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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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她们把自己当作一个人，于是，她们成为新中国的一个成员，成为顶天立地的一个人了。
过去，把太多的时间化费在岩石上的耕耘。一方面也可以说，把太多的时间化费在温室花卉的培植了。不炸毁压在地层上的岩石，作物是不能生根在土里的。把种子播在温室里，得到的收获也不过是用以炫人的一两枝奇花异卉罢了。我们珍重我们民族所产生的俊杰与英雄，这都是民族的光荣和瑰宝，但我们也还觉得假如全民族的文化能够提高这么一分一寸，却是更比一二人的光荣更值得珍重的事情。
路，很远。但不停脚，不就意味着一步步的前进么？山，是一个不可移的象征。但是，当愚公将成功瞩望于他的子子孙孙的时候，不可移的意义不就在这一瞬间消失了么？人类永远拒绝死亡，不合理的一切必然要在永生的人类社会中消失。
一九四四年十月（原载《边鼓集》，美学出版 社一九四四年十月版。）
记《离离草》
五月初开始写这个剧本，今天校改完毕，已经是深冬了，窗外吹着风雪，据说这是重庆罕有的严寒。我没有在北方度过冬天，但很奇妙，一想到北方原野上的积雪，挂在茅檐下的冰柱，炕床，炉火，和紧围在煤油灯下谈话的人们的时候，倒反而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温暖。这些印象，大概是从书本子里得来的吧，但我却明白感到，好像心理上的暖和已经胜过了生理上的冷感。
我生长在江南，在北方所耽的时间和全生涯比较起来几乎是渺不足道，但是出于常情之外，我永远永远地怀念着那一片渺无边际的在风雪中受难的地方。我攀登过金刚山的高峰，凭吊过牡丹江的战迹，在泰山之巅看过日出，在八达岭上听过驼铃，我也曾像一个哑行者似的呆坐过异国情调的哈尔滨的酒馆。我不能忘掉这些地方。但更使我一想起就发生亲切之感的却是那些数不清的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苦难深重的人像。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在一个暑假期内，我曾经在朝鲜、满洲作过一次无目的的旅行，在京城的一条不知名的街上，我看见过一队日本宪兵，为了夸示他们的威武而纵马践踏了整个的菜市。在奉天车站，我目睹过一个日本路警任何一点借口都没有地把一个苦力推下火车急驶中的轨道。而在这种场合，一方面说，我在周围群众脸上看到的可以说是一种没有表情的悲伤，一种没有言语的反抗，而在另一方面，在长期的威压之下，我也看到了为着维持最低最苦的生存，人们也就不知不觉地学会了一种应顺一切压迫和作践的习性。在奉天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一天清晨我听到了一种奇妙的叫卖声音：“Nappa喔，白菜，Kiuri喔，黄瓜！”
Nappa和Kiuri是白菜黄瓜的日本语发音，在中国北方，在二十年前，做小贩的农民也已经不能不为着生活而学会几句日本话了。在最初的霎那，我想，在那些不敢相信自己是主人而只求做一个和平奴隶的人，不敢相信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将眼前的苦难认为命中注定的人，被祖国的官僚军阀遗忘在关外，除出租税劳役之外，永远不会记起他们之存在的那千千万万的蝼蚁般的曾经为人的动物，国家民族之类的概念，也许在他们心中脑里该早已经全不存在了吧。可是，这想法在另一些遭遇中完全地被否定了。那时候，我是一个日本工科大学的学生，在旅行中我穿的日本学生制服，在朝鲜在满洲，为了言语不通，我通常用的也只能是日本言语，在全旅行中，由于这种服装语言的原故，我和我们同胞兄弟以及亲如骨肉的近邻民族之间，造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止一次地酿成了异常险恶的充满了敌意空气。