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普尔自传 作者:卡尔·波普尔-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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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在我摈弃历史决定论以后，我还做了几年社会主义者；并且如果社会主义有可能与个人自由相结合，那么我仍然是个传统的社会主义者。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过着一种朴素、简单而自由的生活更好的了。我花了一些时间才认识到这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梦想；自由比平等更重要；认识到试图实现平等就会使自由受到危险；如果丧失了自由，那么在不自由者当中甚至不可能有平等。

　　与历史决定论的邂逅是我智力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它给了我许多永远忘不了的教训。它教给了我苏格拉底的名言：“我知道我一无所知。”它使我成为一个可错论者，它使我铭记智力上谦虚的价值；并且它使我清楚地意识到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之间的区别。与这个邂逅相比，我与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个人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有些类似模式的邂逅——大约是同时发生的（都发生在1919年）——的重要性就比较次要了。

　　回顾那年我惊奇地感到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影响一个人智力发展的事情竟会如此之多。因为在同时我知道爱因斯坦，这对我思想的影响成为支配性的。从长远来看，也许是所有影响中最重要的。1919年5月，爱因斯坦关于日食的预言被两个英国探测队成功地验证了。由于这些验证，一个新的引力理论和一门新的宇宙学，不仅仅作为一种可能性，而且作为对牛顿引力理论的一次真正的改革——更好地接近真理——突然出现了。

　　爱因斯坦在维也纳作了一次讲演，我聆听了这次讲演；但是我只记得我感到眼花缭乱。这件事完全超出我的理解力以外。我一直受到一种把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电动力学作为不容置疑的真理一并接受的气氛的熏陶。甚至马赫在他的《力学的科学》一书中虽然批判了牛顿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理论，但还是保留了牛顿定律——包括惯性定律，他为这个定律提供了一个新的引人入胜的阐释。他尽管考虑到一种非牛顿理论的可能性，但却认为在我们开始着手这种理论之前，必须等待新的经验，而这种新经验也许会来自新物理学或天文学关于空间区域的知识，那种空间区域中容纳了比我们太阳系中所能发现的更迅速更复杂的运动。赫兹的力学除了对它的描述以外，也没有背离牛顿力学。

　　对牛顿力学真理性的一般假定当然是它的惊人成功的结果，海王星的发现是成功的顶点。这个成功给人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因为（正如我后来说的）牛顿力学反复地纠正了它打算说明的经验材料。然而尽管如此，爱因斯坦还是设法提出了一个真正可供选择的理论，并且看来是一个更好的理论，而并没有去等待新的经验。像牛顿自己一样，他在我们太阳系内（和太阳系外）预见到了一些新的效应。并且其中某些预见在检验时，已证明是成功的。

　　幸运的是，一位出色的学数学的年轻学生马克斯·艾尔斯坦向我介绍了这些思想，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于1922年去世，死的时候只有21岁。他不是一个实证主义者（爱因斯坦在那时和后来几年是一个实证主义者），所以他强调爱因斯坦理论的客观方面：场论的探讨；电动力学、力学以及它们的新联系；关于新宇宙学的惊人的思想——一个有限而又无边的宇宙。他把我的注意力引向这样一个事实，即：爱因斯坦自己把牛顿理论看作非常接近事实的理论，是支持他的理论的一个重要证据；而且爱因斯坦虽然确信他的理论比牛顿理论更接近事实，但他把自己的理论仅仅看作是走向更普遍的理论的一步；而且甚至在日食的观察之前，赫尔曼·韦尔就已经出版了一本书（《空间、时间、物质》，1918年德文版），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比爱因斯坦的理论更普遍、更包罗万象的理论。

　　无疑，爱因斯坦把这一切，特别是自己的理论都铭记在心，因为他在另一处写道：“任何物理理论都不会获得比这更好的命运了。即一个理论本身指出创立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论的道路，而在这个更为全面的理论中，原来的理论作为一个极限情况继续存在一下去。”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爱因斯坦本人的明确的陈述：如果他的理论在某此检验中遭受失败，那么他就认为他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例如，他因此写道：“如果由于引力势的光谱线红移不存在的话，那么广义相对论就站不住脚。”

