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师的兴起与没落-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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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丈安世霖刚被扑上白灰的那一刻，就已经知道大事不好了，便不住声地苦苦哀求。但那伙道士不容分说，把二人往柴堆上一架，捆好，立刻就点火烧人！可怜安世霖和白全一两人，当时不外乎四五十岁，正值盛年，就这样被活活地烧成一堆灰烬！
当年忽必烈问白云观的道士，是否真的可以做到一持咒，便能够“入火不烧”？元朝时候白云观道士胆小，没有一个人敢去试一试。几百年过去，到了民国时候，白云观的主持方丈和监院，在其他道士的协助下，用铁的事实证明了：不管怎么持咒，入火还是被会被烧得很惨！
烧完了人，许信鹤等人才拿出一张纸，当众宣布二人的罪状：奸盗邪淫；盗卖庙产；变卖施主的老猪；老羊；对道众生活苛刻；不给饱吃等等，根据道家的”老子家法”，处以焚尸之刑。——也就是说，这是道教内部的家法，其他人等不得干涉！
其实，以上罪状多是欲加之罪，例如，里面最奇怪的“变卖施主的老猪，老羊”一项，许信鹤等人的具体解释是这样的：“盗卖多年长生猪、马、牛三宗；乃施主不忍杀害；送来养老；终年以粮施生。安、白竟敢私自盗卖；置数十生命于不顾；残暴行为盗贼亦所不能。”——这也够得上被活活烧死么？至于“奸盗邪淫”，料那两个道士也没这本事。即使是有那贼心，也没有那贼钱。卖几口猪羊那点碎银子，未必就敢往八大胡同闯么？
当时的道士生活相当清苦。衣服破烂：“白云观的老道铺衬精；身穿的纳头补三层”。伙食极差：没有做工的一天两顿，早上十点和下午五点；有工做的三顿饭：八点、十二点和下午六点。每顿饭的内容和一般的城市平民差不多，不外乎是稀饭咸菜窝窝头之类，要想吃饱纯属妄想。安世霖等上层管理人员自己的生活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不给饱吃”是事实，但这个事实要安道霖来承担，恐怕也有点言过其实了。
真正的原因是内部的权力斗争。安世霖当年还是监院的时候，勾结白世一，把当时的方丈陈玉坤赶跑了。陈玉坤的弟子、朋友、支持者、同情者便纷纷联络官府，多次出来打抱不平，试图把安世霖一伙给赶下台。这场“持久战”从抗战前，一直打到抗战后。后来，日本人都被赶跑了，陈老方丈也早死了，双方的争斗还是不肯停息。白云观一路来有交好官府的传统，好几次，“反对党”领着官方人员雄赳赳地要来“接收庙产”。一进门，却见安世霖悠闲地袖着双手看金鱼，一付满不在乎的样子。如果手上捏把鹅毛扇，活脱脱的就是个孔明第二。
到最后，“反对党”那一派总是灰溜溜地失败而回。安世霖道长并没有太上老君做主，也没有烧道符请关公下凡助拳。他获胜的原因很简单：在官府的靠山比对方大！
所以，后来许信鹤等不得已，方才出此下策。他们天真地以为，这是道教内部的事，有“老子家法”顶着，官府也拿他们没有办法。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嘛！
但官府还是被这群全真道士的胆大妄为吓了一大跳：厉害！什么年代了，两个大活人，说烧就烧了？当年全真道的邱处机祖师爷算够彪悍了吧？比起这些后起之秀，怕也只好退避三舍呀！——天亮之后，官府按名单抓人，一共抓捕了观内外有牵连的道士三十六人，恰好合道教的天罡之数！
白云观出了这一大惨案，全真派从此一蹶不振。而在南方，张恩溥先生早就被人抄了家，游了街，“一蹶不振”得已经习惯了。对于整个道教来说，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是一个流年不利、命犯太岁的时期。政府方面法令上的打击，地方豪强官吏的趁火打劫，连绵多年的战乱，道士本身素质的低下……从南到北，道教，已经面临着全面溃败的局面！
（一一七）
民国时期，道教被冲击得落花流水，基本上陷入奄奄一息的境地。但偏偏就在这种时候，它却吸引住了不少研究者的目光。这种现象，仿佛一群生物学的教授，发现了一个濒临绝种的物种一般。
其中，跑得最快的又是日本人。日本著名的道教研究学者，除了前面提到的窪德忠和吉冈义丰外，比较有名气的，至少还有小柳司气太、津田左右吉、平野义太郎、福井康顺、五十岚贤隆、幸田露伴等等。喜欢文学的朋友应该熟悉其中的一位：幸田露伴。此人道教方面的研究不算顶尖，却是一个十足的文坛顶尖高手，
