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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

夏衍书话-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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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让它当拼盘了。在书简这一辑中,除了“答友人书”一篇在《上海文学》上发表过之外,都是没有发表过的底稿,文责自负,不再征求受信者的同意了。
  一九八三年春(原载《杂碎集》,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九月出版。)
 
 《懒寻旧梦录》自序
                 
  上了年纪,常常会想起过去的往事,这也许是人之常情。
  六十岁以前,偶然碰到中学或大学时期的同学,或者听到来自故乡的消息,也不免会回想起青少年时期的事情,但除了一九三九年写过一篇《旧家的火葬》之外,从来没有写过回忆往事的文章,这主要是我很同意乔冠华的意见:写文章尽可能“少谈自己”。
  我认真地回忆过去,是在一九六六年冬被“监护”之后。我记得很清楚,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专案组”的头目责令我在一星期之内,写出一份从祖宗三代起到“文化大革命”止的“自传体的交代”,我如期写了三万多字。可是交出之后的第三天,就被叫去“问话”,那个穿军装的头目拍着桌子怒吼:“不行,得重新写过,要你写检讨,不准你替自己树碑立传。”我记得这样的“交代”前后写过三四次,后来才懂得,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要从“交代”中找到“外调”的线索,其次是想从前后所写的“交代”中找出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作为继续逼供的突破口。这是一种恶作剧,但这也逼使我比较系统地回忆了过去走过来的足迹。
  在这之前,我从来不失眠,也很少做梦;可是也就在这个时期,一入睡就会做梦,奇怪的是梦见的都是童年时期的旧事,梦见我的母亲,我的姊姊,梦见和我一起在后园捉金龟子的赤脚朋友。每次梦醒之后,总使我感到惊奇,事隔半个多世纪,为什么梦境中的人、事、细节,竟会那样的清晰,那样的详细!我二十岁那一年离开杭州,久矣乎听不到故乡的乡音了,而梦境中听到的,却是纯粹的杭州上城口音。
  当时写“交代”,目的是为了对付专案组的逼供,所以写的只是简单的梗概。那时批斗猛烈,审讯频繁,既不敢说真话,也不能说假话,因为说真话会触怒“革命派”,说假话会株连亲友。全国解放后,我经历过许多次“运动”,可以说已经有了一点“斗争经验”,所以我力求保持清醒,我的对策是宁可写违心的检讨,不暴露真实的思想。
  真正能静下心来追寻一下半个多世纪走过来的足迹,反思一下自己所作所为的是非功过,那是在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之后。从一九七三年三月到一九七五年七月,我有了两年多的独房静思的机会,不是说“吃一堑,长一智”么,我就利用这一“安静”的时期,对我前半生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回顾。这像是一团乱麻,要把它解开和理顺,是不容易的,要对做过的每一件事,写过的每一篇文章,分辨出是非曲直,那就更困难了。任何人都有主观,任何人都会不自觉地替自己辩护,一九六六年夏天被关在文化部附近的大庙,“革命小将”用鞭子逼着我唱那首“我有罪、我有罪”的歌,我无论如何也唱不出口,可是经过了两年多的“游斗”、拳打脚踢、无休止的疲劳审讯,我倒真的觉得自己的过去百无一是,真的是应该“低头认罪”了,这不单是对淫威的屈服,也还有一种思想上的压力,这就是对无上权威的迷信。
  从“交通干校”转移到“秦城监狱”之后,获得了很大的恩典,准许看书了,准许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这时我的右眼已近失明,牢房里光照时间很短,我就利用上午光线较好的时间,选读了马恩全集中的一些有 关哲学和经济学的篇章。在秦城读书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受干扰,可以边读边想,边联系中国的实际。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应该说过去已经读过不止一遍了,而这时候读,边读边联系过去几十年间的实际,才觉得“渐入佳境”,别有一番滋味了。
  可惜这一段“独房静思”的时间太短了,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二日清晨,专案组和监狱负责人突然宣布:“周扬一案可从宽处理”,即日解除“监护”。我感到意外,但我还是冷静地对那个专案组的小头目说:“关了八年半,批斗了几年,要解除监护,得给我一个审查的结论。”对方蛮横地回答说:结论还没有,但可以告诉你,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时,和专案组一起来的对外文委的项明同志对我说,已经通知了你的家属,都在等着你,先回去吧,于是我就拄着双拐离开了秦城。
  和阔别了多年的家人团聚,当然是高兴的,但在当时,大地上的黑云还没有消散,审查还没有结论,“敌我矛盾作内部矛盾处理”,这表明我当时的身份依旧是“从宽处理”的“敌人”。监护是解除了,但“监视”则一直没有解除,我家门口经常有鬼鬼祟祟的人影在巡视,后来有人告诉我,有一个四十年代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人,还向专案组和于会泳的文化部打过关于我的“小报告”。但我还是在压城的夜气中望到了光明,在炎凉的世态中感到了友情的温暖,在我回家的几天之后,首先来看望我的是廖承志和李一氓同志,承志的乐观,一氓的安详,给了我无穷的勇气。廖用两手按住我的肩膀,笑着说:居然还活着,这就好!人间不会永远是冬天。
  春天来得很迟,严冬过去之后又碰上了春寒,一九七六年一月,直接领导过我几十年的周恩来同志去世了。得到了邓颖超同志的关照,我得到了向恩来同志遗体告别的机会。我这个人是铁石心肠,很少流泪,这一天,我不仅流了泪,而且放声大哭了一场。这又使我回想起过去。说实话,要是没有恩来和陈毅同志,我是逃不过一九五七、一九五九、一九六四年这些关卡的,我再一次陷入了沉思。我静下心来读书,读的主要是中国历史和党史。条件比以前好多了,齐燕铭给我弄来了一张内部书刊的购书证,于是我买了不少有关中国革命历史的书,有中国人写的,有外国人写的,有同情中国革命的,也有敌视中国革命的,当然也买了一些过去不想看、不敢看的书,如变节者写的回忆录之类。我没有浪费时间,从“天安门事件”之后到一九七六年秋,我一直闭户读书,从实出发,又回到虚,从看史书出发,又回到了哲学。为了解决一些长期以来想不通的问题,我又读了一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本书我二十年代就读过,后来又不止读过一次,可是现在再读,感受就很不一样了,这本书开始照亮了我的心,从辩证的认识论来回忆自己走过来的道路,才惊觉到我们这些一直以唯物主义者自居的人,原来已经走到了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这就是公式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也就是唯心主义。
