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与人格--马斯洛-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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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一个错误，即：文化相对论。这一学说在过去20年中曾很有影响，得到广泛的认可，但现在却受到广泛的批评（148）。的确，象本能论者以前做过的那样，寻求跨文化的种族的特性，如今是值得重新予以重视的。显然，我们必须（也能够）既避免种族中心主义，又避免极端的文化相对论。例如．工具性行为（手段）与地方文化决定因素的关系比基本需要（目的）更密切，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3．20年代及30年代的大多数反本能论者，例如伯纳德，华生、郭任远等，批评本能论的根据是，本能不能根据特定的刺激～反应概念来描述。简言之，就是指责本能不符合简单的行为主义理论。这是真的，本能的确如此。然而，动力心理学家现在并不着重。 这样一种企图只能引起混淆。把反射与标准的低等动物本能混淆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前者是纯粹运动神经的动作，后者除此以外还有更多的特点，例如，先定的冲动，表达性行为，应对性行为（coping behavior），对目的物的追求，以及情感色彩。
4．甚至仅仅从逻辑上来看，我们也没有理由一定得在完全的本能（各部分都充分发展的本能）与非本能之间进行取舍。为什么不能有残存的本能，不能有似本能的某种尚属行为的东西，不能有程度的不同，不能有不完全的本能呢？
有不少低劣作者不加区别地使用本能这个词代表需要、目的，能力、行为、知觉、表现、阶值，以及感情的伴随物，有时取其中单独一项的含意，有时代表几项的结合，其结果就形成了不精确用法的大杂烩，正如马莫尔（J·Marmor）（289）和伯纳德（Bemafd）（47）指出的那样，几乎每一种已知的人类反应，都被这个或那个作者描述为本能。
我们主要的假说是：人的欲望或基本需要至少在某种可以察觉的程度上是先天给定的。那些与此有关的行为或能力、认识或感情则不一定是先无的，而可能是（按我们的观点）经过学习或引导而获得的，或者是表现性的。（当然，人的许多能力或智能强有力地为遗传所决定或由遗传提供可能，例如，色觉，发音能力等等，但它们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无关。）这就是说，基本需要的遗传成分可以看成是简单的意动性缺乏，与任何固有的达到目的盼行为无关，就象弗洛伊德的本我（id）冲动的盲目，无定向的需求一样。（我们将在下面看到，满足这些基本需要的因素，似乎也可以由某种方式确定为内在固有的。）追求目的的行为（竞争行为）是必须依靠学习才能达到的。
本能论者和他们的反对派的严重错误都在于用非此即彼的两分法而不是按程度的差别来考虑问题。一整套复杂的反应，怎么能够说要么完全是由遗传决定的，要么完全不是由遗传决定的呢？任何一个结构，无论怎样简单，不可能是只具有基因的决定因素，更不用说任何完整的反应了。即使是孟德尔的甜豌豆也需要空气、水，以及食物。谈到这一点，可以说基因本身也需要一个环境，即邻近的基因。
在另一极端，同样明显的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完全脱离遗传的影响，因为人也是一个生物族类。这一由遗传决定的事实，是任何人类行为、能力、认识能力等等的前提，即，正因为他是人类的一员，他才能做人类所能做的各种事情。而这一人类成员的身份是一个基因问题。
这一站不住脚的两分法所形成的一个混乱的后果是出现了一种倾向，只要有任何习得的迹象显露时，就断言这是非本能的，或者相反，但如有一丁点遗传影响的证据，就判定这是本能的。既然对于大多数甚至全部冲动、能力或情感来随，证实这两种看法都是容易的，这样的争论必然永远不可能解决。