　　这种态度与弗洛伊德、阿德勒的教条态度绝然不同，与他们追随者的教条态度就更不同了。爱因斯坦那时正在寻找判决性实验，判决性实验与他的预见一致根本不会证实他的理论；而不一致的话，正如他第一个强调的，会表明他的理论站不住脚。

　　我感到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它与那种经常声称要为他喜爱的理论寻找“证实”的教条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于1919年未，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科学的态度就是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并不去寻找证实，而是去寻找判决性的检验；这些检验能反驳被检验的理论，虽然这些检验决不能证实它。


　　






无尽的探索9．早期的研究






9．早期的研究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年对我的大多数朋友以及我自己来说都是冷酷无情的，但却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期。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高兴。我们大多数人既无前途又无计划。我们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内战是这个国家特有的地方性流行病，不时地突然爆发。我们常常是消沉的、沮丧的、厌烦的。但找们正在学习，我们的思想是活跃的，并且在成长中。我们贪婪地阅读，博览群书；辩论，改变我们的见解，研究，去粗取精，思考。我们听音乐，去美丽的奥地利山中徒步旅行，同时梦想有一个更好、更健康、更朴素、更诚实的世界。

　　在1919年至1920年的冬大，我离家去一个由学生们改建而成的极其简陋的学生之家居住，那罗原是一个被废弃的军医院的一部分。我想自力更生，并且想不再成为父亲的负担，父亲早已年逾六旬了。他在战后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中花去了所有的积蓄。我父母本来希望我能呆在家里。

　　我以前一直在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儿童指导诊疗所做一些无报酬的工作，而现在我正做着其他一些几乎没有报酬的零工。其中有些工作是艰苦的（筑路）。但是我也辅导一些十分慷慨的美国大学生。我的需求非常少：没有多少可吃的，我不抽烟也不喝酒。惟一的必需品是买几张有时难以弄到手的音乐会的门票。虽然门票是便宜的（如果是站票的话），但是多年来门票几乎是每天的开支。

　　在大学里我选听各种科目：历史、文学、心理学、哲学甚至医学院的课。但是不久我就放弃了听课，除了数学和理论物理学那些课外。那时，这所大学有着最杰出的教师，但是读他们的书所得的体会要比听他们的课多得多。（研究班的课是专为高年级学生开的。）通过阅读《纯粹理性批判》和《绪论》，我也开始闯出了我的路。

　　只有数学系的课才真正是饶有趣味的。那时候的教授是威丁格、富尔韦恩格勒和汉斯·哈恩。这三位都是享有世界盛名的有创见的数学家。系里传说威丁格是他们三个中最伟大的天才，但我觉得难以理解。富尔韦恩格勒在头脑清楚和对其科目（代数、数论）的精通上是令人惊异的。但是我大部分知识是向汉斯·哈恩学的。他的讲课达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的完美无缺的程度。他的每一次讲课都是一件艺术品：逻辑结构鲜明突出；一字不多；纯净无瑕；语言优美而文明。上课的题目以及有时讨论的问题是用激动人心的历史概述作为引子。虽然由于尽善尽美而有点孤芳自赏，但一切都是生气勃勃的。

　　还有多采恩特·海利，他讲授概率论，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理查德·冯·米塞斯的名字。后来从德国来了一位非常年轻而可爱的教授库尔特·雷德迈斯特，他呆的时间不长；我去听他的张量代数课。所有这些人——也许除了雷德迈斯特外，他是不喜欢有人插话的——都是受人崇拜的。他们的才华远远超出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在教授和没有资格做哲学博士论文的学生之间是没有接触的。我既没有一点点雄心，也没有希望去结识他们。我决没有想到后来我能直接结识哈恩、海利、冯·米塞斯和教过理论物理学的汉斯·梯尔林。

