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10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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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民主；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对党的新闻
　　政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曾于一九五六年冬写了
　　一份“万言书”（未成稿），妄图“开导”中央和毛主席。大鸣大放期间，
　　他又在新闻业务（活页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瓜不熟不甜》的反动文
　　章，并在鸣放座谈会上公开以“神化和特权”的反动观卢、，向党展开了
　　恶毒的进攻。
　　据了解，戴煌之所以要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是因为匈牙利事件发
　　生后，忧心忡忡，想给毛主席、党中央写封信，反映他在一些城乡中见到
　　的一些问题，希望中央采取措施，及早解决，以免在我国引起类似匈牙利
　　事件。他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份开始写信，信还未写完，一九五七年初，
　　党内传达了中央关于全党即将整风的决定，他觉得这说明了党中央和毛主
　　席对下面的情况是了解的，而且要通过整风解决问题，这封信没有再写下
　　去的必要，就此搁笔。整风开始后，戴煌响应党的号召，为了帮助党整风，
　　在两次鸣放座谈会上，把他在城乡看到的一些问题讲了一下，实际上是重
　　复了他准备给党中央、毛主席写的信上的一些问题。一九五七年六月后，
　　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反击右派。当时人们认为戴煌在鸣放座谈会上的发言是
　　向党进攻，开始对戴煌进行揭发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戴煌为了让组织上
　　更好地分析他的思想状况，主动地将他未完成的“万言书”交出来。
　　戴煌写信的动机是什么？戴在信的开头说：“最近，东欧兄弟国家发
　　生的一连串不幸事件，促使我不得不迅速完成自己的愿望（即写信），否
　　则我觉得自己于人民有愧和有罪。”在这封信的另一处，戴煌在列举了他
　　的家乡沟墩的区委对于一系列由于农民对现实不满陷于悲观失望而造成的
　　自杀事件采取官僚主义态度的事实之后，说：“种种事实提醒我，坏干部
　　之普遍及其罪行严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上层机关的官僚主义习气，使得
　　这种直接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乌烟瘴气未能得到及时清除，并让其无止境
　　地扩展下去。因此，我觉得有必要进行进一步调查研究，以便向中央写一
　　报告。”由此可见，他写信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把党的工作
　　搞好，而不是对党发起攻击。因此，从中摘引一些话作为右派言论，是不
　　合适的。一九五七年十月，戴煌根据组织上和群众的要求，写了一份“自
　　我检查”，其中有些问题不是实事求是的，政治结论中引用这个材料也是
　　不对的。他在新闻业务（活页版）上发表的《瓜不熟不甜》的文章，指出
　　新闻工作中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谈不上是反动文章。总之，一个普通工
　　作人员、党员，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对党的工作提出意见，或者是主
　　动检查思想，因而说了心里话，是党内民主生活允许的，是完全符合党章
　　规定的，据此定罪，作为划右派的依据是错误的。
　　第二，1958年的政治结论对戴煌同志的言行没有进行实事求是的、科
　　学的分析，而是采用了断章取义的办法，把他在不同时间、地点、场合，
　　以不同形式表达的意见，也不顾他所讲意见的整个精神，摘其尖锐的，加
　　以拼凑，无限上纲，是不对的。
　　（一）关于“仇视和反对党的领导”问题。
　　（1）关于对待毛主席的问题。
　　戴煌确实讲了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一些意见。如在“万言书”中有：
　　“在我们国家里，做了一件什么好事，或完成了什么工程，都要向人