本能论者和反本能者论都走极端。当然，我们不必如此，这完全是一个可以避免的错误。
5．本能理论家所使用的范例是动物的本能。这导致各种错误。例如，不去寻找人类独有的本能。然而，从低等动物研究中得出的最有害的经验酿成了这样一个原理：本能是强大的、牢固的，不可更改、不可控制、不可压抑的。但是，这对鲑，蛙，北极的旅鼠来说也许是真实的，对人类却并非如此。
我们认为，基本需要有着可以察觉的遗传基础，但假如我们仅用肉眼去寻找本能，只是当一种本质显然而且确实独立于环境，并且比全部环境力量更强有力时，才认为它是本能，那么，我们就很可能犯大错误。为什么就不会有虽然似本能但仍然较容易受压抑或控制的需要昵？为什么就不会有容易为习惯、暗示、文化压力、内疚等等掩饰、更改、甚至抑制的需要呢？（例如，爱的需要似乎就是如此。）也就是说，为什么就不会有弱本能呢？
也许，推动文化论者攻击本能论的力量主要来自这样的误解，即把本能等同于不可抗拒的力量。任何一个人种学家的经验都同这种看法相抵触，所以攻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假如我们对文化和生物两种因素都有恰当的尊重（笔者就是这样的），并且，假如我们进一步考虑文化是比似本能的需要更强的力量（笔者就是这样想的），那么，笔者的下述主张就不是谬论而是理所当然的了：如果我们要使柔弱、微薄的似本能的需要不被更强、更有力的文化所吞没的话，就应该保护它们，而不是相反。它们很可能被吞没，尽管这些似本能的需要在另一种意义上说是强大的，亦即它们顽强地坚持要求获得满足，一旦受挫，就会产生严重的病态后果。
有一个与通常见解对立的反论有助于：确立这一论点，我认为，揭露、顿悟和深度治疗——这种治疗实际上包括除催眠治疗和行为治疗之外的所有治疗——从某种意义来说是要揭露、恢复和加强我们那些被削弱了的和失去了的似本能倾向和本能残余，我们那些动物性的自身，我们的主观生物学。这一终极目的在所谓的个人成长实习班里表露得最明显。所有这些——疗法和实习班——都需要人们付出高昂的、痛苦的、长时间的努力，这种努力需要人一生的斗争、耐心和坚韧不拨的精神，即使这样，最终还有可能归于失败。但是，到底有多少猫、狗或鸟需要帮助才能知道怎样去做一只猫、一条狗或一只鸟呢？它们由于冲动而发出的声音十分响亮、清晰和不容怀疑，而我们的声音却是微弱的、混淆不清和容易被忽略的，这样我们就需要帮助才能听到它们。
这就说明动物的自然性为何在自我实现者那里可以看得最清楚，而在神经病人或“一般病人”那里则表现得最不清楚。我甚至可以说，疾病经常意味着一个人的动物本性的丧失。这样，就出现了下面这一似乎矛盾的情况：在那些精抻层次最高的、最有智慧的圣人身上，在那些最有理性的人身上，我们可以见到最清楚的神性和动物性。
6．只注意动物的本能还导致另一个更严重的错误。由于某些也许只有清醒的历史学家才能解释的不可思议的原因。西方文
明已普遍相信，我们身上的动物性，是一种恶的动物性，我们大多数的原始冲动是邪恶的，贪婪的，自私的，敌意的。@
神学家把它叫做原罪，或魔鬼。弗洛伊德主义者把它叫做本我。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教育家，也用各种各样的名称来称呼它。达尔文是如此赞同这种观点，以致他只看到了动物界的竞争，完全忽视了同样普遍存在的合作，没有注意到克鲁泡特金曾轻而易举地观察到了这一点。
这种世界观的表述方式之一，就是把我们的动物性看成与狼，老虎、猪、秃鹫、或蛇的本性一样，而不是用稍好些或至少温顺些的动物，如鹿、象、狗、或猩猩来比较。这种表达方式，是“将我们的内在本性解释为恶的动物性”，但应指出，如果必须从动物类推到人的话，我们最好选择那些与我们最接近的动物，例如类人猿。总的说来，既然这些动物是令人愉快的、可爱的，同我们分享许多善良的特性，那么比较心理学也不会支持恶动物性选种说法（306）。
7．谈到遗传特性不会变化、不可更改的假定，我们还必须牢记另一种可能；纵然一种特性最初就被基因遗传所决定，它仍然可能改变。甚至如果我们在发现过程中运气不错，这种特性也许很容易改变和控制。如果我们假定癌有一个牢固的遗传成分，也没有必要阻止任何人寻求一种方法来控制它。假如仅根据演绎的理由，我们也得承认有可能证实智商既具有显著的遗传因素，同时又可以由教育或心理治疗加以改进。
