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移民女人的挣扎与遭遇:你来我走-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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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切尔一屁股坐在沙发上：“Ginger，你说这沙发上是不是坐过毛主席的屁股？”
一家出版社的社长前呼后拥地进来了。图书展上已经和他们见了面，今天想进一步聊一下合作版权的事宜。
库切尔神采奕奕地说：“我们去年发行的一套丛书取得了很好的业绩，首发就是五千册。”
社长听了后笑着摇了摇头对我说：“你告诉他，五千册也值得说，我们随便一本书一发就是五万册。发得好的，一年再版好几次呢。”
库切尔一听又说：“我们今年在天虹体育馆做了一个新书推广活动，场面浩大，来了一万个学生。”
社长又是摇头，他没有心思再和他比下去了，毕竟人口在那儿呢。一个北京的人口就等于半个加拿大，随便一煽乎就是几万人。
社长换了话题说：“帮我问一下他们一个选题多长时间能发行出来。”
库切尔说：“整个过程要两到三年，我们要把握每一个环节的质量。”
这在加拿大的确很正常。
“不会吧？简直是太慢了，在中国这样做下去，市场都没了。我们一个选题从提案到成书出来少则两三个月，多也就五六个月。”社长说，“你告诉他，我们社正在搞改革，实行编辑负责制。一个选题不再是分配制，而是公平竞争。每个人提出自己的推广方案，评委投票选举。这还不完，中标的编辑把所有落选人的精彩之处融会到最终的方案中，这样的方案就是最棒的，最具竞争力的方案……”
不知道是不是我翻译得不好，没有把社长的精髓说到位， 库切尔不但没有赞赏反而问我：“为什么要把别人的想法加到一个人的身上呢？这不是抄袭别人的劳动吗？怎么是改革。我们是永远永远不会这样做的，这样做不尊重别人的劳动。”
我不好说什么，只和社长说在加拿大没有这样的改革。
从新红资俱乐部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胡同里多了很多乘凉的人，搬着小马扎坐在树下。有几个老头儿在路灯下支起了一盘棋，你将我杀地好不热闹。库切尔驻足看了会儿相棋，一个老头儿司空见惯地问：“您哪儿来的呀？”库切尔操着刚学的几句不熟练的普通话说：“我…不系——米国银，我——系——加拿大银，我——系——你们的朋友！”
第64节：你来我走（64）
44。北京的夜色
我一屁股坐进了出租车，司机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鸡”……
什刹海的每一家酒吧都充满了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气氛。走的那年，什刹海两边还只是浪漫野情人谈情说爱的僻静首选。这才几年工夫，北京的夜色都留给了什刹海，密密麻麻的酒吧，穿梭的木船，穿着吊带裙的北京小妞儿……北京的夜晚让我们有了想像的空间，时尚和传统在这里交融，古朴和诱惑在这里交织……
夜已经深了，我和库切尔坐进了银锭桥胡同的“烈火麒麟”酒吧。橘黄色的路灯下，人影恍惚地从四面八方涌来。登三轮车的故意把车铃按得“丁当”作响；卖莲蓬的胖妞儿挎着篮子吆喝着；桥那边飘来油炸臭豆腐的香味儿；湖面上飘来没魂儿的二胡声；外国友人的闪光灯闪得比月光还亮……
我和库切尔趴在二楼天井的栏杆上，俯视着下面的市井，聆听着遗失了许多年的嘈杂，多伦多是安静的，推开窗户，住家的灯火像墓地上的鬼火一样散落着，四下里静悄悄的像个大农村。以前所憎恨的喧嚣在多年之后竟觉得亲切入耳，恨不得装进瓶子带回去。
柳树下，月光中，小桥旁，库切尔的话多了起来。
“看看，多伦多哪里能看到这景致。我喜欢走在柳树下，前后左右地围着中国人，肩并肩地走着，听着他们唧唧喳喳的，就像在《十七岁的单车》电影里看到的一样。你听说过这种说法吧，多伦多和纽约比起来，多伦多是nothing（什么都不是）；纽约和北京比起来，我看也是nothing。”库切尔刚发表完一通演说，柳树配圆月的风景又勾起了他对往昔浪漫时光的回忆。他从小学时仰慕的女孩儿一直讲到了他现在的老婆，一股脑儿在什刹海的夜色中倒了出来。
