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9-名老中医之路-第7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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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工作。即把某个病或症，分成几个类型，系之以理、法、方、药，这对我的学习也是一个大的促进。可是这项工作，自从调来中医学院以后，没有继续进行下去。
主管教学兼顾医疗
我是一九六0年调来中医学院的，当时还在筹建阶段，困难不少，但我信心很足，决心也太，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把这所学校办好。当年就招了本科班学生，直至一九六六年止，每年都招了新生。在教学安排上，坚持了中医课与西医课的比例为七比三。我除管教学工作外，每星期二、五还看点特约门诊。由于接触传染性肝炎、肝硬化病人较多，从实践中初步体会到：急性黄疸型肝炎，起病较急，病邪方盛，应从阳明胃治；慢性黄疸型肝炎，多由急性迁延失治而来，应从太阴脾治无黄疸性肝炎，初起即呈慢性经过，应从厥阴肝治；肝硬化由于肝细胞变性，纤维组织增生，肝脏变硬，应从疏肝软坚、活血化瘀论治。一九六二年曾研制了一种疏肝理脾丸，其方即当归、柴胡、白芍、枳实，鳖甲、青皮、茅根、茜草、地龙、甘草、猪肝、鸡内金等昧组成，以治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疗效颇好。与此同时，还写了《传染性肝炎的辨证治疗》一书，已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一九六三年，我因患肝炎，回湘乡故里疗养，渐有好转。鉴于全国中医统一教材中尚缺《金匮要略讲义》，乃着手编写《金匮要略浅述》一稿，于一九六四年十月才完成。原拟作为我院试用教材，嗣因湖北主编的《金匮要略讲义》先我出版，所以把它搁置下来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敢接近书本。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的十一属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特将「金匮要略浅述》一稿，重新加以修改和补充，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付梓。现在我分工管科研，我的自选项目是中西医结合治疗再障的研究。一九八0年经过对二十九例再障的疗效观察，其中基本治愈十一例，缓解七例，进步四例，无效七例，有效率占76．7％，目前这个项目仍在继续进行。
几点体会
五十多年来，我所走过的学医道路，是艰苦的，曲折的。总起来有以下体会：
（一）要学好中医，。必须打好两个基础。首先是古文基础，最低要求繁体字能认识，文言文能断句。
再就是中医基础，如《内经·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白文要选读，药性、方歌、脉诀、经络歌诀要熟读，有了这两个基础，才能继续深入下去。』
（二）要多看几种好的参考书。我在当学徒的时候，老师教我读古典医着是不错的，但是指导我看的参考书，只限于汪切庵、陈修园两家，这就太局限了。后来我在国医专科学校时所看的参考书，就使我的眼界开阔多了，因而获益不少。
（三）要多跟几个好的老师，因每个老师各有他的长处。比如，我在学徒时的老师长于伤寒；我在医校时的老师有的长于温病，有的长于杂病，有的长于妇科，有的长于儿科。根据各老师辨证用药的特点，取其所长，为我所用，这就大有好处。但这个条件如不具备，也可自学成材。
（四）学医要有坚强的意志，朝斯夕斯，持之以恒。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前途，要看到光明，要提高自己的勇气。在顺利的时候，又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刻苦学习，继续前进。我在学医过程中，学习情绪曾有几次大的起落，教训是很深刻的。
（五）在医疗作风方面，对同道不要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对病人无论工人、农民、领导干部，都要一视同仁，详细诊察，不得草率。有时病人情绪急躁，要求过高，也只能耐心说服，体谅病人。但也不能迁就病人，投其所好。更不能乘人之危，向病家需索财物，这是起码的医德。
