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8-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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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等语，见《狂飙》周刊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走到出版界。革革革命及其他》。
〔５〕 “我们思想上的差异本来很甚”等语和下面的“如能得到你的助力”二句，均见高长虹发表于《狂飙》周刊第二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的《通讯。致鲁迅先生》。
〔６〕 “但他说不能做批评”等语及以下四段引语，均见《狂飙》周刊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走到出版界。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
〔７〕 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 见《莽原》半月刊第二十三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后收入《华盖集续编》。
〔８〕 “未名社诸君的创作力”等语及以下三段引语，分别见《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中的《呜呼，现代评论化的莽原半月刊的灰色的态度》、《琐记两则》、《公理与正义的谈话》和《请大家认清界限》。
〔９〕 “正义：我深望彼等觉悟”等语，见《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公理与正义的谈话》。
《绛洞花主》小引〔１〕
《红楼梦》〔２〕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３〕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偏碍。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但在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大约也止能如此；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惟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来拜他的父亲，却令人觉得诧异。
现在，陈君梦韶〔４〕以此书作社会家庭问题剧，自然也无所不可的。先前虽有几篇剧本，却都是为了演者而作，并非为了剧本而作。又都是片段，不足统观全局。《红楼梦散套》具有首尾，然而陈旧了。此本最后出，销熔一切，铸入十四幕中，百余回的一部大书，一览可尽，而神情依然具在；如果排演，当然会更可观。我不知道剧本的作法，但深佩服作者的熟于情节，妙于剪裁。灯下读完，僭为短引云尔。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鲁迅记于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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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
《绛洞花主》，陈梦韶根据小说《红楼梦》改编的剧本，共十五幕。
绛洞花主，贾宝玉的别号，见《红楼梦》第三十七回。
〔２〕 《红楼梦》 长篇小说，清代曹雪芹著，通行本一二○回。
后四十回一般认为系高鹗续作。
〔３〕 关于《红楼梦》的命意，旧时有各种看法。清代张新之在《石头记读法》中说，《红楼梦》“全书无非《易》道也”。清代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中说，“《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清代花月痴人在《红楼幻梦序》中说：“《红楼梦》何书也？余答曰：情书也”。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说：“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清代“索隐派”的张维屏在《国朝诗人征略二编》中说它写“故相明珠家事”，王梦阮、沈瓶庵在《〈红楼梦〉索隐》中则说它写“清世祖与董小宛事”。
〔４〕 陈梦韶 名敦仁，福建同安人，当时是厦门大学学生。
新的世故〔１〕
一 “普通的批评看去像广告”〔２〕
“批评工作的开始。所批评的作品，现在也大概举出几
种如下：——
《女神》《呐喊》《超人》《彷徨》《沉沦》《故乡》《三
个叛逆的女性》《飘渺的梦》《落叶》《荆棘》《咖啡店之一夜》《野草》《雨天的书
》《心的探险》此项文字都只在《狂飙周刊》上发表，现在也说不定几期可发表几篇，一切都决于我的时间的分配。“〔３〕二 ”这里的广告却是批评“？
他的以虚无为实有，而又反抗这实有的精悍苦痛的战叫，尽量地吐露着。鲁迅选并画封面。“〔４〕伐异：”我早看过译出的一部分《察拉图斯德拉如是说》和一本《工人绥惠略夫》。“
三 “幽默与批评的冲突”〔５〕
兰！……〔６〕幽默：前清的世故老人纪晓岚〔７〕的笔记里有一段故事，一个人想自杀，各种鬼便闻风而至，求作替代。缢鬼劝他上吊，溺鬼劝他投池，刀伤鬼劝他自刎。四面拖曳，又互相争持，闹得不可开交。那人先是左不是，右不是，后来晨鸡一叫，鬼们都一哄而散，他到底没有死成，仔细一想，索性不自杀了。
批评：唉，唉，我真不能不叹人心之死尽矣。〔８〕
四新时代的月令
十一月，“思想界先驱者”化为“绊脚石”。
传曰：先驱云者，鞭之使冲锋，所谓“他是受了人的帮助”也。不受“帮助”，于是“绊”矣。脚者，所谓“我们”
之脚，非他们之脚也。其化在十二月，而云十一月者何，倒填年月也。
