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9-名老中医之路-第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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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刀技术，首先要掌握好辨脓法。全靠手指按摸，判断有脓无脓，尤以深部脓疡，辨之又难，尚有似脓非脓、气肿、血肿，易于误诊，均要经过反复实践方可取得经验。中医开刀，向以小切口为主，辨脓疡深浅，定切口部位，浅则浅开，深则深刺，恰如其分。反之，过浅则未到脓腔，脓不外泄，过深则伤筋动络，甚至大出血。开口过小则脓出不畅，造成蓄脓，脓未成熟而切，及脓成而过时不切，均非所宜。此一基本功，亦得打牢，掌握分寸。
由于长兄的谆谆教导及自己的苦学多练，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初步掌握了一般医疗技术。为了减轻长兄挑起全家生计的重担，我开始自立门户，离开长兄，去相隔五十里之遥的苏州郊区开业行医。初出茅庐，对过去学医时常见的病，治好不难，但遇到以前不常见的病，甚至从未见过的疑难之症，就不这样简单了。毕竟实践不够，经验不足，又无师可问，只能从书本上去找办法，自己揣摩，真如所谓「初学三年，天下通行，再学三年，寸步难行」了。我曾碰到这样一个病例，虽事隔五十年，迄今记忆犹新。患者蔡某，男性，农民，二十余岁，遍身起青紫斑块，状如葡萄，两腿青肿，浦口牙龈麋烂，血从外溢，不断吐出青紫黑红夹杂的血块，臭秽之气冲人。其家属惶惶然，来所求治。余自忖行医方始，此病从未见过，如何处理，心中无数，初思牙龈属胃，现今腐烂出血不止，想是胃火上炽，遍身青紫斑块，良由邪热伤络、血溢脉外所致。筹思有顷，蓦然想起方书有消斑青黛饮一方，或许尚能合拍。故拟先用犀角尖（镑末）1．5克，以银花露送服，继拟方用鲜生地、川黄连、黑栀、知母、青黛、生石膏、丹皮、赤芍、元参、鲜芦根与服，另以五倍子末外搽牙龃以收敛止血。两剂后复诊，龊血明显减少，周身青紫斑块亦渐消退，仍宗前方，去犀角，加侧柏叶、大青叶等增损，六剂后痊愈。合家称颂不止，余亦深感满意。事后查察《外科正宗》、《医宗金鉴》诸书，此症均称青腿牙疳及葡萄疫，与现代所称坏血病相似。而消斑青黛饮一方，出自《伤寒六书》，治邪热入胃，里实表虚。阳毒发斑之症，亦见合拍。余开业伊始，不意能旗开得胜，初建奇功，私自庆幸。
从此以后，我经常把每天看到的病摘记下来，写成临诊笔记。一般病例简录，疑难危重病则详记。诊余之暇，细察认证识病，处方用药有无差错，有无药不对症之处。哪些药该用的未用，不该用的却用了，经过思考，以备下次改正。遇疑难病或罕见之症，必经多方查书，一求明确诊断，二求想方设法，遇危重症，事关患者生命安危，责任重火，不但临诊时要详细检查，慎重推敲后方遣方下药，且诊后又要考虑下一步方案，常致夜不安枕，必待来朝看到病人转危为安，才放下心来。我这样做，多年如一日，认为有下列几点好处：①边看病，边查书，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有利于逐步提高医疗水平。②既有成功的经验，及时总结；亦有失败的教训，随时改正。⑤对病人负责，免于差错。④日积月累，便于摸出规律，总结提高。
衷中参西为我所用
我初登医林不久，除从事中医外科专业外，因惑于社会上有中医长于内科，西医长于外科之说，思想有所触动。当时有上海汪洋办的西医函授学校，编有一整套的讲义，我就抽诊余时间来自学，还涉猎其它西医书籍，得以略窥门径。我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何妨中西汇通，采长补短。后来看到唐容川氏《中西医学汇通》一书已先得我心，探有启发。我先从中西病名对照着手，待抗战前夕迁居上海后，即广泛搜集资料，结合自己见解，写成《中西医学汇综》一书，初步体现了我的设想。我在序文中写道：「中西医不可偏废，允宜兼收并蓄，取长补短，融会赏通，共冶一炉。医学无分中外，拯人疾患，其道则一，他山之石，可以为错。」盖因当时中西医间存在隔阂，各立门户，相互攻讦，有水火不兼容之势，深以为憾。后又在我主编的《国医导报》中重申此旨。有中西医长期共存，互相结合之意。我三十年代发表的《外科新论》及五十年代写的《实用外科中药治疗学》，都是以中西病名对照、中西学说互参的方式来写的。