在从釜山到平壤的火车中，一位同座的朝鲜女学生峻烈地拒绝了我对她的谈话，我从她表情中明白地感到；在她眼中，我几乎是一个虎狼一般可怕，毛虫一般可憎的对象。我惭愧当时的钝感，我还以为她的冷若冰霜只是由于少女应有的羞怯。可是，这样的敌意继续了一昼夜之后，当她在我手提箱的名刺上发现了我是一个中国人的时候，她的态度突变了。她告诉我平壤的宿屋，可以找到中国人的地方，还在有意无意之间流露了她对这个远隔了的邻居的向往。她，我记得非常明白，还不过是十五六岁的年纪吧，在她开始懂得世界的时候，那一幕“日韩合并”的血腥悲剧也该早已经是历史上的事件了吧。但，从她那不经意的一憎一喜之间，何等深刻地表露了一个和平民族对侵略者的仇恨！这样的琐事，在今天似乎再没有絮述之必要了，在我们国土的沿江沿海，不也已经有千千万万的妇孺老弱，在无言的敌对中 等待着复仇的时候么？血总比水浓厚一点，法西斯侵略者的一切欺骗，一切怀柔，不是连对一个天真的女孩子都完全失败了么？我想起了无数个敢怒而不敢言的表情，我仿佛听到了千万个被作践者的无声的哭泣，“难道已经忘记我们了么？关里的人呀，已经十多年了，‘九一八’那一年出世的孩子已经进了中学，已经会讲流畅的日本话了！”
从严格的观点上说，“九一八”正是第二次世界战争的开始。可是，十三年以来，从日本法西斯起，里里外外，有多少人不愿意将这惊天动地的武装侵略定义为法西斯性的战争，而只愿轻轻地将它叫做“满洲事变”？在汪精卫秉政，执行着所谓“不扩大方针”，“睦邻政策”的时候，在关外是血海尸山，在关内是遗民泪尽，一年年的过去，在今天，我们之中也许已经有人淡忘了争取到“七七”这一天的经过是如何的九曲三回，千山万水了吧。但，作为一个和东北这块土地这些人民有过爱情的人，将永远不会忘记：即使在战争的日子中，也曾有人一再而三，企图以东北三千万人民的身家性命作为少数人苟安和平的代价。我控诉这些人，我不止一次曾在我的剧作中“勉强地”插入了“九一八”和“东北”这些“非艺术”的使人不愉快的字眼。我懂得感情是一匹难以御制的野马，所以听到东北的口音和提到那些曾经旅行的地名就像被一根鞭子抽打着一个久未愈合的伤口。——这，在我只能说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读到了一些日本人所写的报告和笔记，被束缚的大地在悲叹，在哀诉，在哭泣，被割开了的伤口在排脓，在流血，但，尽管是出于敌人的笔下，这一切由于“满洲”的报告不也表示了这块苦难深重的地方正在生长着新肌与新血么？血在灌溉新芽，他们沉默的战斗以心传心地在激励着整个的民族，我相信，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谁也不会忘记将我们引导到全民抗战的这“最初投掷的一石”和“一粒死了的麦子”的。
人民，是不朽的，人民，是善于抉择的，也只有人民的武装抵抗，是才能使侵略者的军队疾瘫的，白居易说，“野火烧不尽”，那么从那些敌人笔下所记录的材料，不是也已经够使我们远隔的人感到盎然的春意了么？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原载《艺术志》创刊号，一九四五年一月出版。）
《芳草天涯》前记
“你没有写过以恋爱为主题的戏”，朋友们这样对我提议。我承认这个事实，但我不承认这事实出于故意。
现在我打算写了，但我写的恐怕不是甜蜜而是辛酸。
正常的人没有一个能够逃得过恋爱的摆布，但在现时，我们得到的往往是苦酒而不是糖浆。
托尔斯泰说：“人类也曾经历过地震，瘟疫，疾病的恐怖，也曾经历过各种灵魂上的苦闷，可是在过去，现在，未来，无论什么时候，他最苦痛的悲剧，恐怕要算是——床第间的悲剧了。”我同意他的话，但我不像他一般的绝望和悲观。我在他的文字中抹掉“未来”这两个字，因为我相信人类是在进步。
我望着天痴想：要是普天下的每一对男女能够把消费乃至浪费在这一件事情上的精力节约到最小限度，恋爱和家庭变成工作的正号而不再是负号，那世界也许不会停留在今日这个阶段吧。