后海真是摆张桌子就挣钱的地方，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膨胀到极点的欢乐气氛。坐在这里，根本感受不到有工人在下岗，打工的人拿不到工钱。我曾试图着去寻找亚当的那扇门，视线却迷失在后海密密麻麻的酒吧中，四合院都是翻新过的，满眼都是灯红酒绿，不要说二层的小楼了，三层都快盖出来了，哪里还有那门的踪影。
盛在金边儿小杯中的热咖啡端上来的时候，库切尔显然有些失望，这杯价格精彩的咖啡在一个喝咖啡王国的人眼中简直就是一杯“boiling water（白开水）”。我没有点咖啡，点了一听可乐倒在玻璃杯中，一边倒一边对服务生说：“你们酒吧的饮料真贵呀。这可乐外面也就一块多，到了这儿就要十五元一杯。”
第65节：你来我走（65）
“不贵呀，酒吧嘛都是这个价钱。你们是从国外回来的吧？”一个声音从邻近的桌子传来。我侧头一看，烛光下，对面桌的两个女孩看上去最多不过二十二三岁，从上半身就可以看出两人的身高悬殊很大，一个瘦高，一个矮胖。如果酒吧屋顶的老式电扇这时掉下来，她们俩肯定是一死一伤。我友好地点了点头。高个儿女孩略带讽刺地说：“那还消费不起？我们都没说贵。这地方我们常来也没说过贵，你们从国外回来倒嫌起贵了。”我一时语塞，却也无心和她们争什么。那两个女孩儿一见开了话头儿，转头用生硬的英语和库切尔攀谈起来，大大方方地要着库切尔的E－mail和酒店电话，嘱咐了好几遍回头联系。我在一旁默默地喝着高价的可乐。看着她们两个充满稚嫩的脸，我实在不愿意把她们往“小姐”上联想，但听到她们滑稽的英文，看到她们不合时宜的打情骂俏，又无法把她们和正规大学的学生联系起来。听说现在很多英语口语班中，学习特努力的不是秀水街练摊儿的就是酒吧陪酒的，可谓学以致用。两个女孩儿英文说不通了，又改用中文调侃着，一颦一笑都是表演给库切尔看的。库切尔的脸上充满了迷茫和困惑，只笑不答地坐在那里看她们。我在他脸上看到了我在多伦多听他们讲笑话的表情：尴尬，无助，而又无可奈何地必须听下去。这两个女孩子也真没眼力价儿，也不看看库切尔一头的灰白发。这个年纪肯定不会是单身。几年没回来，发现国内的女孩子交友的观念已经超过了西方国家，没有人在乎认真不认真，结婚没结婚。相比之下，库切尔这个来自西方社会的人倒显得保守而谨慎。他在一旁悄悄对我说：“就算我没有结婚，我一个五十岁的人和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在一起能有什么好结果。”
记得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加拿大朋友曾经和我说过，北京越来越成为外国人喜欢的国际化大都市。在北京，甭管你是从世界哪个犄角旮旯来的人，甭管你多黑多白，都有姑娘追。怪不得多伦多的华人网上说，尽管移民来了加拿大都不满意，但加拿大大使馆的门口还是有很多女孩子等在那里，一看有年轻男士办完了签证的出来就上来攀谈，寻找各种机会，目的就是想出去。没结婚的就想和你马上结婚，结婚的就让你带张玉照出去给身边的朋友。
从什刹海出来，库切尔仍然兴致不减，一定要去做足底按摩。我打了电话问朋友，找了一家比较正规的足底按摩院。别说，我还是头一次来按摩院。这种地方以前并不十分流行，因为去按摩院的人常常被怀疑是“坏人”，如今这按摩院已经成了大众化的保健院。往宽大的沙发里一躺，双脚往浸满草药的木盆里一放，一股温热的感觉从足心一直沁到头顶。在多伦多是不敢享受这份“奢侈”的，八十加币一小时不说，还要另给小费和加税，一天的工资都给了他们，不知道谁伺候谁。
第66节：你来我走（66）
