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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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比较容易了解的责难。责难之一，说我没有“彻底击破”“一般寡头统治阶层所发明和倡导的”“科学至上主义的”“虚伪理论的背景”，说我“企图从另一路径来接近它”，我给主人公（科学至上主义者）“不断地布置下不幸的遭际”，而“最后使他转变”，于是而他（“批评家”）发问了：“重要的问题是作者所布置下的种种不幸的遭际是不是有着必然性和普遍性呢？”他（“批评家”）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了，他说，中国科学至上主义者如俞实夫其人者所遭际的并不是“典型环境”，看，他说：“显而易见，假使这个科学至上主义者底工作地点不在东京、上海或香港，而是战争尚未直接（？——引用者，下同）波及的地方，随便说四川（？）或是美国，他就无法接受作者给他所布置下的许多遭遇。”又是一个“显而易见”，“即使在那同个都市里工作，也未必（！）一定（！）会碰到（！）那些变故，那么，时至今日，他不是仍然是屹立未动的科学至上主义者吗？”这高贵的“典型环境”论，真有点使我惘然。假如说，在法西斯主义开始荼毒直到“九一八”，“一。二八”，“七七”，“八一三”，大家都能承认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乃至“科学至上主义者”们并没有受过种族歧视，并没有受过工作干扰，并没有受过生活压迫，乃至并没有受过战争的“直接波及”，并没有受过我所“布置”的一切不幸遭际，那么我将坦白承认，我所布置的一切都只是“偶然事件”，否则，假如我们同时代人每个都曾受过这一切不幸，那么我就想诉诸于读者的判断，我和我的“批评者”之间总有一方的论断是抹杀事实的胡言。举一个例，假如说，四川——遭遇到那样残酷轰炸，遭遇到那样严重的战争威胁，遭遇到那样不可补救的文物的毁坏，书籍仪器的饥荒，生活条件的困顿，而依旧可以公言这是一个战争尚未直接波及的地方，而科学家们依旧可以丝毫不受“环境”干扰地“屹立不动”，——假如有良知的知识人对于这一切可以承认，那么我只有低首认罪，俯首无言。再假如说，假如回 答是这位“批评家”的相反的一面，每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工作者（不管是“至上”论者或不“至上”论者）——不论在上海，在北平，在香港，在四川，乃至在天涯海角，即使或多或少，或轻或重，都遭遇到乃至可能遭遇到这一切不幸，那么我坚持我的看法，“显而易见”，俞实夫所遭遇的正是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一个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环境。
责难之二，又是一个奇妙的名词，说我犯的“理论错误”是已“被清算过的”“前线主义”。这“错误理论”被清算于何时？在什么地方由何人所清算，浅见的笔者还不知道。但假如说，让科学工作者走出所谓纯科学的象牙之塔，看一看现实的世界，更“本质地”（这是我们批评家爱用的一个术语）看一看使伤寒病菌不能单用科学家的研究来绝灭的原因，于是而得到结论，要科学家在战争的“实际工作中来研究”（俞实夫语）……这一切都是“前线主义”，都非“清算”不可，那么我今天依旧要站在千万人面前傲言，我所主张着的正是这样的“前线主义”。我们高贵的批评家是以美国作为一个“战争尚未直接波及”的例子的，那么，我也“随便”举几个美国的“实际的”例子吧。例一：五个月前，《法西斯细菌》重庆演出之后，我有幸遇见了万里扁舟、干犯险阻、回祖国来参加抗战医疗工作的Hangs Zinsser先生的私淑弟子刘秉扬博士，他告诉我，在美国不仅专攻细菌学的中国人如他自己，战争开始以来，Zinsser研究室的全体工作者，已经把他们的全心全力倾注于战争。美国参战以后，这些科学家们“没有直接遭受战争的波及”，但也都已经离开研究室，跑到盟国的“前线”去了。我不相信这些人都已经放弃了研究，我更不相信他们离开了研究室而美国的细菌学研究就会陷于停顿，我更不相信这些“前线主义”者都需要“清算”。