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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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报》，但也未见发表。于是，我去拜访了马叙伦，闲聊了一阵之后，才说这篇文章希望能在《周报》上发表。马老迟疑了一阵，然后说，这个问题很复杂，而且我们也不了解真实情况，……于是我就说，在文章前面加上“文责自负”，说明该文并不代表刊物的主张。这样，这篇文章终于发表了，但据我回忆，该文发表之后，连进步文化界也没有什么反响。这就说明了这篇文章即使在我们朋友之间，也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但这件事也使我接受了教训，为什么写三言两语的补白（如前述的“两种”）可以很快传遍上海，而正理八经地用自己的名字，再加上“文责自负”的文章，反而会不发生作用？这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写文章一要讲真话，二是要顺人心。
大概是一九四六年初，吴祖光、丁聪、郁风等人先后从重庆回到上海，他们也和我一样，抗战时期忙惯了，闲下来是很不习惯的。吴祖光打算办一份别出心裁的文艺杂志，所谓“别出心裁”，也就是尽可能地不板起面孔讲 大道理，不搞老一套，加上他们都不是专写小说或评论的，而是剧作家和画家，所以他们提的要求是“图文并茂”。我同意他们的想法，表示愿意支持，这就是同年四月出版的《清明》。他们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弄到了一间很漂亮的编辑室，这大概是张善琨为着要洗刷自己的汉奸嫌疑，讨好“重庆来的文化人”而无偿借给他们使用的，地点是爱多亚路转角，“大世界”二楼，不仅闹中取静，陈设富丽，而且这地方大家知道是张善琨的“写字楼”，所以这一带的小流氓、小特务都不敢去干扰，于是，《清明》编辑室就成了我们这些人的落脚点。当时办杂志，并不像现在那样要有一个庞大的班子，也不需要经常“办公”，所以后来（在马思南路周公馆建立以前）这地方就成了一部分进步文化界人士碰头谈话的地方。我记得，刘长胜同志还在这个地方开过一次党的小会。在《清明》杂志，记得我只写过两篇文章，即《送鹿地荣归》和《科学与政治》。
三月下旬，或者四月初，我在朱葆三路二十五号和徐迈进聊天，有一位西装笔挺，眉目清秀的青年人来找我，说他们打算出一份小刊物，最好是三日刊或半周刊，要我帮忙，主要是出主意和写点文章，并说印刷发行都没有问题，同时，还说周建人、金仲华等都答允给这个刊物撰稿。这件事突如其来，梅益事先也没有和我提过，加上这位青年人衣冠楚楚，讲到办杂志也似乎并不外行，我还以为他是一个愿意拿出一点钱来办份杂志玩玩的进步“小开”；直到我表示愿意支持，并谈了一些我对目前这种情况下办刊物的看法和做法之后，他才告诉我，他过去在新四军工作，这次来找我商量办刊物，是张执一和梅益的意见，这样，我才知道这位自称宋明志的漂亮的青年人就是姚溱。于是，谈的问题就具体化了，我们决定办一个“匕首”、“投枪”式的小刊物，但还是要争取公开合法。从正面说，目的当然是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但这样一个小刊物，不可能登长篇大论，所以用它来讽刺和揭露一切反动派小丑，反而可以起《周报》、《文萃》所不能起的作用。他完全同意了我的意见，《消息》这个半周刊就这样办起来了。
《消息》创刊于四月七日，这日子我是记得很清楚的，因为就在发刊的第二天，就接到了王若飞、博古、叶挺等同志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飞机失事牺牲的不幸消息。
