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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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华商报》，一部分人回乡隐蔽或另谋工作，张敏思、林林则和杜埃一起到菲律宾去参加侨报工作。从三月到五月，大批文化、文艺工作者从重庆、桂林相继撤退到香港，知名人士有茅盾、胡绳、张友渔、韩幽桐、宋之的、戈宝权、胡风、章泯、萧红、胡考等，同时于伶等人也从上海撤退到香港。大批文化人的撤离蒋管区，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华商报》的筹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八日正式出版。当时，组成了一个社务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是编委会，每星期开会一次，讨论的主要是时局问题。据我记忆，对版面之类的问题议论得很少，经理部由邓文钊负责，黎兆芳任经理，张惠通任营业主任。经济方面的事我们这些人就根本不管。反正是“书生办报”，颇有一点“八仙过海”的味道。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每月写几篇社论或时事述评之类的文章，并主持一个通俗性的文艺副刊。这样，和办《救亡日报》比较起来，我肩上的担子就轻得多了。在《华商报》，韬奋也写过不少文章，开社委会的时候，他也积极参加，但是他的工作重点还在《大众生活》。为了要找一位“港绅”或者所谓“太平绅士”来作这份周刊的“督印人”，他花了不少气力。可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样一位“港绅”，居然于无意中得之。关于这件事，茅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当时的香港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特务——蒋记的、汪记的等等，他们要破坏韬奋的活动，自不待言。香港政府自然的不会欢迎韬奋这样一个人来办刊物，不过，既然标榜着“言论自由”，就不好公然不许，而只能在刊物登记的条件上做文章。照那条例，刊物的负责者是发行人，而发行人则须是“港绅”，韬奋当然不能自任发行人去申请登记，而必须另找一位港绅来“合作”，……所谓“有志者事竟成”罢，韬奋终于找到一位发行人了。原来有一位曹先生（他的父亲是所谓“港绅”），早已登记好了要办一个周刊。但因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主编，故而那刊物还没问世。这位曹先生年纪还轻，读过韬奋的著作及其所编的刊物，可以说是对韬奋的道德文章有相当认识、对于韬奋怀着敬佩之心的人。经过第三者的介绍，事情就成功了。
这位曹先生叫曹克安，登记的周刊仍叫《大众生活》。应韬奋之约，我参加了编委会，除韬奋任主编外，编委有千家驹、茅盾、金仲华、乔木（乔冠华）、胡绳和我共七人。《大众生活》和《华商报》紧密合作，在宣传战线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回想起来，在当时当地，《大众生活》的影响可能比《华商报》还大。一是《华商报》初创，而韬奋和《大众生活》在香港和东南亚早已有相当大的影响，因为早在一九三五年，韬奋和胡愈之等就在香港办过《生活日报周刊》；其次是《华商报》除了在政治上廖承志等同志经常有原则性指示外，说得好一点是集体领导，事实上是编委们“各显神通”。而《大众生活》则有韬奋这样一位“主编”，而这位主编又的确抓得很紧。这个刊物雷打不动地每周开一次编委会，讨论时事之外，还要决定下一期的主要内容，并在这个范围内每个编委担任一篇以上的文稿。韬奋的特点是用他特有的精神和品德来团结作者和读者，同时又以科学的管理方法来编辑和经营这份刊物。他不止一次说过，他办刊物的经验是亲自抓“一头一尾”。“头”是社论，“尾”是答读者来信（就是“信箱”和“简复”）。社论绝大部分是经过编委讨论题目后由他亲自执笔的，而他花精力最多的，则是答读者来信。有一次私下谈话，他对我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或多或少是脱离群众的，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要接近群众也不容易，所以我只能从读者来信中摸到一点群众的脉搏。”