其实，我不妨先推荐我们的“批评家”先读一读Zinsser先生的名著《老鼠。虱子和历史》，和更详细地记述了伤寒，特别是斑疹伤寒研究过程的他的自传《比诗还要真实》（在《大西洋杂志》上连载时题为：R。S——As I Remember Him）。实在说，斑疹伤寒的研究本来就是开始于“前线”的战场上的。例二：最近为了协助中国抗战医疗工作，美国罗氏基金委员会的代表福克脑先生到了重庆，从他谈话之间使我们听到了一段使人感奋的事实，美国医学界为着表示盟国之谊，恐怕苏联在那样剧烈的抗战中荒废了医学研究工作，曾经电请苏联派遣一些医师和医学研究员到美国去研究，一切费用全由美方负担。但出于意外，他们得到的是一个否定的答复，苏联医学界回答他们说，衷心感谢盟邦的关切与友谊，但是苏联还在抗战之中，全国医学工作者都已经把全部精力集注到“前线”去了，所以在战争获得胜利之前，苏联甚至没有法子派出一个到外国去“研究”的人员。——这，又是如何彻底的“前线主义”者啊！其实，这样的例，是“随便”可以举得出的，威尔基新著《天下一家》中，西蒙诺夫回答威尔基说苏联不能派遣萧斯塔科维奇到美国去的话，不也表示了苏联艺术工作者正全是十足的“前线主义者”吗？假如说，这样的将全民技术人员的全能全力毫无保留地支付于求国家民族之生存的抗战是“前线主义”，是“理论错误的”“泥沼”，那么，我没有话说，我们大可不必再说抗战，更不必欲歌颂从辽远的加拿大到中国“前线”来的白求恩大夫们了。
后记的后记已经“尾大不掉”，应该是打住的了，可是，利用这一个机会，我还想表白一下我对于这“论争”无可言喻的寂寞和悲凉。我们要有“批评”，这呼声已经很久了，而接触到实际从一种教条到另一种教条，从一种专制到另一种专制，不仅万水千山，望不见彼岸，在没有科学与民主的基础， 而惯于以文字为游戏和泄愤的所在，有时候我想这期待简直有类于沙上建塔般的事了。十几年来法西斯毒焰传遍了大半个世界，千千万万人——千千万万我们的同胞骨肉遭受着屠戮和奴役，颠连无告的苦楚，反法西斯主义已经成了全世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无可旁贷的天职，可是看，平时用尽了一切术语教条作种种进步状的“批评家”，此时此地，连祖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客观需要”也可轻轻的加以否认而傲然以艺术至上主义者的姿态而出现了。用高贵的“艺术”观点来看，那么我的习作本来就不值我们“批评家”的一盼，可是在今天，在这窒息时代，在我们高贵的“批评家”们对自己民族的死敌法西斯主义及其拟似形态未曾遗以一矢的今天，我还自傲着曾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和恶势力斗争，我在这被人忽视的领域里最初提出了“科学与法西斯不两立”的口号，我也自傲着居然像小草一般的钻过重叠的石块，在若干观众前面暴露了法西斯强盗的残虐与暴戾。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人类敌人的法西斯主义投掷了最大限度的出自衷心的憎恨与愤怒，尽管我的拙作只博得了“批评家”的蔑视和冷笑，但我相信，在另一方面即使微弱到不足挂齿，我总还在观众和读者的心头勾起了他们同时代人所遭际的悲苦与欢欣。今天是恶棍墨索里尼塌台的日子，听着号外的呼声，我将在这儿搁笔。我仿佛看到，人类的前面已经有曙光了，假如，用全世界人民生命和热血来换得的这一个胜利之中，我仿佛也曾参加了一滴眼泪，一份惊骇呼喊的真情，那我将感到满足。法西斯应该死灭，人应该清醒，老调子应该休息了吧。
一九四三年七月写于重庆
（原载《边鼓集》，美学出版社一九四四年十月初版。）
关于《法西斯细菌》
《法西斯细菌》这个剧本写在十二年之前的一九四二年，我只看过重庆的演出，桂林和上海的演出都没有看。因此对我自己来说，对这个剧本的印象也已经不鲜明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在要演这个戏，而且标上了“五四以来中国优秀剧目之一”这几个字，对我来说，着实有点惶恐。