中国的道教，却让日本人抢先研究个够。这一点让国人相当尴尬。不过，在当时（甚至可以包括现在），这样的尴尬已经够多的了。比如，谁都知道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却是在日本。日本人除了对中国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和占有欲外，在现代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都是当时的中国学者望尘莫及的。《红楼梦》中那句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也完全适用于国运的兴衰。大致上来说，在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家，除了风景之外，不用指望看到其它令人激动的东西。
后来，中国本土的学者，也开始慢慢地把道教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现象来研究。第一位比较科学地研究道教的学者，叫刘师培，此人一生经历很富有传奇性。前半生是真正的革命者，和章太炎等人交往甚密；后半生是真正的反革命者，投靠满清重臣端方，后来还成为袁世凯“筹安会”的重要成员。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是货真价实的国学大家，以及闻名天下的“怕老婆的男人”和“戴绿帽子的男人”。早在1910年的时候，他就跑到白云观去研读道藏，“日尽数十册，每毕一书，辄录其序跋。”刘师培在日本留过学，他开读《道藏》的最大意义，是第一次有人抱着研究的眼光来读，而不是试图从《道藏》中找到升仙或房中术的秘方。
接下来研究道教的，还有陈垣、陈国符、汤用彤、许地山和冯友兰，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许地山。许多人都读过他的散文名篇《落花生》，知道他是个有名的乡土作家。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高手曾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民族学和哲学，是中国当时唯一一位受过宗教学训练的学者。他的著作《道教史》和《扶箕迷信底研究》，一直是中国道教研究的扛鼎之作，具有国际学术水平。
遗憾的是，以上那些研究道教的学者之中，没有一个是信奉道教的。当时中国本土研究道教的著名学者，真正算是道教中人的，恐怕只有区区两人：陈撄宁和易心莹。其中陈撄宁是个真正的聪明人，他敏锐地看出了道教真正的弊病，提出了一个聪明的解决方案：“仙学”。
陈撄宁的“仙学”内涵很复杂。简单地说，“仙学”的现实目的是“益寿延年”，而其最高境界则是追求“长生久视”。那么，要通过什么手段才能达致这个目的呢？陈撄宁的办法说起来很简单：道教的各种养身术，尤其是“内、外丹道”。修炼到了极点的人称为“仙人”。陈撄宁认为，所谓的“仙人”，“乃是精神与物质混合团结锻炼而成的长生者”。——有一点可以肯定，上至高居兜率天之上的太上老君，下至喜欢跑到人间到处乱逛的吕洞宾，听了这个定义，心中都会郁闷不已。
但是，如果从道教本身的利益来看，陈撄宁的这些建议却是一个死中求活之法。他试图把以前那种玄之又玄，云里雾里的虚幻道教，真真切切地请回到地面上，成为符合人们需要的，可望又可及的“人间道教”。
一般的聪明人，往往能够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而高明的聪明人，则不仅能够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还能够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陈撄宁先生应该是介乎于两者之间：他能够发现问题的症结，也能够提出解决的办法，但，至于这个办法是否真的具有可操作性呢？那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只知道，陈撄宁当年提出的“仙学”，现在已经成了故纸堆中，供学者们进行研究的一个名词。
陈撄宁和易心莹两人的身份充其量只能算是道教的“居士”。当时，真正的道士们，已经完全丧失了研究和创新的能力。像陶宏景、葛洪、寇谦之、张继先等先辈高道们的身影，在二十世纪早已无法寻觅。道教，在中国知识分子这个最重要的社会群落之中，已经提前宣告集体退场。这一点非常的致命，因为它意味着在中国的社会里，道教已经不再拥有任何话语权了。虽然有些时候，为了某种需要，人们还会把它像只花瓶一样摆出来。但同样是摆在主席台上，和那只不起眼的麦克风相比，花瓶虽然看上去很美，却永远不会发出任何一点声音。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国门的渐渐洞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群也渐渐开始发生变化。社会话语权力，慢慢从那些一身土锈的冬烘书生那里，转移到了具有现代意识的新知识分子手中。这群新兴知识分子的第一次献声，是发生在1895年的“公车上书”事件。最早拥有一些现代意识的那群知识分子，其代表人物应该算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他们的头生虽然还留着长长的辫子，但脚下已经开始悄悄地穿上皮鞋了。