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以来，中西医结合在一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发扬、整理、提高祖国医学而做出努力。在实际工作中，我常认为中医辨证、西医辨病（当然中医也讲辨病），是目前做好中西医结合工作的两个主要环节。要做到这一点，中西医应互相学习。中医要熟悉西医诊断检查的一套方法，西医也要深入了解中医辨证论治的特点。这样，中西医间才有共同的语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我在临床实践中，遵循中医辨证论治基本精神，以证为主，既可异病同治，亦可同病异治，同时吸收现代医学的理论学说，衷中参西，洋为中用，提高了临床组方用药的针对性及整体性。如扁平疣、带状疱疹，就西医来说是属于病毒性皮肤病，我就采用清热解毒药组成的马齿苋合剂治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又如银屑病，鉴于西医抗肿瘤药物有效，但副作用较大。我就根据此证有血热、血燥的特点，适当配合清热解毒药（初步认为具有抗癌作用的中药），亦取得较好疗效，且副作用较少。
用辩证法指导实践
我以为学习唯物辩证法并用来指导临床实践，很有必要。所以读一读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三篇著作很重要。
（一）学习中医基本理论及前人经验，是十分必要的，但决不能脱离实践。因为基础理论毕竟是原则性的东西，若不结合临床实践加以阐发验证，就不易深入，碰到实际问题，就无法处理，所谓「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前人学说经验并非都是金科玉律。学派不同，立论各异，各有所长，各有所偏，常瑕瑜互见。既要尊重古人，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亦不要迷信古人。前人的经验，不等于就是自己的经验，必须通过自己的实践，临床验证，或成或败，从实践中来认识所学，检验所学。
（二）我们认识事物，有两个过程，就是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认识疾病也是一样，例如，中医所谓的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就是这个道理。
在临床中要大量积累病例，首先从中找出其普遍性（共性），拟定通用方，经过验证，便于推广。其次是找出其特殊性（个性），摸出规律，进行辨证论治。个别亦可求大同存小异，进行加减。这样从一般到特殊，叉从特殊到一般，反复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使我们更前进一步。
更重要的要认识到矛盾互相转化的规律。矛盾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我带着这样的认识，来解决慢性湿疹长期不愈的问题。
过去对这种病，束手无策，只认为湿疹就不离乎湿，用片面的，静止的观点看问题，常用苦寒燥湿或淡渗利湿的方法来处理，结果越治越坏。原因是没有认识到长期不愈、渗水日久已重伤其阴，矛盾已经转化，出现舌绎，苔光剥等证。于是考虑到用滋阴的方法。但又注意到，如单用滋阴，就会助湿。于是，最后采用了滋阴除湿同时并用的方案，用生地、元参、丹参等滋阴而不助湿，茯苓、泽泻除湿而不伤阴，并随时注意到矛盾双方互相转化，如阴伤现象重时，就重用滋阴，湿象又明显时，则重用除湿，随时分析矛盾，解决问题，从此收到较好的疗效。