  恩格斯说过:“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这里所说的对立物,不就是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么。
  恩格斯不止一次严厉地批评过教条主义,他说:“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不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把这一标签贴上去,以为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快地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这是何 等辛辣的批判啊!从这些名言回想起我们三十年代的那一段历史,这些话不也正是对着我们的批评吗?就在《自然辩证法》这本书中恩格斯还说过:“的确,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我们这些人受到了惩罚,我想,我们民族,党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惩罚。
  一九七七年秋,我鼓起勇气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记得是请万里同志转送的),这样,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恢复了组织关系,也真巧,这正好是我的党龄满五十年的时刻。
  在“文革”中批判我最厉害的是两件事,一件是一九二八年的“革命文学论战”,另一件是一九三五年至抗战前夕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因此,我又认真地回忆和思索了“左翼十年”的往事。对前一个问题,我的立场是站在“创造社”和“太阳社”这一边的,但当时我还不是“文艺工作者”,我没有参加这一场论战,这只要翻阅一下李何林编辑的《中国文艺论战》这一本书就可以查清楚的,而第二个问题,则我是主要的当事人之一。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抗战初期已经有了结论,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这是革命文艺界的内部论争,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本来就不需要我们这些受过惩罚的当事人出来饶舌了。可是一方面“四人帮”遗毒还没有肃清,“文革”之前、之中和之后的许许多多不确切的、乃至有明显倾向性的记述和评论“左翼十年”的文章还在流传,甚至还写进了现代中国文学史教材。那么,为了让青年一代了解三十年代革命文艺运动的真实情况,我们这些来日无多的当事人似乎就有把当时的历史背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具体情况、党内外文艺工作者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等等,尽可能如实地记录下来,供后人研究和评说的责任。“左翼十年”,指的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起至一九三七年抗战为止的十年,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的十年。现在,对于这个时期的国际风云,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斗争的消长起伏,身历其境的人已经不多了。至于在这种复杂情况下领导和参加过“左翼”文化运动的人,潘汉年、钱杏邨、茅盾、冯乃超、成仿吾相继逝世之后,幸存者已屈指可数。因此,在一九八○年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前后,朋友们怂恿我写一点回忆文章,我才动了写一本自传体回忆录的念头。
  有人说我是世纪同龄人,其实,我出生于十九世纪最后的一年,可以说已经是跨世纪了。从一九○○年到现在,八十多年过去了,我这个人很平凡,但我经过的这个时代,实在是太伟大了。我看到过亚洲第一顶王冠的落地,我卷进过五四运动的狂澜,我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我亲眼看到了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我在这个大时代的洪流中蹒跚学步,迷失过方向,摔过跤子,也受到过不尊重辩证法而招致的惩罚。经过回忆和反思,特别是处身在今天这样一个伟大的改革时期,觉得我们这些人有把自己走过来的道路,经受过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供后人参考的必要。亲身经历过的,耳闻目睹过的记述,应该要比转辗传闻和在历次运动中留传下来的“材料”真实一些,但我能够做到的,也只能是“力求”做到而已。上了年纪的人写回忆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主客观各方面的制约:一是记忆力远远不如往年,对几十年前的往事,大事情大概不会记错,具体的细节(时日、地点等等)就难免会有差错;二是“交游零落,只今余几”,过去一起工作过的战友,健在的已经不多,要核实或查对往事,只能从他们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遗著中去寻觅了;三是记事离不开论人,这就还有一个该不该“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问题。这本书是从一九八二年暮春开始动笔的,断断续续地 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这中间动笔写的时间比较少,大概只占三分之一,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搜集和查核各种各样的资料。对此,唐彛⒍【疤啤⒎叫小⒊>怠⒗钭釉啤⒒苹崃值韧景锪宋液艽蟮拿Γ隽瞬簧俚牧Γ幸恍┪易约阂丫遣磺宄氖拢钩心谏郊渭⒉啃曳蛄轿蝗毡九笥迅姨峁┝讼咚骱妥柿希谡饫镂蚁蛩潜硎局孕牡母行弧
  写这本书难度最大的是第四章“左翼十年”,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两次文艺论争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之外,的确也还有一个哪些该“讳”、哪些不该“讳”的问题。这一章写完之后,曾请几位“左联”战友和现代文学史家提过意见,作过几次修改,但就在这个“讳”的问题上,意见很不一致。有的同志说:这些都是陈年旧账了,不说也罢,说了会使当事人(或他们的子女)感到不快;也有人说:你不是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我们歌,我们哭,我们春秋逝去了的贤者”么,明知其有,而加以隐讳,也就是失真。惊涛骇浪的“左翼十年”中,这一类事是不少的,我们对穆木天的误会,就是一个例子。一九三六年九月,郑伯奇和穆木天去看望过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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