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10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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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么度过的。
我们在西单下了车，我直奔西单南面不远处的石驸马大街东口，由这东口向西走了100来米，向南拐进一条半截胡同，胡同底就是28号。我跨进28号小院，院内邻居家的一位老太太一见是我，笑嘻嘻地忙说：“为伟她妈和为伟都在家。”
我抬头一看，只见门帘和窗帘都拉着。我连忙大声喊：“雪媛，我回来了！”一推门，只见雪媛面黄肌瘦，有气无力地躺在木板床上，孩子也瞪着小眼平躺着，呼吸很缓弱。我赶忙抓起雪媛扬起的一只手，急切地问：
“怎么啦？你和孩子怎么啦？”
雪媛没有立即回答，只是欣喜得淡淡地微笑着，眼里溢出了泪。
原来上个月为伟生了几场病，雪媛陆续请了十几天假。请假要扣工资，为伟打针吃药又花了一些钱，这些钱都是向工厂的同事临时借来的，所以上个月雪媛只领到十天的工资，再还去向同事们的借款，再交新华社的一元零八分钱的房租和水电费，只剩下一块六角二分钱了。靠这一块六角二分钱，母女俩苦度了半个月。为了让为伟每天还能喝饱棒子面糊糊，雪媛每天中午或晚上在工厂食堂光喝那不要钱的米汤或面汤。这期间，她每天早晚抱着孩子上班和下班，明明走在铺着水泥砖的坚硬的人行道上，也觉得好像高一脚低一脚踩在棉花包上，而且两眼常常闪火花，双腿好像有许多小蚂蚁在爬。
她明白，这是营养极度匮乏、身体极端虚弱的征兆。虽然她很要强，“我和孩子都要活得像个人样，决不让贫穷压垮，决不给戴煌丢脸”，但她毕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两天前就双腿打软，再也抱不动孩子走不动路了。而家里又空徒四壁，没有一粒粮，她只得带着孩子掩着门，放下门帘和窗帘，在家静静地躺着，以节省体中仅有的能量。院里的一位老太太心细，见她几顿饭都没动烟火，敲敲门问：
“为伟她妈，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大事。为伟病了，在家歇着。”雪媛在屋内应着。
“那为什么不做饭？”
“吃饼干，喝开水，省点事。”
其实“喝开水”是真的，“饼干”却一片也没有。她始终没向院内任何邻居说一声已两天未进粮食。这是她从小在家过苦日子养成的一大秉性：再穷再苦，也不向别人讨要一分钱一粒粮！
我听罢雪媛的缓慢叙说，一腔苦泪夺眶而去。幸亏我及时回了家，又幸亏我参加了三个多月的劳动，身上带有扣除了伙食费的70多元劳动所得。我热切地安慰雪媛说：
“不要紧，我们有钱了！”
说罢，我端起家里的一个带着盖儿的黄色搪瓷大茶缸，疾步走向石驸马大街东口对面绒线胡同口的四川饭店小卖部，买了一碗馄饨和一碗担担面——因为我知道雪媛喜欢吃点辣，又疾步回家放在床前的小凳子上，拿了把调羹。
“快吃吧，趁热！”我说。
雪媛这才坐起身，显得很兴奋。她随之也扶着为伟坐了起来，娘儿俩一人一口地吃起来，吃得很香。我坐在床边看她们吃着，高兴得掉着泪，边掉泪边想：富兰克林所说的“两个口袋空空的人，他的腰板是不会直的”这条定律，只适用于那些得了“软骨病”的人，而对雪媛这样的人一丝也不适用的。因为这种人正如贝多芬所说，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
我这次在家休息了一天半，给雪媛娘儿俩买了粮，打了油，也买了少许鸡蛋和鱼肉。雪媛经过这一天半的调养，气色略有好转，精神也好多了。她抱着为伟，乘2路无轨电车，把我送到永定门火车站。我将从那儿坐车到良乡窦店下车，再步行到数里之外的“良乡机械厂”戒备森严的大院。当列车启动时，在月台上的雪媛抱着为伟快步跟着列车向前走。叫为伟向探头窗外的我招手并教为伟喊：“爸爸，下次再回来！爸爸，下次再回来！”当列车加速后，我看到她仍然抱着孩子站在月台的最西头，向离得很远的列车凝望着，好像她的心也在跟着列车一道向前奔驰呼啸着……
