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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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
这已经是差近两年前的事了。
从香港回来，途次柳州，有了一天的耽搁。有意摆脱了同难的朋友，独自地想到江边去摭拾一些回忆。在广州沦陷的战乱中，我也曾凄惶地到过这个地方。这一夜月黑无星，灯光黄淡。渡浮桥，中途索然思返，路远天长，陡然感到凄苦。这几年来像孩子似的想把瓦石搭起一座宝塔，不是一次又一次的在他人的一蹴之下就粉碎了么？夜静无声，更像是独行旷野，至桥堍，风传来了一阵琐碎的男女絮语的声音：“你想也想不到的，嫂嫂他们过的是怎样的生活。”
我憬然耸耳，因为这正是百分之百地保存了杭州上城人语调的乡音。暗淡中看不清面目，估想起来不过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吧，同行的少年怕冷似的竖起了衣领，垂头不答。两人都沉浸在凄哀的乡愁中，那是从他们怨诉一般的声调和拖着淡影的脚步也可以看得到的。我禁不住想起了故园，想起了无数在故园过着“想也想不到的”生活的人像。就从这一对小儿女讲吧，生长在富庶的江南，乡土赋予了他谨慎保守到“怕出远门”的习性，要不是残酷的战争，要不是日本法西斯给他们的“想也想不到”的生活，要不是他们还幸福地保有着想要挣脱这种生活的年轻人的稚气和勇气，恐怕一生中再也不会漂泊到这江南人心目中认为蛮荒瘴毒的地方来吧？可是现在，这样的小儿女们已经不再是独特的例子了。我从这一句平凡的，可是凄寂的言语后面听到了一种平凡人的悲壮，展开在我回想中的故乡也已经不再是含垢垂泪的西子湖边的桃柳，而只是驰骋在莫干天目间的被迫着用原始的武装来反抗强暴的游击战士了。叙述这些人的故事，今天不已经像神话一般的流传在故乡来人的口碑中么？
这一年夏，敌人攻陷了金华。苟安的幻想在凶残的三光政策下面粉碎，金和铅在战火中判别了他们的坚实与脆弱了。眼看得见的是几乎无可挽救的土堤般的溃决，眼看不见的却像是遇到阻力而更显出了它威力的春潮。要不是浙西人民武装和游击队伍一再的出击与阻挠，这一年夏季的法西斯洪水也许会冲得更远一点吧。我明白了浙西人所谓“浙西人的柔弱”这个概念只能正确地适用于上层知识分子，于是而我也居然常常以王八妹之类的草泽英雄作为我们故乡的夸耀了。
《水乡吟》四幕，是在这样心情下所写。但我为了不想再在沙上建塔，所以我有意的把真真想写的推到观众看不见的幕后，而使之成为无可诘究的后景与效果。惯于用教条来呵斥的批评家们也许会指出我的怯弱，但这剧本在“中国万岁剧团”所遭遇的“想也想不到”的歧视与冷遇，不就是一个我的最好的辩解么？这本书没有写序，我只在卷首抄了两句陶渊明的诗句：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读者会觉得太晦暗么？那么我说：这正是此时此地不得不然的风习。
一九四二年十月 （原载《边鼓集》，美学出版社一九四四年十月初版。）
老鼠。虱子和历史
——《法西斯细菌》代跋之一
从香港回到桂林，我打算写一个以港战为题材的喜剧。在三周的战乱生活中，的确也积蓄了不少使人哄笑和苦笑的材料，但，从漩涡里跑出来，站在远一点的地方一望，又觉得这都反而是悲剧的材料了。
在桂林，很巧地遇到了阔别十年的T，他从北平协和医院逃出来，打算到大后方去从事医疗工作，——他是一个医生。
到了重庆，由友人Y的介绍，认识了W，一直到被“接收”为止，他在香港玛丽医院工作，——他也是一个医生。
从北平，从上海，从香港，也许可以从更多更多的地方，许多善良的、真纯地相信着医术之超然性的医师们，都被日本法西斯强盗从科学之宫驱逐到战乱的现实中来了。他们被迫着离开实验室，离开显微镜，而把他们的视线移向到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我想，这一类悲剧，该不止限于医学界吧，正像过去有过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一样，自然科学界同样的也会有许多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家的。