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个我的剧本选，许多朋友都主张把这个剧本选进去。我迟疑了一阵之后终于同意了，因为在我的那些习作中，这本剧本的“演出”——只是在“演出”上——比较的受到观众的欢迎，演出的次数也比较多些。至于剧本本身，我一直感到不满意，一直认为并不是一个好剧本，更谈不上什么“优秀”了。这决不是讲客气话，对于这个剧本的思想上、创作方法上的缺点，我在“选集”的代序中有过一段自我批评。在技术上，我在早期出版的单行本（开明版）的后记《胭脂。油画与习作》中，也已经把我自己对这个剧本的看法交代过了，拿绘画来作比喻，我“还是在画室里用面包屑擦木炭纸的阶段”，所以这一时期的剧本，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成为“作品”之前的“习作”而已。
那么，这个剧本在今天看来是不是还有一点点意义呢？我想，假如还有一点的话，恐怕就在于这个戏的主题——反对为科学而科学，为技术而技术，反对科学脱离政治，反对科学家不过问政治这一点了。这种思想过去有，今天还有，最近及将来似乎也还不会很快的绝灭。我自己学的是电机工程，我也有很多科学技术界、医药卫生界的朋友，在这些人中间，绝大多数是善良而“好心”的人。他们热爱自己的专业，具有“科学的良心”。他们想通过自己的业务来为国家服务，为人民做好事情。但是，由于在旧社会长期脱离政治，不了解什么叫做政治，不懂得“你不管政治，政治还是要来管你”的道理，同时，中国的科学家又还有一点所谓知识分子的洁癖，分不清楚现象与本质，把政治看成很脏的事情，对现实政治戴起白手套来，觉得还是关起门来研究干净一些，而这样的人，实际上都成了被统治阶级玩弄、利用，和作为点缀装饰的工具。原子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被利用来大量杀人，细菌家的研究成果被利用来制造细菌弹，这些“好心肠”的科学家成了人类的罪人，不是太冤屈了么？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人，也亲自看到过他们被逼着而不能不走的各种不同的路子。正如列宁所说：“工程师承认共产主义思想所经历的途径，并不像以前那些在秘密条件下工作的宣传员和著作家所经历的一样，而是经过他在自己那一门科学方面所达到的实际成果，例如农艺家是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承认共产主义思想的等等。”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路，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经过艺术，从旁吆喝一声而已。
我同情这种人的遭际，可是我不同意这些人的看法和做法，我们团结过他们，我们也批评过他们。我说过，对这些人，我们的鞭挞是常常带着眼泪的。
在这个戏里，俞实夫是主，其余的是副，赵安涛和秦正谊，所起的只是烘托与比较的作用。赵是自命懂得政治的，但他不知道接近人民，他把自己的位子放在人民之上，他想抓到一个地位，一种权力，来施展抱负，可以说天真，也可以说愚蠢，最愚蠢的是他不懂得处身在阶级社会，不懂得政治的力量从哪里产生出来，自命聪明，东碰西抓，为善不足，为恶又还有一点点顾忌，结果是烂额焦头，百无一事。对这样的人，鞭挞应当严一点，我太温 情了。至于秦正谊，那是等而下之，是帮闲，是知识分子中间的丑角，我用漫画笔法勾抹了他，只是限于能力，不能把他写得更可鄙可耻而已。
至于其他的角色，我不想多说了，有的是为了烘托，有的是为了作剧结构上、叙述上的必要，也有的甚至于只是一碗菜里的几片木耳和香菜，一服药里的一点调色料、糖衣，乃至水分、填充剂。甚至，也有一些人物、过场、对话完全是可有可无，可以适当地裁减。例如，香港酒店那一场的几个商人，当时这样的人很多，兴之所至，不免顺笔写了一点，今天看来，对广大观众来说，也许觉得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和事了。
我同意洪老的说法，这是一个喜剧，我欢喜用这种形式。但是我不同意有些朋友的说法，拿这样的习作来和契诃夫的喜剧比拟。这是对我的过高估价，也许是对我的鼓励。但是，用粗糙的习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