上去倒掉以后，两个抬手就放下扁担坐下休息，带工的队长只能视而不见。就是这一点重量，我们也几乎不能胜任了。我们摇摇晃晃抬着土筐向上走，我脚下忽然一绊便向前栽倒了，脸磕在石头般的冻士块上，破了好几处。我的抬伴猝不及防，扁担也扔了，向前抢了几步，立住了。这天上午的活就此结束。我的额头和腮部擦伤了几块皮，竟拖了一个多月才愈合，因为缺乏营养。
谁要是在1962年冬季的晚上来到我们的宿舍巡礼一番，他一定会怀疑那里面还有没有生命存在。首先，屋子里没有火或者任何取暖的装置。清河农场的气温平均低于北京3——4摄氏度，冬天没有火，正常人也受不了，何况一群饿得皮包骨的囚徒！我们每天下午四点钟收工回来，很快吃完那堆叫做晚饭的东西：两个代食品和白薯面做的黑窝头加一碗马齿苋汤。吃完以后，不摘狗皮帽子，不脱鞋就爬上床去。那床是木板搭的，像屋子一样长，约睡二十人，每人占六十公分左右。上了床靠墙坐着，腿上裹着棉被，两手揣在袖子里，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就是这样的姿势从下午五点坐到晚上九点，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开玩笑，更没有人吵嘴，屋子里安静得可怕。也没有人看书，因为没有精神，再说二十个人用一盏15瓦的电灯泡是不可能看书的。埃及金字塔下面的墓室未必比这里静多少，而这二十尊坐像的静止状态不下于二十具木乃伊，这二十尊坐像中有一个就是我。我闭着眼坐在那里，听着手表走动的声音，浑身没劲不想动，要睡又睡不着。我知道时间在过去，我的生命在消失，我知道谁都知道这些，但谁也不知道我们在等什么。
晚上九点，院里响起哨声，值班员喊：“点名啦！”大家从半睡状态醒过来，才知道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我们爬下床，仍旧揣着手，手腕上挂着马扎，各自慢慢找到了地方，声息皆无地坐下来。队长点名，点到谁就有一声微弱的应声：“有！”这声音大得刚够点名的干部得知这个人还活着。过去照例点名后干部讲话，现在已经免去，点完了队长说一句：“回去吧！”于是人们起身回去，和集合时一样慢慢吞吞，无声无息。接着上床就寝。因为室内和外面一样冷，大家什么也不脱：皮帽、棉手套、棉鞋，样样俱全。所以就寝的程序比较简单，往床上一躺，拉上被子就行了。次日七点半起床，睡了整整十个小时。对壮年人这些睡眠足够了，可是我还总觉得困，假如允许，睡它二十小时才好。我知道自己的生命在逐渐枯竭，到这时我才悟出，何以许多墓志铭总把死亡和睡眠相提并论。
四
到1962年夏季，灾害开始在教养人员身上显示威力了。人们的脚和腿开始浮肿。医生们经常检查浮肿程度，浮肿超过大腿的就搬进病房。病房是教养人员居住的惟一有火炉的屋子。住进病房的人不吃代食品，但定量没有增加，不过是把代食品去掉，每天剩下六两纯白薯面，就是三个小窝头。他们不必干活，每天只是“静养”，但据说搬进病房的人很少活着出来的。找的腿肿到膝盖以下，还差一个等级不到住病房的标准。有一次我走进病房去看看（“自然灾害”以来纪律不那么严格，“串组”也没有人管），室内很整洁，窗明几净，桌上一个盘于里放着两个白薯面窝头，是午饭吃剩下的。这在劳改场所特别在当时是少见的事。那窝头紫红色，半透明，令人垂涎，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剩下。询问之下，才知道不是吃剩的，而是舍不得一下子吃掉，留着慢慢享受的。每天只有三个窝头，以病房人们的食欲大约够五分钟吃的，于是人们慢慢吃，分若干次吃完，这样可以延长这宝贵的快乐。屋里有十来个人，各睡一张单人床，一个砖炉子烧得很旺，室内暖融融的，但是静得出奇。那些人面色苍白，眼窝深陷，各自在桌上半躺半卧，闭着眼，等待最后的时间的流逝。我觉得后背一股冷气通到脚跟，赶紧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