在文网十分严密的情况下办一张小报，一方面要争取合法，另一方面还得采用“打游击”的办法。《消息》有发行人（谢易）和编辑人（宋明志、丁北成），有发行所（广东路荣吉里十一号），但没有固定的编辑部。宋明志就是姚溱，丁北成就是方行，而荣吉里十一号的发行所，实际上就是谢易开的一家文具店，没有编辑室，也没有总编辑，所以稿件除姚溱与作者个别联系外，主要是在每周一次在“大三元”聚餐时决定的。经常写文章的有金仲华、胡绳、梅益、姚溱、方行和我，叶圣陶也给这张小刊物写过文章，此外，我们还请周予同、蔡尚思、韩述之、吴祖光等写过文章，我记得，还发表过一篇杨刚从美国寄来的通讯。当时，国民党已经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收买了青年党和民社党，敌伪时期和汪精卫勾结过的青年党头子李璜，又跳出来拥蒋反共，过去一直留在上海的方行找到了一首李璜和汪精卫的唱和诗，于是我就写了一篇短文，把这首诗发表出来，作为青年党叛国的证据，还故意恐吓他说：“本刊藏有不少李某与汪逆来往函件及唱和诗词，这些小丑如继续颠倒是非，兴风作浪，本刊即将继续将此类材料制版发表。”这是一种虚声恫吓，但这之后，李璜、左舜生之流也不敢再公开叫嚣反共了。
这张小刊物也和《救亡日报》一样，撰稿不付稿费，只是由于销路很好，所以一周可以吃一顿丰盛的午餐。姚溱和方行是《消息》的发起人和主持者，但他们都不是有钱的人，这张小刊物是一位名叫贾进者的开明绅士资助了“一根大条”（黄金十两）而办起来的。
王若飞、叶挺等同志的遇难，上海文化界表示十分悲痛，《消息》发表了遇难情况和挽联。夏丐尊先生去世，《消息》也辟了一个悼念专栏。
《消息》从一九四六年四月七日创刊，至五月二十七日被查封，一共出了十四期，历时一个半月，寿命比《建国日报》长得多，除了这是一株“小草”，不太引人注意之外，可能是我们刊登了黄炎培、朱学范的题词也有一点关系。
《消息》被禁之后，像农民失去了土地，于是我只能换了一个黎纬北的笔名，在姜椿芳、林淡秋等办的《时代》上写文章，从一九四六年四五月到同年九月，我大概写过约二十篇杂文和评论，从七月起，几乎每周都写一篇。一九四六年的下半年是很不平静的时期，七月十一日、十五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接连屠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上海文化界人士响应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抗议，一再掀起了反对法西斯特务残杀民主人士的抗议运动。在文化界，由于重庆的大部分文艺工作者陆续回到了上海，他们也在恩来同志的指示下，重新建立了戏剧、电影的阵地，话剧界演出了《捉鬼传》、《升官图》，电影方面则由蔡叔厚、任宗德、夏云瑚三人合股，创办了“昆仑电影公司”。我当时已经得到恩来同志的同意，于七月中旬到了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工作，所以昆仑公司的事主要由阳翰笙同志负责。
十月初，国民党攻占张家口，并悍然下令召开一党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国共谈判破裂已成定局，中共驻各地代表团准备撤退。这时，恩来同志又给了我一个任务，因为抗战胜利后，我们和散处在东南亚一带的文化界人士及爱国侨领们失去了联系，所以要我去新加坡向陈嘉庚先生慰问、致意，并把国内战事形势和我们今后的军事、政治方针向侨领和文化界传达。这样，我就在十月十日从南京回到上海。
在我准备去新加坡之前，发生了一件趣事，记下来作为这一段回忆的结尾。
十月十七日上午，我和乔冠华、龚澎到马思南路周公馆去见恩来同志，因为他们也决定在代表团撤退后去香港工作。恩来同志是九月十二日左右回到上海的，一连几天，分别会见了中外记者和各民主党派人士，向他们揭露了国民党重新发起全面内战的阴谋，表示了中共必能粉碎蒋介石全面进攻的信心，并安排了代表团撤退后的工作。我们谈到中午，打算告别的时候，恩来同志颇有感慨地说：好容易打败了日本，老百姓都想过和平生活，而现在又得打仗了，你们南行，我回延安，可能要几年之后再见面了，说到这里，他忽然提出，我替你们饯行，吃一次上海的大闸蟹。我们当然十分高兴，于是恩来同志就和乔冠华、龚澎、陈家康和我一起到高长兴去吃蟹饮酒，这天恩来同志兴致很好，一口气吃了五只螃蟹。一九八二年我到上海去参观已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思南路周公馆，在保管着的有关情报档案中，偶然看到了下记的一段特务向市公安局的报告：查于今日（十月十七日）下午一时零八分，周恩来偕不知姓名之男子三人及女子一人（并非邓颖超）乘自备汽车第一七三六○号，向北开去，迨开过复兴中路时，中统局人员四人（其中一人姓张，不知其名）亦乘用昨日之汽车（惟将旧车照第二六六五号另换为一二一九三号）跟踪前往，惟于二时左右行经福州路天蟾舞台附近，又被周恩来发觉，即下车质问并欲令中统局人员同至吴市长处判断，惟中统局人员坚决否认为党部人员，并称乃系普通百姓，周氏无法，乃即登车而去。