我是从这个意义上同意托翁的话，而把“现今的”恋爱定义为人类生活中最苦痛的悲剧的。
我谴责自己，我谴责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但是，亲爱的读者，在叙述人生的这些愚蠢和悲愁时，我是带着眼泪的。
一九四五年春
（原载《芳草天涯》，一九四五年十月美学出版社出版。）
《野草》复刊私语
《野草》这本小小的杂志六年前在桂林发刊，那时候也正是光明和黑暗交错的时候，我们明白地看到和感知到了不远的光明，但是我们也无法闭上眼睛不看到眼前的黑暗。是这么一小群不甘沉默而又不肯阿谀的人，于是我们就在绵密的文网中钻寻一个小小的罅隙，曲折迂回，替苦难的人民传达出一些呻吟与咀咒。把自己的身分规定为自然生长的野草而不愿意做点缀沙龙的盆花，这一念就决定了这个小刊物的六年来的运命。春天是践踏，秋天是刈割，冬天又是一把野火，几年的岁月就在这种不断的摧残下面支持过来，一九四三年以后，他们也居然做到了不让我们在地面上抽芽，可是现在，我们不又从瓦砾堆中透生一棵新芽了么？有苦痛就有呻吟，有暴虐就有咀咒，我们不相信暴君们的压制可以使中国人民永远无声。当然，这一次的发苗也不一定保证能够就在大地上滋长，毋宁说，我们预想着今后也随时可以遭受到摧残，但，能够有一个空隙就抽出一支芽来，这不也就表示我们还永远不放弃争斗，这不也就足以使那些“肃清狂”病者永远失望了么？
我们都是清醒的年轻人，所以我们从来就不以这一点微弱的抗拒为满足，有人说现在是原子能的时代了，掌握了这种能的人一举手就可以毁灭一个国家，绝灭千百万人口，那么你们这一点原始性的抗拒和傻劲，不是太可笑么？我们承认，我们的力量是微小而渺不足道的，可是，微小并不等于无，而这六年来的经历，却也使我们相信，这种微弱的抗拒也正在不断的扩大。我们相信人类永生，我们相信人的智慧也一定会支配原子能而决不会让原子能来毁灭整个人类。去年八月间有人预言今后七十年间广岛土地上将不可能再有一棵青草，不是七十年而是七个月之后，原子弹的废墟上不是又长出草来了么？求生的本能迫使最卑微的生物执拗，这执拗的表现就是争斗，而人类就在这种绝望的争斗中继续了生存。
（原载一九四六年十月《野草》复刊号。）
《劫余随笔》前记
自从以写文章作为我的主要的工作和职业以来，数到今年已经整整二十年了。近十年，写得特别多，抗战的八年中，没有一天停过笔，在《救亡日报》的四年间，除剧本外，平均一天总得写一千五百字以上，就形式说，除诗之外，什么东西都写，但说实话，什么也没有写好。文章写多了，常常自己也觉得腻，但回头看一看，自己觉得可安慰的是一直没有生病，一直没有偷懒，也一直没有沾上洁癖而已。
平生最怕被人称作什么什么家，我只想做一个用笔杆为人群服务的记者。写东西尽可能不署名，必须安上一个名字的时候也常常随意用一个笔名，用久了被人认识，就随意再换一个，好在这年头只有笔名不须要化钱。不署名或者不署真名，倒并不是怕负责或者害怕，老实说过去这二十年可怕的年月中，怕用我这个名字的常常是报纸杂志的编者而不是我自己。由于这种缘故，这二十年中，除出印了若干本翻译和十二三本剧本和小说之外，只印过两本杂文：《此时此地集》和《长途》，那还都出于出版者的怂恿。我相信，印出来的部分，数量上最多不过我所写的五分之一。因为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写得最多的是政论，杂文，新闻记事，和用“司马牛”这个笔名写的“三言两语”，和“蚯蚓眼”之类作为“补白”用的东西。写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保留的意见，所以写下印在报上或杂志上之后，就随着时间的经过而很快地忘掉了。
当然，在这些日常写下来的东西里，也偶有一些在当时或事后还可以使我们的敌人受到一点伤害，因此曾经有两次也曾想把它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