温热的水汽夹着草药味让我隐隐想睡，有美容师走过来替我按摩头部，背景响起轻柔的乐曲。洁面，去死皮，敷面膜，除去鼻子上的黑头，精华素导入……被人伺候的感觉就是舒服。朦胧中想起刚到多伦多的时候，在L。I。N。C。班里遇到一个从内陆小城市来的女人，那个城市有多小，我不知道，反正在我有限的地理知识里没有听说过那个城市。她的口头禅就是：加拿大太好了，实在太好了！我就问她加拿大哪里好？她说：“一开水龙头就有热水还不好？”我的鼻子差点儿没气歪。几年前演《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说这话还有共鸣，什么时代了，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春风早就吹遍祖国大地了，对幸福的理解还停留在这个水平上真让我惊讶。如今回来，不要说她，连我自己都觉得出去了一圈反而土了。按摩院里装修得富丽堂皇，按摩师和美容师轻声细语，还不收小费。看看现在的北京人，家里洗澡洗腻了，非要花钱出来让别人帮你洗脚。看看隔壁VIP包间里的客人，挺着将军肚，鼻涕还没擦干净呢，电话上口气大得不得了：“王总呀，今年我们上的这个地产项目不错，好好发展一下核心生产力，争取丫的明年整个一两亿……”
做足底的姑娘都是从乡下来的，个子小小的。做之前，她拿来一件浴衣让库切尔换上。库切尔一脱上衣，露出毛茸茸的前胸和后背，小姑娘看了一下，笑了：“现在我相信我爸爸的话了：人是从猴子变来的。”
小姑娘在他的脚上裹了白毛巾，小手熟练地揉搓起来，一边揉一边说：“这么大的脚，应该收两倍钱了。”
“你知道吗，你很幸运，我的脚除了我太太摸过以外，没有别人碰过。”库切尔笑着说。
小姑娘也不示弱；“那我今天摸了您的脚了，您带我去加拿大吧。”
“Oh， 那我得要先问问我太太。”库切尔说。
“到了加拿大您不用给我买别的，就给我买辆悍马吧。”小姑娘说。
“悍马是什么？” 库切尔问我。
“就是Hummer，现在是中国有钱阶级的标志。Hummer在加拿大也是很贵的车，电影里抢银行的都开那个。”我说。
“我是加拿大人吗？怎么连悍马都不知道？” 库切尔手一摊说。
从按摩院出来的时候，感觉脱胎换骨了似的，在多伦多待的几年老筋都被抻开了。已经十二点了，我打车送库切尔回了酒店。这一天下来比上班还累，酒店大堂依然灯火通明，照得我只好又强打起精神。
第67节：你来我走（67）
和库切尔吻别后，我走出酒店，没看到一辆出租车。库切尔很绅士地跟了出来，送我到街对面等出租车，他坚持要等我安全上车才能离开。一辆红色的富康“哧”的一声停在我面前，上车前库切尔又用他那法国式的拥抱和亲吻向我告别。我一屁股坐进了出租车，司机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鸡”，故意拉长了腔调说：“下——一站您去哪儿啊？小——姐。”也不怪他乱想。一个年轻女子，穿着短裙，深更半夜和一个白人老外吻别在高档酒店门口，是有点让人浮想联翩的。
一路上我没有和司机说一句话。
45。英雄剧场
老师下去的时候，大哥哥的英雄本色显露了出来，他开始眉飞色舞地描述起他救人前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跳下去那一刹那各路英雄人物在他脑海的浮现……
最后一天在北京，赶着起了个大早，租了辆车，和库切尔一猛子扎到了司马台。晨曦中，领略了长城的雄风；吃完了村民肩背手扛上来卖到十元一支的冰棒； 买了一大堆当地热情农民推销的纪念品，我们又一路杀到北京的心脏——天安门。
中午的阳光火辣辣的，天安门广场在白花花的阳光下，仿佛停滞般地宁静，很像达利笔下的油画。外地的游客越聚越多，操着各地方言呼朋唤友地抢着在广场中央的栏杆前留影儿。 库切尔挤在其中，以天安门城楼和他一向崇拜的毛主席为背景捏了个影儿。刚要走，忽看见旁边一个女子冲她挥手。我顺势望去，原来那姑娘的男朋友正在不远处给她拍照，姑娘示意库切尔离开。这几日，库切尔已经习惯了中国人民的超级友好和热情，他认为那姑娘想和他一起照，中国人喜欢和外国人照相。他很自然地走过去一搂那姑娘的肩膀摆了个标准的友好姿势。姑娘的男朋友只好将计就计地拍了照。
傍晚，我们赶到朝阳剧场看杂技表演，票是头一天定的，否则就会扑空。坐在装修过的朝阳剧场里，想起上一次来这里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来朝阳剧场听一个勇救落水女青年的英雄报告。那时的剧场破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