三
这次探家，我虽然把所带的70多元钱全部交给了雪媛，使她由此可以大缓一口气，但毕竟杯水车薪，难以改观她的远非一朝一夕的困境。尽管如此，在快到1965年的中秋节时，她和1964年的中秋节前一样，给我苏北的老母寄去了十块钱，以尽从未见过她老人家一面的做儿媳的双重孝心：
第一，中秋节是我母亲的生日，这十块钱可以让她老人家度过这个具有双重意义的佳节；
第二，我被送进监狱之后，为了不增添她老人家的焦急和愁苦，一直对苏北全家老少隐瞒着，只说“到很远的地方学习去了”，主要由雪媛与老家保持通信联系。因此她一直尽其所能地保持着往常重大节日我给老家寄点钱的惯例，以表示我们这边都“平安无事”，“请全家放心”。
而且，为了使全家老少更加放心，丝毫觉察不到我们这边发生了重大变故，她每次给我的老母或兄长去信，都请工厂里毛笔字写得好的老师傅代笔，每一个字都写得规规整整，多少封信都如出一辙。
试问：天下能有多少这样的儿媳与弟媳？
1965年冬天，我被调到团河农场三余庄“右派”劳教队，每月在队里休息两天，回家休息两天；1966年6月初被解除了劳教，每两个星期都可以回家休息两天。每次回家，我都先在街上给孩子买六分钱一两造型各异的动物饼干半斤、桃酥或鸡蛋糕半斤，回到家再把自己所带的十几元钱全部交给雪媛。每一次，雪媛都为这不算太小的改善而高高兴兴。
但是不久，要命的“文化大革命”来了……
四
雪媛经历的“文化大革命”，先从石驸马大街28号她所住的新华社那个小四合院开始。因为“党和国家喉舌”的新华社往往都是得“风气之先”的。而且这个小四合院，就住有包括我在内的两名“右派”和一名早把过去的历史交待得一清二楚的“历史反革命”。
一天夜晚，都快睡觉了，新华社机关的一伙男女“造反派”到这个小院来“造反”。他们先喝令那个“历史反革命”站到院中央，说他的家里藏有小金人和地契，准备“反攻倒算”。他们一边狠斗这个“历史反革命”，一边向整个院子的人大声叫嚷：
“这个院子里的所有地富反坏右都不准睡觉，每家每户都要严密搜查！如果自己有什么妄想变天的东西，最好自己主动交出来，争取宽大处理，免得我们动手，罪加一等！”
这时，雪媛在那小屋里亮着灯，开着门帘和窗帘，抱着为伟不敢睡。她极为担心：家里有我写的几千张都列有“罪犯”二字的卡片，是我积累的准备写小说的素材和构思，还有从抗日战争后我参加革命起直到抗美援朝、抗法援越积累的大量写作资料。如果“造反派”从这些文字中鸡蛋里挑骨头，“那可是有口难辩的呀！”她想着想着不禁捏把汗。
“咔嚓——”一个大响雷，跟着就是一阵大风吹来了大雷雨。那些“忠于毛泽东思想的造反派”只得仓皇撤退了！他们撤退时，当然没有忘记甩下这样的话：
“今儿个先告一段落，以后我们还要再来的！”
说完，就都拨脚走了。
雪媛这才一块石头落下地。她急忙把那些“罪犯”卡片都在炉子里烧了，又把许多最珍贵的资料收拾到一个铁皮箱里，准备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然后才哄着为伟睡觉。
第二天大清早，对面女八中（后改称鲁迅中学）的初中班的一些“红卫兵”，又来到这个小院把着门口，说是要批斗地富反坏右，不让这些人出院子。雪媛明知自己不属于这“黑五类”之列，但毕竟与其中的“右”类有脱不清的关系，生怕这些孩子不懂事对她胡来一气，不准她离开院门去上班。而事先不打招呼就不到班，就算“旷工”。而“旷工”，可就是了不得的大事！
恰巧，她看到院子里邻居家的一个男孩就在这群“红卫兵”中，而且还跨着一条腿拦着院门口。说不定这群孩子就是他召唤来的。而在“文化大革命”风起前，这个男孩和院子里的其他一些孩子，常常挤在我们家的那间小屋里，“请潘阿姨讲故事”，《灰姑娘》、《白雪公主》、《卖火柴的小女孩》、《东郭先生》、《孔明借箭》等等，听得这些孩子都忘了吃饭。
“就凭这，这孩子也得让我出院子。”雪媛这么琢磨着。