《大众生活》是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七日在香港复刊的，比《华商报》晚了四十天。由于韬奋抓得紧，每次编委会上都要“派”任务，分派给我写的主要是“周末笔谈”和散文、随笔，我用的是夏衍和另一个笔名任晦。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时期我在《大众生活》写的文章可能不比在《华商报》上写的少。这一年秋，当《大众生活》登完了茅盾的中篇小说《腐蚀》之后，因为编委中除茅盾外只有我一个算是搞文艺的，于是韬奋就硬要我写一篇连载小说；在我的感觉中，总觉得韬奋要我做的事，是难以推拒的，“打鸭子上架”，于是我写了一生中唯的中篇小说《春寒》。这是一篇很不成熟的作品，小说没有写完，香港就沦陷了，所以《春寒》的后半是我回到内地后才续完的。
到一九四一年六月，也就是希特勒进攻苏联前夕，在香港这个小岛上建立起一个宣传基地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除了《华商报》和《大众生活》之外，茅盾主编的《笔谈》、《文艺阵地》，郁风主编的《耕耘》，张明养主编的《世界知识》，张铁生主编的《青年知识》，马国亮主编的《大地画报》等，都相继出版。由于叶浅予、丁聪、特伟、胡考都到了香港，所以辛辣的漫画不仅经常在进步报刊上发表，而且还打进了《星岛日报》之类的中间偏右的报纸。
《华商报》和《大众生活》先后出版，正值盟军在巴尔干战败，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的前夕。同时，在远东战场，日本为了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 力图制造汪蒋合作，全力谋求结束“中国事变”。因此一报一刊的编委会，势所必然地成了讨论国内国际问题的场所。当时在香港有一张“汪记”日报，不断地向重庆伸出诱降的触角，为此在五月底，韬奋和范长江、金仲华、沈志远、于毅夫、韩幽桐、沈兹九等，联名发表宣言：《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严正指出，只有团结、进步、民主，才能坚持抗战，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在我记忆中，一九四一年可以说是国际形势变化最快的一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两句诗，用在这时候是最适当了。六月下旬，希特勒突然进攻苏联。九月底，德军进逼莫斯科郊区，苏联党政机关东撤。于是，莫斯科会不会失陷？希特勒法西斯军队会不会蹈一八一二年的拿破仑的覆辙？就成了《华商报》编委会议论的中心。这个编委会中有不少国际问题专家，我记得有几次会从下午一直开到深夜，乔冠华和羊枣争论得面红耳赤，其实争论双方都没有实质性的矛盾，一个说莫斯科一定能守住，另一个则说希特勒即使侵占了莫斯科，冬天即将到来，他一定也会被“严寒”这个强敌所挫败。在那个时期，我不仅给《华商报》、《大众生活》写文章，也还在《笔谈》、《文艺阵地》上撰稿。
希特勒的“闪电战”失败，苏德战争出现了胶着状态之后，日美关系就成了大家关注的中心。十月底，东条英机在“翼赞会”发表演讲，说“日美谈判假如不能得到妥协，那么日本就要实践三国同盟的义务”，而日本要求美国妥协的条件，又有一条是迫使美国同意日本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内容实质是蒋汪合流，成立中日联合反共政府）。这样，罗斯福会不会妥协？日军会不会南下？也成了《华商报》编委会上和我们日常谈话的中心。当时我和乔冠华同住在九龙弥敦道山林道口“雄鸡饭店”楼上，为了日美谈判问题，杨刚、胡绳、于伶等同志常常到我们住处来议论。我记得很清楚，十二月一日那天晚上，乔冠华为《大众生活》写了一篇《谈日美谈判》的评论，其中谈到：“日本纵使不能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美日谈判也不会因此寿终正寝，日本更不会马上就发动战争。”对这一意见，我们之间有过争论，只是由于当时罗斯福的态度比较坚决，日本海陆军之间也还有矛盾，所以我们也认为日本还不敢冒失地发动战争。这篇文章发表在十二月六日的《大众生活》新三十号上。可是就在发表后的第三天，八日清晨，我还没有起床，忽然有人猛烈地敲门，我起身开门，进来的爱泼斯坦大声地说：“War（战争）”！原来日本不仅偷袭了珍珠港，而且战火已经波及到了香港。