下面是“谨呈副局长俞、局长宣、分局长赵佩瑾。”具报人是：“第二股股长赵其秋，第二股股员洪大勋”。这件事很有一点喜剧性，它说明了当时反动派对中共驻沪办事处监视之严，也可以看出恩来同志在敌人心目中的威严，和这批特务的懦怯与无耻。
我为了安顿随同《新华日报》同人回到上海的家属，在静安寺路重华新村租了两间房子和胡绳夫妇合住；然后，于十月三十日和潘汉年一起，飞抵香港，当时，正是英国重新接管新加坡时期，所以要拿到入境证非常困难，经过了几个月的奔走，才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和陆浮乘船经西贡抵新加坡。说也很巧，也正是这一天，中共中央撤出了延安。因此，当天晚上，《南侨日报》总编辑胡愈之同志就要我写了一篇关于我军撤出延安后的国内形势的时事述评。
香港《华商报》、《群众》①
一九四一年，在廖承志同志的主持下，我们曾在香港出版过《华商报》，那是一张对开晚报，时间也只出版了八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被迫停刊。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之后不久，一九四五年九月，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派徐迈进和我回上海，分别筹备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和复刊《救亡日报》。但是，由于国民党的种种阻挠，《新华日报》于十月十日复刊，只出版了十五天，也遭到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查禁。于是，党中央、南方局就决定派章汉夫、胡绳、乔冠华、龚澎、廖沫沙、林默涵、范剑涯、邵荃麟等同志到香港，会同广东区党委派出的饶彰风、杨奇等同志，重新建立新的传播据点。后期《华商报》于一九四五年十月间开始筹备，翌年一月四日改为日报复刊，董事长和督印人仍旧是邓文钊，总经理是萨空了，经理是陈东，总编辑是刘思慕，副总编辑是邵宗汉、廖沫沙、杜埃。当时我在上海，没有参与筹备工作，对《华商报》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间，在“法币”猛跌之际，恩来同志要我把一笔现款通过我熟悉的通易信托公司的黄定慧，尽快汇寄给章汉夫同志。同年七月，我到南京梅园新村，恩来同志同意我在谈判破裂后一起去延安。可是九月间，恩来同志知道了陈嘉庚先生已安全回到新加坡之后，决定派我去新加坡了解抗战时期流散在东南亚一带的文化工作者的情况，并向陈嘉庚等爱国侨领转达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向他们通报国共谈判破裂后我党的方针政策。我于十月间和潘汉年一起从上海飞到香港，为了办去新加坡的“入境证”，在香港耽误了四个多月。这时，在香港除了《华商报》之外，还办了一张小型的《正报》（它的前身是东江纵队的机关报《前进报》），由方方同志直接领导。章汉夫、胡绳同志负责的《群众》，乔冠华、龚澎、张彦等同志负责的英文半月刊《今日中国》，都已陆续出版。同时，还创办了有利印务公司和新民主出版社。
据我记忆，这时期的《华商报》比五年前更正规化了，除高天、赵元浩、黄新波、吕剑、华嘉、杨奇、司徒坚……等同志负责日常工作外，还有一个阵容很整齐的社论委员会，它的成员是章汉夫、许涤新、陈此生、乔冠华、刘思慕、廖沫沙、饶彰风、张铁生等。我路经香港时，也参加了社论委员会，并在华嘉主编的副刊上写一些杂文随笔。大家知道，香港是一个藏龙伏虎的地方，战后的政治情况也十分复杂，“惨胜”之后，中国成了“五强”之一，内战也还没有全面展开，所以《华商报》复刊初期，港英当局的态度也还比较“友好”（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港英当局取消新闻检查制度，因此从这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