五世故与绊脚石
石：不管。被做广告，由来久矣。
世故：那么，又做了背广告的“先驱者”了。
石：不，有时也“绊脚”的。
六 新旧时代和新时代间的冲突旧时代：我是前辈，所以公理在我这里。
新时代：须知年龄尊卑，是乃父乃祖们的因袭思想，在新的时代是最大的阻碍物。
七希望与科学的冲突
希望：勿蝎子撩尾以中伤青年作者的毫兴也。
科学：“生存竞争，天演公例”，是彪门书局出版的一本
课本上就有的。〔９〕八 给………………〔１０〕不见面时一战。
在厦门的鲁迅，说在湖北的郭沫若骄傲，还说了好几回，在北京。
倘不信，有科学的耳朵为证。
但到上海才记起来了，真不能不早叹人心之死尽矣！
幸而新发见了近地的蔡孑民先生之雅量和周建人先生为科学作战。
九 自由批评家走不到的出版界十 忽而“认清界限”
以上也许近乎“蝎子撩尾”。倘是蝎子，要它不撩尾，“希望”是不行的，正如希望我之到所谓“我们的新时代”去一样，惟一的战略是打杀。
不过打的时候，须有说它要螫我，它是异类的小勇气。倘若它要螫“公理”和“正义”
，所以打，那就是还未组织成功的科学家的话，在旧时代尚且要觉得有些支离。
知其故而言其理，极简单的：争夺一个《莽原》〔１２〕；或者，《狂飙》〔１３〕代了《莽原》。仍旧是天无二日，惟我独尊的酋长思想。不过“新时代的青年作者”却又似乎深恶痛疾这思想，而偏从别人的“心”里面看出来。我做了一篇《论他妈的》是真的，“论”而已矣，并不说这话是我所发明，现在却又在力争这发明的荣誉了。〔１４〕因为稿件的纠葛〔１５〕，先前我曾主张将《莽原》半月刊停止或改名；现在却不这样了，还是办下去，内容也像第一年一样。也并没有作什么“运动”〔１６〕的豪兴，不过是有人做，有人译，便印出来，给要看的人看，不要看的自然会不看它，以前的印《乌合丛书》〔１７〕也是这意思。
创作翻译和批评，我没有研究过等次，但我都给以相当的尊重。对于常被奚落的翻译和介绍，也不轻视，反以为力量是非同小可的。我译了几种书，就会有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出现，倘译一部世界史，不就会有许多拟中外古今的大人物猬集一堂么。但我想不干这件事。
否则，拿破仑要我帮同打仗，秦始皇要我帮同烧书，科仑布拉去旅行，梅特涅〔１８〕加以压制，一个人撕得粉碎了。跟了一面，其余的英雄们又要造谣。
创作难，翻译也不易。批评，我不知道怎样，自己是不会做，却也不“希望”别人不做。大叫科学，斥人不懂科学，不就是科学；翻印几张外国画片，不就是新艺术，这是显而易见的。称为批评，不知道可能就是批评，做点杂感尚且支离，则伟大的工作也不难推见。“听见他怎么说”，“他‘希望’怎样”，“他‘想’怎样”，“他脸色怎样”，……还不如做自由新闻罢。
不过这也近乎蝎子撩尾，不多谈；但也不要紧。尼采先生说过，大毒使人死，小毒是使人舒服的。〔１９〕最无聊的倒是缠不清。我不想螫死谁，也不想绊某一只脚，如果躺在大路上，阻了谁的路了，情愿力疾爬开，而且从速。但倘若我并不躺在大路上，而偏有人绕到我背后，忽然用作前驱，忽然斥为绊脚，那可真是“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有些知其故而不欲言其理了。
本来隐姓埋名的躲着，未曾登报招贤，也没有奔走求友，而终于被人查出，并且来访了。据“世故”所训示：青年们说，不见，是摆架子。于是乎见。有的是一见而去了；有的是提出各种要求，见我无能为力而去了；有的是不过谈谈闲天；有的是播弄一点是非；有的是不过要一点物质上的补助；有的却这样那样，纠缠不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硬要将我造成合于他的胃口的人物。从此我就添了一门新功课，除陪客之外，投稿，看稿，绍介，写回信，催稿费，编辑，校对。
但我毫无不平，有时简直一面吃药，一面做事，就是长虹所笑为“身心交病”的时候。
我自甘这样用去若干生命，不但不以生命来放阎王债，想收得重大的利息，而且毫不希望一点报偿。有人要我做一回踏脚而升到什么地方去，也可以的，只希望不要踏不完，又不许别人踏。
然而人究竟不是一块踏脚石或绊脚石，要动转，要睡觉的；又有个性，不能适合各个访问者的胃口。因此，凡有人要我代说他所要说的话，攻击他所敌视的人的时候，我常说，我不会批评，我只能说自己的话，我是党同伐异的。的确，我还没有寻到公理或正义。就是去年的和章士钊闹，我何尝说是自己放出批评的眼光，环顾中国，比量是非，断定他是阻碍新文化的罪魁祸首，于是啸聚义师，厉兵秣马，天戈直指，将以澄清天下也哉？不过意见和利害，彼此不同，又适值在狭路上遇见，挥了几拳而已。所以，我就不挂什么“公理正义”，什么“批评”的金字招牌。那时，以我为是者我辈，以章为是者章辈；即自称公正的中立的批评之流，在我看来，也是以我为是者我辈，以章为是者章辈。其余一切等等，照此类推。
再说一遍：我乃党同而伐异，“济私”而不“假公”，零卖气力而不全做牺牲，敢卖自己而不卖朋友，以为这样也好者不妨往来，以为不行者无须劳驾；也不收策略的同情，更不要人布施什么忠诚的友谊，简简单单，如此而已。
至于被利用呢，倒也无妨。有些人看见这字面，就面红耳赤，觉得扫了豪兴了，我却并不以为有这样坏。说得好看一点，就是“帮助”。文字上这样的玩艺儿是颇多的。“互相利用”也可以说“互助”：“妥协”，“调和”，都不好看，说“让步”就冠冕。但现在姑且称为帮助罢。叫我个人帮一点忙，是可以的，就是利用，也毫无反感；只是不要间接涉及别的人。八月底我到上海，看见狂飙社广告，连《未名丛刊》〔２０〕和《乌合丛书》都算作“狂飙运动”的工作了。我颇诧异，说：
这广告大约是长虹登的罢，连《未名》和《乌合》都拉扯上，未免太会利用别个了，不应当的。因为这两种书，是只因由我编印，要用相似的形式，所以立了一个名目，书的著者译者，是不但并不互相认识，有几个我也只见过两三回。我不能骗取了他们的稿子，合成丛书，私自贩卖给别一个团体。
接着，在北京的《莽原》的投稿的纠葛发生了，在上海的长虹便发表一封公开信，要在厦门的我说一句话。这是只要有一点常识，就知道无从说起的，我并非千里眼，怎能见得这么远。我沉默着。但我也想将《莽原》停刊或别出。然而青年作家的豪兴是喷泉一般的，不久，在长虹的笔下，经我译过他那作品的厨川白村〔２１〕便先变了灰色，我是从“思想深刻”一直掉到只有“世故”，而且说是去年已经看出，不说坦白的话了。原来我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