听了T和W的叙述，一个意念在我心里萌长起来，利用夏天在北温泉的空暇，我开始读了一些医书。最后，现代细菌学泰斗而同时又是一个出色的诗人的Zinsser教授的名著《老鼠。虱子和历史》（Rats，Lice and History）将我魅惑住了，我贪馋地读完了这本书，又到各处图书馆去找到了一些他发表在前年《大西洋》杂志上的那篇有名的自传：《比诗还要真实》（More True Than Poetry），我决定了把一个善良的细菌学者作为我们悲剧里的英雄，同时，把我的企图集注在《老鼠。虱子和历史》这本书上的结语：伤寒还没有死，也许，它还要续存几个世纪，只要人类的愚蠢和野蛮能给它有活动的机会。
野蛮和愚蠢是什么？有常识的读者可以想到：贫穷，牢狱和战争。——这一切，都和法西斯主义有着不可分的关联。对于传染病，现代医学是有法子可以预防和治疗——最少也可以阻止其发展了，可是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恰恰阻止了医学技术的活动，而助长了疫病的传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Zinsser早已证明了战争、虱子与疫病之间的关系了，西班牙战争之后勃发在佛朗哥集中营里的伤寒和其他的疫病，这也是谁都知道的事了，我不忍想象希特勒铁蹄下的黑暗欧洲的卫生状况，我更不忍想象日寇蹂躏下的沦陷区里的同胞生活！
可是，这还是“随伴”着战争而来的灾害呢，法西斯还不是在大量的制造和散布霍乱、伤寒、黑死病的细菌弹吗？死于自发的和人为的疫病之外，“战争”本身不还每天每天的杀伤着千万年轻有为的人之子、人之夫、人之父吗？我禁不住借了一个剧中人的口，讲出了我自己要讲的话来：“伤寒和其他的疫病，每年不过死伤几万乃至几十万人罢了，可是法西斯细菌在去年一年内，不已经在苏联杀伤了千万人吗？——”法西斯主义不消灭，世界上一切卫生、预防、医疗的科学，都只有徒托空言，科学只有在民主自由的土地上，才能生根滋长。“
对于医事科学我是十足的外行，所写的在专家眼中也许幼稚可笑。但， 我确信着我所做的结论：“法西斯与科学不两立”。我希望这拙劣的习作，对真诚地献身于以人类幸福为目的的医学学徒们，能够提供一些人生路途上的参考。
一九四二年十月
（原载《法西斯细菌》，开明书店一九四六年一月初版。）
胭脂。油画与习作
——《法西斯细菌》代跋之二
去年秋，《愁城记》在重庆上演（那时候，我远在香港），M兄看见了这出戏，觉得导演演员都十分成功而卖座相当凄惨的时候，在他给我的信中引了“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之句。他，似乎是在代我愤慨。其实，引用这两句诗，已经是一种出于友情的对作者的宽容与宠纵了。从这两句诗的字面，不已经确定了作者“能够”画牡丹这一前提了么？
但在我，坦白地说，愿不愿画之前，还随附着一个能不能画和能不能画好的问题。一个想要从事于绘画的人，我想，各种形象，各种色彩，都应当尝试一下的，尽管怎样选择题材，怎样运用色彩，怎样表达作意，都可以一任作者的主观和偏好，但是，在画布上有自信地调彩作画之前，能够使之像一朵花，像一瓣叶，像一个人的肢体，也自有它基本上的必要吧。年轻的画家们在画室里兀兀孜孜，画石膏，画裸体，画苹果，难道他们终极的目的是在成为一个石膏、裸体、苹果的画家吗？名画家们手本上的一勾一抹，一些造意的素描，也许依旧可以供后人的参考与随喜，但很明白，这些都只是一个画家非跨过不可的“作品以前”的东西而已。