于是她穿好工作服，挎好布袋，抱起为伟，到了院门口主动叫了一声这男孩的名字，并没话找话说：“你怎么起这么早啊？”这男孩一愣神，雪媛已迈出了院门。别的孩子忙问这男孩：“这是不是地富反坏右？”这男孩只得摇了摇头。雪媛这才脱了身，长吁了一口气。
可是，在劫难逃的潘雪媛躲得了小院子却躲不过工厂。在所谓“深入揭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时，雪媛所在的西城区二龙路喷漆厂，八杆子打不着地把她列为“工厂‘三家村'”的第一名。在全厂平时开大会的最大一个车间的主席台墙上，有人贴出了一张大黄纸只写有一行字的大标语：
坚持反动立场的大右派家属潘京荣：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
动！
潘雪媛明白，这大字标语是工厂出纳员写的。而在1963年秋天，当雪媛坚决与我成了家，工厂迫于新华社的压力，将要把潘雪媛从会计室赶下车间“监督劳动”的时候，正是潘雪媛把将要接替她的连算盘也打不好的这位出纳员等人，教会了打算盘和统计、出纳工作的技能，整整教了两个月。等她们初步学会了之后，雪媛才离开会计室下了车间。现在，这个徒弟“很革命”，要六亲不认了。然而雪媛生性很倔强，她很快回了这个徒弟一张大字报：
×××同志：如果你是党员，是厂领导，你叫我“不乱说乱动”，我
就不乱说乱动！
潘京荣
这张大字报一出，工厂领导立即发动厂内的许多群众写出大字报围攻潘雪媛：
潘京荣：你说过你爱人是冤枉的，这算什么话？
×××××
潘京荣：你说过，说到哪也不怕，他是他，你是你。
×××××
潘京荣：你说你没有罪，你真没罪吗？
王大明
看了这些大字报，潘雪媛觉得工厂领导很可笑，因为他们要发动对她的围攻，实在是很难发动的。王大明这个连阿拉伯字码也认不清的傻乎乎的人，也算做他们的一名群众了。平时快吃午饭时有人叫一声：“大明，看看墙上的电表还有多长时间到12点。”他慢慢吞吞地走了过去，说不清大针在11、小针在12究竟该算做几点几分，就擅着一个食指和一个小姆指回来说：“还差这一点点。”这样的人，居然也成了工厂领导眼中的“积极分子”，也叫他让别人代写了一张大字报。
不久，工厂就开始“揪黑帮”了。一位老师傅，一位丈夫在劳改农场的女工，都被揪成了“黑帮”，说他们反对厂长白某。
白某不怎么识字，说话一急就打磕巴。他在批斗这些“黑帮”的大会上说：
“你们反……反……反对我，就是反……反……反对共……共……共产党！”
他让一个地主的儿子用皮带扣猛打这位老师傅和那位女工，一打就是一个血印。潘雪媛实在看不下去，会后不顾自身的安危，贴了一张大字报：
白××厂长：
党号召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为什么在批斗人的时候叫人搞
武斗？你还口口声声说你“代表党”，你代表的是哪门子党？我看，你只
能代表你个人！
潘京荣
白某一见这大字报，暴跳如雷：“这大……大……大右派家……家……家属，翻……翻……翻天了！”他要人揪斗潘雪媛，但是没有一个人响应他的“号召”，因为潘雪媛出身贫苦，历史清白，她本人又不是“右派”，怎么“揪”？结果白某亲自出马，把潘雪媛也划入所谓“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和有些男女关系问题的“黑帮队”，每天早请罪、晚清罪，在工厂内小广场的烈日下翻滚汽油桶打锈。因为家里有孩子，才准许她每天晚上回家，否则就会和其他“黑帮”分子一样，夜晚也在厂里呆着。
五
至此，很多人好像一夜之间都变了，变成了潘多拉盒子里放出来的凶神恶煞。无数的男女大学生、中学生都以穿着草绿色的上衣为荣，腰间扎着随时可以解下打人的宽皮带，手里拿着“红宝书”，张口闭口“操他妈”。被“勒令”遣返回老家的“历史反革命”和“地主公”、“地主婆”们成群结队，身上贴着或挂着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