学然后知不足
浙江省中医药识究所所长，研究员潘澄濂。
【作者筒介】潘澄濂（1910～），浙江温州人。十六岁入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29年毕业。解放前，除悬壶应诊外，曾执教于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中国医学院，并任温州普安药局医务主任等，学验俱富，力主中西医学从理论上结合。解放后，历任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浙江省中医研究所剐所长、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等职。着有《伤寒论新解》、《潘澄濂论医集》等。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七日，全国中医药界自发地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愤怒斥责国民党反动政府废止中医中药的荒谬禁令。因而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定为「国医节」。那时，我正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自叹是一个「末代」的中医。
解放以后，在党的中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中医药事业重薪得到蓬勃发展。特别是将中医列入教育系统，后继有人。抚今思昔，感慨万千。
借助他山取长补短
我在校修业期中，按照当时课程，对《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热经纬》以及《本草经》等，进行了系统学习。此外，如妇、儿、外、喉等科，以《医宗金鉴》为教材，亦按照教学计划而必修。。与此同时，也览阅了历代名医著作，如《东垣十书》、《刘河间六书》、《丹溪心法》、《景岳垒书》、《徐灵胎十六种》等等。对中医知识，虽说入了门，而未登堂奥。当时，。因求知欲所驱使，学习中医之余，尚参加其它医院校旁哳和函授，进行了解剖、生理、病理等的实验。嗣后，又阅读丁日本和田启十郎氏的《医界之铁锥》、汤本求真氏的《皇汉医学》、松园渡边熙氏的《和汉医学｝）。和田启十郎氏在日本明治维新后汉医学遭受到摧残的岁月中，披沥汉医之真髓，奋臂疾呼，力挽几倒之狂澜，这种精神，给我感动，甚为深刻，而且也使我认识到中西医学瑕瑜互见。所以，早在三十年代，我就抱有铺平经、时方之鸿沟、溶中西医于一炉的愿望和企图。这可从拙著《伤寒论新解》的某些内容中略见一斑。
例如，我曾试以现代生理学和临床病理学（即病理生理学）的知识，对「阳浮」和「阴弱」阻及「营弱」和「卫强」加以解释。认为这里所说的「阳」和「卫」是代表机体的产温机能，「阴」和「营」是代表机体的散温机能。太阳中风，就是由于产温机能的亢进，散温机能不能相应地随着旺盛，使机体调节中枢的相对平衡失调，所以虽自汗出而不解。
又如，据《伤寒论》「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条看来，结胸证似困过阜应用攻下而造成的。但是结胸证的治疗，恰恰是采用大陷胸汤的峻下。这样，前后似有矛盾，不易理解。我是这样认识的：从《伤寒论》对结胸证的描述来看，先说：「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热，从心下至少腹鞭满而痛，不可近也。」又说：「结胸无大热者，此水结在胸胁者也。」据此，可以推测，结胸证的实质似乎是指胸腔或腹腔有大量渗出性或漏出性积液。病变的主要部位，是在胸腔，亦可想象。
试就胸腔积液而论，临床上以渗出性胸膜炎较为常见（当然，可能还有其它疾病）。以渗出性胸膜炎来说，其病变开始阶段，往往先出现恶寒发热，或胸胁疼痛、咳嗽等表证作为前驱。《伤寒论》对有表证者，一般先解袁，表解乃可攻里。所以，我认为文中「病发子阳」的「阳」字，可能是指结胸证的开始阶段有恶寒发热等表证而言。因此，认为不宜过早攻下，并认为过早攻下，损伤正气，于病不利。但是，渗出性胸膜炎由于炎症的进展，恶寒、脉浮之类的表证，可以自罢。相反，胸膜积液增多，则肺部压迫症状，如胸闷、胸痛、气急或咳嗽等，势必加重，而且热型，也往往转变为驰张热。由于古代无x线的检查，又无穿刺抽液的方法，而能认识「此为水结在胸胁者也」，能采用具有泻下作用的大陷胸汤（或丸），诱导积液排泄，藉以减轻胸部之压迫，法虽古老，以当时历史条件来说，殊属可贵。由此可见，《伤寒论》结胸证先认为不宜下之过早，嗣后，仍以攻下而取效，此实非因攻下过早而造成结胸，也不是结胸证不宜攻下，而是因为病变的发生和发展阶段有表里证之不同，故冶法有先表后攻之分寸，这亦是显示辨证论治之特点。诸如此类，弓l用西说解释，借助他山，义理易明，较之以经解经，迈出了一步。