我和乔冠华匆忙地赶到香港，当天上午，廖承志就召集了紧急会议，工委和文化、新闻界的朋友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上讨论的已经不是日本会不会南侵的问题，而是香港能不能守住，和在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如何应变的问题了。大家分析了形势，认为港英当局可能会抵抗一阵，但是要在这个小岛上长期作战，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讨论的重点就集中在爱国民主人士如何疏散的问题。廖承志同志当机立断，决定立即派人和东江纵队联系，要曾生同志尽快派一支别动队到九龙来协助疏散工作，因为从九龙翻过一座山，就是东江纵队的游击基地。日本飞机已经在九龙投弹，香港可以听到枪炮声，看来港英当局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也没有认真的准备，所以当天就决定《华商报》和《大众生活》要作好停刊的准备。这样，《华商报》于十二月十二日停刊，《大众生活》则在十二月六日的新三十号之后就不再出版，连韬奋同志写的“暂别读者”也未能发表。十二月九日，《华商报》本来已经写好了一篇纪念“一二。九”的社论，临时压了下来，改登了《一致打倒日寇》， 十二日停刊那一天的社论是《团结动员抗拒敌寇》，加了一个副标题是“在香港纪念双十二”。
我从这天早晨离开九龙之后，就一直留在香港。不久，渡轮就停止了。又是一次“倾家荡产”，我在香港置备起来的衣物、书籍，连替换的衣服，也完全丢了。
在炮火声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大约是十二月十二或十三月，一位澳大利亚籍的英国记者贝特兰（他在一九三七年十月，曾在延安访问过毛主席。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向廖承志同志提出，说香港当局想和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负责人会晤，讨论协同保卫港九的问题。这样，下一天，廖承志、乔冠华和我，和香港总督杨慕琦的代表辅政司（忘其名）以及居间人贝特兰，在香港大酒店三楼举行了会谈。我方表示，我东江纵队可以协同驻港英军和加拿大军队保卫港九，但是英方得供应必要的武器弹药（当时提的不过是轻武器）；这位辅政司似乎很诚恳地表示立即向港督报告，尽可能满足我方要求，可是从此之后，就如“泥牛入海”，没有下文。事情是很清楚的，英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知道，港九这块弹丸之地是保不住的，让日本占了，英美联军打败日本之后，日本还得把香港交还给英国，而一旦中共部队进入港九，那么战争结束之后，问题就复杂了。在这一点上，他们的阶级立场是鲜明而坚定的。十八日（？）下午，在日机猛烈轰炸之后不久，廖承志同志在哥罗斯它大酒店楼下大厅，分批分组地会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文化界人士。这时，东江纵队的先遣队已经到达九龙，因此这一天就把撤退方案和途径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决定了撤退时的小分队负责人、行前联系地点以及港九沦陷后的应注意事项，并分发了隐蔽和撤离时必需的经费。人数不少，其中也有一些人和我们关系不深，所以我还记得廖承志以严肃的态度讲的一句话：“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可能会碰到预料之外的险恶环境，那时，如何处理，就只能请你们自己抉择了。”幸亏布置得及时，考虑得周到，同时也亏得东江纵队的一个抢救文化人的突击队及时赶到，和工委取得了联系，所以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正好是“圣诞节”这一天，港督手持白旗向日军投降之后不久，所有和党直接或间接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除诗人林庚白中流弹牺牲外），都陆续安全地撤离了香港。绝大部分人——廖承志、柳亚子、韬奋、茅盾、胡绳、于怜……都是先到东江游击区，然后再经韶关分批回到桂林和重庆；韬奋和范长江则先后经江西、浙江、上海，转到新四军根据地；我和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金仲华、郁风、谢和赓、王莹……等，则是坐小艇经澳门、台山、柳州回到了桂林。对这一段往事，我在一九四二年写过一篇《走险记》，就不再赘述了。
《建国日报》和《消息》半周刊①
抗战胜利后不久，一九四五年九月初的一天凌晨，我在化龙桥《新华日报》看过了当天报纸大样，在编辑室的藤榻上休息了一刻，就下山坐公共汽车到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