　　民说这是‘党的英明'，‘毛主席的领导'，甚至连炊事员做好了饭，他
　　亦会说是由于‘毛主席的领导'。当然，这也许是应当的，是真理。可是，
　　对于存在于我国各城市、各乡村、各机关、各部门的甚至带有全国性的缺
　　点和错误，就没有人勇而挺身地站出来检讨了。至少是我从没有听说过，
　　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和党内文件上也没有看到过。即使有个什么检讨，那
　　也是下面的哪个不对，似乎中央是绝对正确的，它对若干事件和错误不负
　　有责任。这怎么能令人信服呢？如果说，中央负责同志不是神，他们只是
　　根据马列主义结合中国的实际，在不断修正（错误）中领导大家前进的，
　　因而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那么做下级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因此，
　　在我们还没有做到像神通广大的上帝那样时，就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明吧。
　　老老实实，既不要埋没自己的丰功伟绩，但也要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这
　　样，才能使人民觉得，我们是诚实的，任何时候都对他们说真心话的人。”
　　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份的“自我检查”中，戴煌也作了类似的“交代”。
　　他讲这些话的中心意思，就是不同意把主席的话当作“金科玉律”，不同
　　意“把主席神化”，他认为“对主席的颂扬太过”。他反对把毛主席宣传
　　为“无所不知，无所不精，不会有缺点，不会有错误”的领袖。他认为这
　　样宣传。称颂和教导是“唯心的、反科学的”。
　　从戴煌整个讲话的精神来看，他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主席和党的领
　　导。他的本意是要从苏联的这面镜子中吸取教训。他对主席的一些意见是
　　在肯定“我们的党是正确的；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的前提下讲的。他是拥护毛主席的，他只是要求科学地评价和宣传毛主席。
　　他在一九六二年在《回顾这几年所走过的道路》一文中写道：“说毛主席
　　是万能的，对任何错误都没有责任，我坚决不相信；但要全部否定他的忠
　　仁才智和丰功伟绩，我又坚决反对”。他搞引了恩格斯《论权威》中的一
　　段话：“对革命领袖的信任、诚服、崇敬和爱戴，不仅为革命利益所必需，
　　同时也是出于革命群众的真挚——因为他们为人类的美好事业作出了历史
　　性的贡献。”戴煌同志引证这段话，用以说明我们中国称颂毛主席“是革
　　命利益所必需，也是出于革命群众的真挚”，这表达了他对毛主席崇敬的
　　感情。他只是认为我们“做得太过分、太绝对化”。他还说：“我反对这
　　种主观专断的说法：党就是领袖，领袖就是党。”他认为，“在党的高层
　　中，即便久经考验的领袖，在某一时某一地，也有想错。做错的可能。因
　　此，反对某领导人或不同意某一个领袖的某些做法，就扣以‘反党'、
　　‘反领导'、‘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显然是荒谬的。”这说明戴煌所
　　反对的仅仅是不能科学地评价和宣传毛主席，而不是否定毛主席的领导。
　　这进一步说明了他对毛主席的真实态度。
　　（2）所谓“成立第三党或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戴煌原来的妻子晓旅揭发戴煌“要成立第三党”的问题。
　　最近，我们曾就此问题向晓旅作了调查。她写的证明材料有士。下的话：
　　“1957年整风反右前，戴煌回了一趟老家，回北京后对他家乡有些人事不
　　满。当时反击右派将要开始，一天早饭后，他匆匆回到宿舍礼智楼二楼发
　　牢骚，说出想要组织第三党。……关于他说第三党的话，确实讲了，是牢
　　骚性的，并不是与我商量想建或如何建这个党。”此外，并无其他人听到
　　戴煌说过这类问题。戴煌在一份材料讲此问题时写道，看到家乡干部违法
　　乱纪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非常气忿，在火头上讲了一句：“万不得已，我
　　们的党就应该号召有良心的党团员起来组织革命委员会。”戴煌同志在问
　　题得不到解决时，一怒之下讲了这句气话，并无实际行动，不能以此得出
　　结论，说他要组织“第三党或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和党抗衡，以此定罪。
　　（3）关于戴煌“认为自党中央、毛主席到地方各级领导‘都把自己神