在今天的中国从事于新的艺术，我老觉得是一件幸而不幸的事情。一方面说是寂寞，但另一方面却也在每个人前面展开着许多诱人取巧的捷径。多买胭脂，将色彩的堆积当作牡丹，这是捷径之一。一方面因为没有鸟而满足地将蝙蝠当作飞禽，他方面将分不出枝叶色彩与线条的凑合叫作“作品”而沾沾自喜，不也是习见的现象吗？——这种现象常使我憬然。自己，还正在一个在画室里用面包屑擦木炭纸的阶段呢，当然，有时候从画室里出来，看看世界，偶有所喜，偶有所感，不觉也在画本上勾描几笔，这一是为了练习，二是为了保存一些容易被时光冲淡的形象。这些“作品以前”的étude，充其量，也只能逗熟朋友们的一笑而已，不幸得很，这些étude不仅被当作“作品”，而且还被当作了商品！出身限制了主观，经历限制了生活，技术限制了形象，“凄惨”不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吗？
几年来，由于朋友们和观众的宠纵，有所喜和有所感的，常常使我放胆涂抹，凭着一个知识人的良心，我相信所喜所感的还不会离开自己所该担负的责任太远。但，我诚实自供，我还没有把握将我所喜所感者如愿地传给我的读者与观众，天真的批评家们将我所勾抹的评为“素描”，评为“淡彩”，那我将惶恐地回答，因为我十余年来的摸索才找到了做人和治学的门径，因之那些étude并不是“作品”。
《法西斯细菌》上演中，D告诉我从偶然的机会，在旧货市场中买到了些油画颜料，他说：“在绝对没有油画材料和工具的时候，当然要用别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各种工具的表现中，还是要画油画才好，这也不一定是学院派吧”，作为一个以绘画为终身事业的人，我想这要求是合理而自然的，谁能把一个不能master油画的人叫做画家？我在此更痛切地感到有从速毕业于素描阶段之必要了。人物不能凸出，性格不能鲜明，结构不够坚实，表现不够强烈，这都不是可以用什么“风格”之类的美名来辩解的。要画油画，我还得从基本学起。《法西斯细菌》中不是写下了这样的话吗？“我的身体还不算坏”，“我还有一大段的时间”，我侥幸着还有一份不肯服输的健康和斗志。
从戏院回来，已经是上午两点半了，鸡在啼，山城的夜雾还是那样的浓重。拥挤在戏院门口的观众，反映在几千双眼睛里的他们的感情起伏，那样地为着一个“习作”而流汗的演员和工作者们的声音笑貌，和表现在舞台上的我所描画的那些浮光掠影般的人物的形象，混淆地扰动在我的心中。责任是如何的重大，而力量又是如何的渺小！
一九四二年十月原载《法西斯细菌》，开明书店一九四六年一月初版。）
公式。符咒与“批评”
——《法西斯细菌》代跋之三
《老鼠。虱子和历史》，《胭脂。油画与习作》，——这两篇短文本来是写了作为拙作《法西斯细菌》单行本的“后记”用的。应需要，前者曾发表于桂林《大公报。文艺》，后者曾发表于《野草》，这都已经是去年秋间的事了。现在遭遇阻障，单行本出版无期，不能不变更性质，而成为“无书之跋”了，趁机会，我想添写几句，作为后记的后记。
这出戏上演前上演后，我有幸听到了许多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们的意见，除在此次成都公演中改正了一些缺点之外，我得再在这儿对朋友们表示友情的感谢。但，我更有荣幸，也一再的拜受了所谓“批评家”的“批评”，我懂得作为一个作者应有的仪礼，所以即使是不能拜嘉的“批评”，我也保持了沉默。可是，中国也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出于常情思忖之外，不仅一方的沉默可以产生奇怪的揣测，而且，被判为“某些不正确的见解”和“难免失败”也可能在流言中被认为定案。我从不讳言失败，这本戏的技术上的失败也早在意料之中，但，对于企图用教条和八股来代替批评的“某些不正确的见解”，尽管我手头还没有一部“名词大全”和“术语观止”，我还不想避忌论争。
说实话，我的理解程度（不，应该说是语文程度）实在读不懂黄芜茵先生的“批评”，环诵再三，我才好容易从一大堆术语中间找出了一些比较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