　　我研究数学只是因为我要学习，并且我想在数学方面我会学到一些有关真理的标准；也是因为我对理论物理学有兴趣。数学是一个庞大而困难的科目，如果我曾想到要成为一个专业数学家的话，我可能早就泄气了。但是我没有这种雄心壮志。如果我想到未来的话，我梦想有一天能建立一所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年轻人能学而不厌，鼓励他们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在这所学校里，不必去听那些没有人提问的多余解答；而人们也不是为了通过考试才去学习。

　　我于1922年作为同等学历通过了我的“考试”，如果我连续上学的话，那么我就该早一年通过了。但是这个试验值得我“失去的”那一年。我现在终于完全成为一个有学籍的大学生了。两年后我在一所师范学院通过了第二次“考试”，这使我取得了在小学任教的资格。我是在学做家具木匠的时候进行这次考试的。后来我又获得在中学教数学、物理和化学课的资格。然而对教师来说是找不到工作的，在我结束家具木匠的学徒生涯后，正如我已提到过的，我成了一个负责照顾孤儿的社会工作者（保育员）。

　　在这个时期的早期，我进一步发展了关于科学理论（如爱因斯坦的理论）与伪科学理论（加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理论）之间分界的思想。我已经明白：使一个理论或一个陈述成为科学的是它拒绝或排除一些可能事件发生的能力——禁止或阻止这些事件发生的能力。因此，一个理论禁止得越多，它告诉我们的就越多。

　　虽然这个思想是和一个理论的“信息内容”的思想密切联系的，并且概括了后者的思想，但是在那时我没有使它发展得超过这一点。然而我非常关心教条思维及其与批判思维的关系问题。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我看作前科学的教条思维是批判思维成为可能所需的一个阶段。批判思维必须有在它以前就存在的要批判的东西，而我认为它必定是教条思维的结果

　　这里我将就分界问题和我的解答再说几句话。

　　（1）正如我最先想到的一样，分界问题不是区分科学和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区分科学和伪科学的问题。我在那时对形而上学丝毫不感兴趣。只是在后来才把我的“分界标准”扩展到形而上学。

　　（2）这就是我在1919年的主要思想。如果有人提出一个科学的理论。那么他就应该像爱因斯坦所做的那样回答这个问题：“在什么条件下我会承认我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换言之，我会承认哪些可设想的事实是对我的理论的反驳或否证”？

　　（3）我曾对这样的事实感到震惊，即历史决定论者（他们声称他们是社会科学家）和各种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家都能把任何可设想的事件解释为对他们理论的证实。这与我的分界标准一起使我得到以下观点：只有作为反驳而不成功的尝试性反驳才算得上是“证实”。

　　（4）我仍然坚持（2）。但是当稍后我试验性地引入了一个理论的可否证性（或可检验性或可反驳性）作为分界标准的思想时，我立即发现每一个理论对于批判都能“免疫”（这个绝妙的术语应归功于汉斯·阿尔伯特）。如果我们允许这种免疫，那么每一个理论都是不可否证的，因此我们必须至少排除一些免疫。

　　另一方面我也认识到我们不必排除一切免疫，甚至不必排除一切引入特设性辅助假说的免疫。例如，观察到的天王星的运动可能被认为是对牛顿理论的否证。反之，一颗外层行星的辅助假说是特设地引入的，因此使理论免疫。这样做的结果是幸运的；因为这个辅助假说是一种可检验的假说，即使是难以检验的，而它成功地经受住了检验。

　　所有这一切不仅表明某种程度的教条主义甚至在科学方面是有成果的，而且表明从逻辑上说，可否证性或可检验性不能被认为是一个截然分明的标准。后来，在《研究的逻辑》中，我非常充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引入了可检验性程度，而可检验性程度原来与内容（的程度）有密切联系，并且是惊人地富有成果：增加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