8．与本能论者相比，我们必须容许本能有更多变异的余地。认识和理解的需要似乎只对聪明的个体而言才有明显的力量。对于低能者来说，它们似乎并不存在，至少发展不完全。利维已经证明，母性冲动在妇女中的差异是极大的，以致从某些妇女那里很难看到这种冲动（263）。音乐、数学、艺术等方面的特殊天才，很可能具有基因的决定因素，而大多数人却没有这种基因的决定因素（411）。
似本能的冲动可以全部消失，而动物本能却显然不会消失。例如，在变态人格身上，爱和被爱的需要已经丧失了，而且如我们目前所知，这是一种永久性的丧失，也就是说，这种变态人格是已知的任何精神治疗术医治不好的。我们还有更早的关于奥地利村庄失业（以及苏格兰失业研究）的例子（119）。这些例子表明，长久的失业会严重地损伤心理，以致摧残一些需要。对有些人来讲，这些需要甚至在环境已经变好时仍不能恢复。从纳粹集中营里，也获得了类似的材料。巴特森（Bateson）和米德（34）关于巴厘人的观察或许也是中肯的。成年的巴厘人不是我们西方意义上那种喜爱的人，他们也不必如此。在巴厘岛拍摄的电影表明，婴儿和儿童对缺乏爱的抱怨和强烈的不满，我们由此只能推断出，这种爱的冲动的丧失，是一种后天的丧失。
9．我们已经看到，本能与对新事物灵活适应和认知适应的能力，在种系的阶梯上往往是相互排斥的。我们对其中一个发现得越多，对另一个可以期待的就越少。这样一来，一个致命的．甚至是悲剧性的错误（考虑到历史后果）很早以前就酿成了，这种错误把人类的本能性冲动与理解力截然分开。很少有人想到，对于人类来说，本能性冲动和理解力可能都是似本能的。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结果或者隐含的目标可能是同一的、合作的，而不是对抗性的。
我们的论点是：认识或理解的冲动也许与归属感和友爱的需要一样，是意动的。
在一般的本能…理性的两分法或对比中，相互对抗是被下错了定义的本能和理性。如按照现代知识来正确地划分，它们就不会被看成是相互对立或对抗。作为今天来定义的健康的理性与健康的似本能的冲动，在健康人那里并不互相排斥，而是指向同一个方向，（虽然对不健康的人而言，它们可能是互相对立的）。当前已获得的所有科学资料指出，保护、宽待、爱、尊重儿童，在精神病学上是合乎需要的。这也正是儿童（本能地）所希望的。正是在这种非常明确的、在科学上可检验的意义上，我们断言似本能的需要和理性是合作的而非敌对的。它们表面的对抗是只注意病人而产生的膺象。假如这一论点成立，我们因此就将解决一个古老的难题：本能与理性，谁应该是主人？其实这就象另一个问题一样陈腐：在一个良好的婚姻关系中，应该为主人的是丈夫还是妻子？
lO．在本能理论得到理解的全盛时期，产生了许多具有最保守、甚至反民主性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推论。正如巴斯托尔（Pastore）（372）在他对麦克杜格尔和桑戴克（笔者愿意加上荣格，或许还有弗洛伊德）的分析中特别作出的总结性的推论那样。这些推论的产生是由于错误地将遗传与命运等同起来。都看成是无情的、不可抗拒的、不可改塑的。
我们将会看到，这个结论是错误的。柔弱的似本能需要一个慈善的文化孕育它们，使它们出现，得到表现和满足。它们很容易被恶劣的文化环境所摧残。比如在我们的社会，必须有相当大的改进，柔弱的遗传性的需要才能指望得到满足。
无论如何，巴斯托尔（372）把遗传与命运等同起来的相关关系已表明不是固有的。最近已揭示出有必要使用两个而不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来说明问题。甚至在科学的问题上，开放～保守连续统一体也已让位给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专制两个连续统一体。现在也许还有环境论…专制…社会主义，或者环境论…民主…社会主义，或者环境论…民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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