临床经验贵在实践
《千金要方》说：「读方三年，使谓天下无病不治；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可用之方。」的确，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回顾我在开业当年的盛夏，诊治一例女性患者，二十余岁，病头痛高热已五日，体温高达40．5。c，神识朦胧，自汗，烦躁，口渴引饮，舌苔薄黄，边尖质红，脉象滑大而数（未作其它理化检验），根据【临床表现，诊断为暑热熏蒸，热蒙清窍，投以白虎汤加减，方用生石膏15克，鲜生地24克，知母6克，菖蒲3克，银花12克，黑山栀、竹叶各g克，芦根15克，甘草1．8克。服上方二剂。翌日下午复诊，体温虽降至36．2。c，而神识昏迷加深，呼吸不匀，汗出肢厥，舌苔干枯，质淡红，脉象微细，呈心气衰竭之象，急改投生脉散加附片以救逆，终归无效。自我分析：其一，究属何病？诊断不明。其二，只知白虎汤证悉俱，而对其初诊脉象未详辨虚实。其三，更未顾及暑热伤气，和壮火食气之患。只知寒凉清热，未佐益气之品以扶正。由此种种，促其恶化，这与我审证不详，用药过偏有关，咎无可辞，良深自疚。
再如曾治同学刘君之妻，病往来寒热，日发二、三次，发时头痛甚剧，呈嗜睡状，频频呕吐，水饮不入，舌苔黄浊，脉象弦数，证属暑温，投以蒿芩清胆汤加减，方用青蒿、黄芩、竹茹各9克，姜半夏6克，连翘12克，六一散9克，玉枢丹1．8克，扁豆花9克等，连诊三日，病情有增无减。乃向患者家属提出，邀请西医会诊，以明诊断。经西医检验血液，找到恶性疟原虫，诊断为脑型恶性疟疾，即施以抗疟针药。同时，还邀陆君斡夫、吴君国栋与我会诊。磋商结果，因患者寒热往来不解，头痛项强，鼻齿衄血，呕吐仍频，舌质转绛，脉象细数，已呈疟邪入营动血、肝风扇动之象，乃改投清营熄风之剂，方用羚羊角1．8克，鲜生地30克，丹皮g克，青蒿12克，连翘15克，菖蒲3克，黄芩0克，玉枢丹3克。但眼药时入口即吐，不起作用。迅即陷入昏迷，终于在发病之第六日，医治无效而死亡。
以上二例，皆系初次接触的重症，病情迅猛，不仅诊断感有困难，在治疗方面，我初出茅庐，缺乏经验，无可讳言。经此教训之后（当然，不只是这一、二次），每遇重症，必查考有关文献，或请教于同道，用以增进知识，弥补不足。对于死亡病例，必加以分析研究，并记之，以旌我过。
自从一九三二年起，开业之余，尚参加某医务所工作。所中设有病床四十余张，并有小化验室及配药部。收治病种，在急性病方面有伤寒，斑疹伤寒、疟疾、痢疾、肺炎等；慢性病方面有肺结核、溃疡病、肾炎、肝硬变、维生素c缺乏症等。主其事者，虽为西医，除抢救病例用西医外，大部均以中医治疗为主，历时六载，得以对多种疾病进行系统观察。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我认识到中医处理疾病，通过四诊方法，识证辨性，是关键所在。关于识证辨性、随证论治的方式方法，试举一九四一年在沪行医时所治的两个病例加以说明；
其一，戴氏妇，年约五十，浴中突觉左下腹剧痛，牵及腰部，即呼家人扶之卧床，遂延二、三位西医诊治，有的诊为尿路结石，有的诊为腹膜炎，也有的诊为肠梗阻，施以针药，经三昼夜，未能缓解，乃邀我诊治。证见胸腹痞满，左下腹疼痛，不喜按，其痛牵及腰部不得辗转，不欲食，体温37．8。C，大便已四日未行，舌苔中黄厚，两边薄，质微红，脉象紧数。询问发病经过，曾因家务，情绪激动，旋又进食年糕，未入浴前，已感胸腹不舒。审其病因，显因气机失调，兼挟宿食，腑气不通，不通则痛，理所当然。征属阳明少阳同病，投以大柴胡汤加减，方用柴胡、枳壳各6克，生白芍12克，制大黄g克，厚朴2．4克，制香附6克，延胡索、川楝子各9克，生谷芽12克，炙甘草3克。进药一剂，当晚大便二次，病势。顿减。次日复诊，改用四逆散合越鞠丸加减，调理四日，病即霍然。
另一例，徐某，男性，三十五岁，系外地来沪，当晚入浴，突觉脘腹疼痛，起而登厕。便后，腹痛虽减，而全身无劲，大汗淋漓，由友人来邀急诊。证见患者面容苍白，精神倦怠，懒言短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