此外，在外科领域里，阴证转阳证，阳证变阴证，亦并不少见，．应随时注意矛盾的转化。我在临床中，常采用消托兼施、攻补并进的方法，亦是这个道理。我等读前人书，要经过思考，学其合理部分，舍其偏见之处。就治疮疡三大迭之消，托、补而论，能消则消，不能消则托，此乃常法。但在具体运用中，应灵活掌握，不可拘泥。王洪绪虽有「以消为贵，以托为畏」之戒，我则赞成其前者，而不同意其后者。王治疮疡以犀黄、醒消、小金丹之类，以期内消，免于刀针之苦，是其可贵之处。若治之已晚，能消者无几，予常以消托兼施之法，间有可消之机，即使不克内消，亦能移深居浅，脓泄而愈，乃是上策。因此认为托法并不可畏。即以仙方活命饮为例，亦是消托兼施之剂，未成可消，已成速溃。我用托法，如疔疮火毒结聚，坚不化脓，肿势扩散，则宜清托，使其疮头早破，疔毒外泄，不致内窜走黄。又如脑疽发背，疡不高肿，平塌不起，则宜补托（补正托毒），不致正虚毒陷。如阳虚毒陷，则宜温托，以挽颓势。此外，予治肠痈（阑尾周围脓肿）、瘭疬等症，亦用消托兼施之法，达到内消目的。
（李博鉴整理）
医海春秋
辽宁中医学院副院长、教授孙允中
【作者简介】孙允中（1902～），辽宁省沈阳市人，现年七十九岁，从事中医工作五十余午。对于胸痹、贫血、肝病、肾病研究方面取得一定成绩。着有《儿科病中药疗法》、《孙允中临证实践录》。曾编写《伤寒》、《金匮》等讲义多种。现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辽宁省中医学会副会长、辽宁省五届人大代表等
我祖籍沈阳，父亲是位遐迩闻名的医生。在家庭熏陶下，我九岁的时候，就已认识一些中药了。但是，这个本来是得天独厚的条件没继续多久，十一岁母亲死后，后娘入门，我这个曾经是双亲的宠儿，一下子变成了家庭的弃子。多亏姨妈把我收养起来。大概是「寒梅初放」的缘故吧．我十六岁就发愤学医，手捧「四小经典」，每至午夜。二年逝去，我念熟了《药性赋》、《汤头歌》、《濒湖脉学》和《医学三字经》。以后，继续以三年时间背完了《医宗金鉴》的全部内容。这样，我粗知了一点正骨和运气学说，略通了一些四诊和名医方论，熟悉了伤寒和各科疾病的预后转归、审因辨证及治疗方法，且已经能够处理一些多发病和常见病。于是，便在沈阳泰和堂顶门立户，挂牌行医了。
俗话说「秀才行医，罩里拿鸡。」就是说没有文化，此业难立。而仅仅念过几天私塾的我，恰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深奥难明的医学理论和请屈聱牙的诸家典籍象座大山，拦住了我深造的道路。于是，在诊务之余我开始学习《古文现止》等古文书籍，力求以最大的努力来补救自己文化根底的浅薄。但是，由于祖国医学精髓的形成历尽数代，源于百家，医书汗牛充栋，文词衍变甚大，春秋和秦汉有别，唐宋与明清不一，没有相当的水平，根本无法登堂入室，所以我又于一九二九年二月，毅然决定赴沪学文。在上海新民大学的生活是十分艰辛的。为了支付简朴的费用，有空就得打些短工，尽管如此，依然是捉襟见肘，债台高筑。在饥寒交迫之中，学习了中国文学发展史和精萃著作，研究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语言特点及写作风格。
我的学文，绝非弃医学文，而是为了更好地学医。在考究战国时期文学的同时，我三阅十八卷《黄帝内经》的一百六十二篇文章，参照了诸位名家的评注，认真探求了阴阳五行、脏腑经络、刺法、病因、病机、诊法、治则、摄生等系统理论。这部「医家之宗」弓l起我浓郁的兴趣。在学习汉代作品的时候，又自修了《伤寒论》，钻研了《金匮要略》，详读了《种农本草经》。
一九三三年，我怀志而归，于沈阳天益堂又开始了杏林生涯。基础提高了，我开始扎扎实实地探索临床问题。苦心实践，惨淡求知。十八年里，吃在柜上，睡在诊室。白日治病救人，穷思于方脉之间；夜晚闭门思过，远虑于成败之上。说是忘了家，忘了已，不为过分。人曾笑我「什么也没得到」。是的，现在想来，只有为之奋斗的事业中取得的微小成绩，像一丝光亮一样，鼓舞着我茹苦如饴，不断前进。
祖国解放了，党的光辉照耀中医事业，也光顾了我这个普通中医学者的悲苦凄凉的心。
一九五二年，沈阳中医诊所成立了，年过半百的我，第一次把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