很遗憾的是，康有为一开始就对道教没有什么好感。他喜欢的是儒家思想，一心想把儒家定位为国教。第一个提出废除“淫祠”的恰好就是这位康圣人，他给光绪皇帝上书说，中国民间寺庙林立，百姓日以拜神为事，此等习俗让“欧美游者，视为野蛮，拍像传观，以为笑柄。”实在是“国之大耻”！况且流风所及，侨居南洋的海外华人社会也是“妖庙繁立”，“重为欧美所怪笑，以为无教之国民，岂不耻哉？”
所以，康圣人给光绪的建议中就有这么一项：《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
康有为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多风光几年，他的“新党”便迅速长出了白胡子变成了“老新党”。孙中山毫不客气地敲掉了他头上的光环，话语权扑腾一下跳进了更激进的革命党人手中。对于道教来说，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这位信洋教的“孙大炮”，不仅反对崇拜偶像，而且还要亲自动手付诸于实践。他曾经一把撕下关帝爷的画像，还拔掉过玉皇大帝塑像的手臂，切断金花夫人塑像的手指头。为此，他大大地激怒了附近的乡亲，最后不得不郁闷地逃到了香港。
后来，李烈钧都督之所以赶跑张天师，国民政府之所以颁布《神祠存废的标准令》，从孙中山那里就可以找到事情的源头。真正前来拆庙的其实不是那些提着洋枪洋炮的士兵，而是驱使着士兵们前来动手的那种无形的思想。
到了“五四”前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生了第三次嬗变，更新的“新党”取代了李烈钧那些“半新不旧”的“新党”。这一次，一呼百应的领袖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和鲁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并没有给陈独秀送来半颗炮弹，而是送来了一种比炮弹还厉害的思想。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偶像破坏论》，他的主张比前面所有的人都激进：“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
此后，所有那些打击道教和其它民间宗教，废除庙观的行动，基本上受到了知识界的普遍认可。从康有为到陈独秀，那些先后控制着知识界话语权力的人，都有一种普遍的焦虑心态。他们发现中国的全面落后，也找到了落后的根源。为了试图在短时间内改变这种局面，他们提出了很多激进的举措。放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来看，这一点无可厚非，治重病用猛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过，在倒掉洗澡水的同时，有时连孩子也一起泼在地上，这也是个事实。
更糟糕的是，当知识界吹起号角之后，或远或近，被这种思想所感染的政治人物们，便开始利用国家权力的手段，强行加以推行。例如光绪帝之于康有为，国民政府之于孙中山，人民政府之于陈独秀、李大钊……至于推行的过程中采取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手段，收到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效果，则完全不是知识分子们所能控制的了。
如果是在南北朝、唐宋、元明那些时候，遇到这种不利的局面，道教完全可以运用手中那些或多或少的话语权力，拼死进行反击！但到了二十世纪，道士们除了一次次被动地挨打，还能做些什么？他们的境遇，正如无锡街头那位落魄的道士一样：盲着双眼，无奈地背着鸦片烟枪和胡琴在街头流浪，用呜咽如夜间的泉水一样的琴声，试图打动身边那些无动于衷的路人，来换取几块可怜巴巴的铜子儿……
“古调虽自爱，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