　　化了'，已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特权阶级'”的问题。
　　对此，戴煌在申诉中提出，“我从未像结论（第一条）所说的那样”，
　　“事实上，在打算给中央的那封半途而废的信件草稿中，我只是写特权阶
　　级的胚胎已经形成”，我们对此问题进行了复查，实际情况是，戴煌在
　　“万言书”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在这封信中，我着重提出的是‘今天有
　　没有官僚统治阶级'这个问题。过去的若干现象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今年夏天，我跑了一些城市和农村，对这个问题逐渐明确了：特权阶级是
　　存在的，即使它没有构成全国统一的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正
　　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我们认为戴煌的申诉基本上符合事实。戴煌
　　并没有像结论中所写的那样，“‘自党中央、毛主席到地方各级领导……
　　已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特权阶级”。戴的“万言书”中只是说，特权阶级是
　　存在的，主要是指作为“全国统一的特权阶级的胚胎正在形成和发展中”，
　　但还没有构成全国统一的特权阶级。戴煌下这个结论的根据，主要是“万
　　言书”中列举的一些干部特殊化、违法乱纪的现象。特权阶级的胚胎的具
　　体含义是什么？在全体干部中占多大比重？据他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的《自
　　我检查》交代，有这种问题的“农村中的坏干部的数目大约占总数十分之
　　一二，也就是大约有三十万到六十万之多，他们除杀人放火以外，几乎无
　　恶不作”。具体地说，戴煌所说的“官僚统治阶级”和“特权阶级”或
　　“特权阶级的胚胎”，就是指大约占全体干部十分之一二的有严重特殊化
　　和违法乱纪行为的一批坏干部。至于第一条结论中所举“逢迎、拍马、唯
　　命是听的幽灵隐藏在各个角落”、“以致全国每个角落，哪里没有黑暗的
　　深渊”的问题，和戴所说的“特权阶级”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各地区、
　　各部门都有一些人（十分之一二）不同程度地有些类似表现，并非说全国
　　全党都如此。显然戴煌所反对和仇视的是他所认为的一小部分有严重特殊
　　化和违法乱纪的坏干部，而绝不是党、毛主席和各级领导。固然，他把一
　　些干部生活特殊化、违法乱纪现象概括为“官僚统治阶级”、“特权阶级”、
　　“今天国家矛盾的根源是神化和特权”，是有问题的，但这是思想认识上
　　的错误，应该批评教育，不应作为划右派分子的根据。
　　（二）关于“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民主自由”问题。
　　这个问题主要指戴煌对人代会、党代会代表产生方式上的一些意见。
　　戴煌在“万言书”中曾发表了这样的看法：我国人代会代表、党代会代表
　　的选举问题，我觉得选举这些人当代表是正当的，尽管有些人是不合适的。
　　但是，在方法上，似乎有点不够十分妥当，也就是说还有点不够充分民主
　　的样子。比如有些代表不是那个地方的人，也没有在那个地方工作过，却
　　偏偏当上那个地区的代表，这不能不使人觉得奇怪。其次，代表候选人都
　　是中央指定的，尽管绝大部分是人民和下级干部所拥护的，但是也有个别
　　在群众中没有威信的人。例如我们的社长吴冷西，就是这样的人。这里可
　　以清楚地看出，他在肯定我们的党代会、人代会的多数代表是人民拥护的，
　　选这些人是正当的之后，认为选举方法上“不够十分妥当”，不应当由中
　　央“指定”和“摊派”，他主张“真正民主地由下而上地产生代表”。结
　　论把这些意见概括为资产阶级民主是不对的。就是结论第四条中摘引的他
　　检讨材料中那些主张，多数也是宪法规定的。因此，根本构不成他“反对
　　社会主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自由”问题。
　　（三）关于“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问题。
　　结论说戴煌“把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说成是‘令人诅咒的'，
　　‘哗众取宠'的事情”。实际情况是，戴煌在“万言书”中指出，在基本
　　建设中，有人为了骗取荣誉，竟不顾实际情况，弄虚作假，抢进度，以致
　　造成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