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中文版)1-第5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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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的反应，当时存在着明显的民族优越感和对过去传统的回顾。在这种气氛中，朱熹渐渐被认为是最终的、绝对的权威。“自哲学家朱熹的时代以来，”明朝一位学者说，“真理已明白地显示于世界。我们不再需要什么著作，要做的只是实践。”
自来票评注的儒家经典成为文职人员考试的根据以后，这一新儒学构成了帝国官方的正统观念，直至19世纪后期。其结果是用理性的补充和对原理的阐述加强了不断增长的社会僵化。这十分有利于无可比拟的中国文明的持续性，但其代价是形成了一种与外界所有的独创性和新观念相反的、显得荒谬可笑的循规守旧。
中国社会的稳定不仅归因于新儒学，也归因于所谓的贵族统治阶级的顽固势力——一股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官僚帝国中兼有土地和官职的势力。作为地主和放债者，贵族控制着乡村和城镇的经济生活。土地和资本的缺少使他们能强行抬高租金和利率；频繁的自然灾害使破产的受押人实际上成为当地贵族家庭的契约农奴。明朝后期，拥有几千家这类契约农户的贵族家庭屡见不鲜。
这些贵族还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确，这就是中国“贵族”一词所表示的含义。但实际上，拥有土地是先决条件，它能为多年的学习提供必需的资金，使学习者成为社会地位的拥有者，获得在官僚机构中谋一席职位的合格条件。因此，地方贵族和帝国官僚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且互相支持的。在外省任职的政府官员，时常发现当地的方言很难懂，这时只得完全依靠当地贵族的指点和引导。
区分官僚和贵族虽有意义，但明、清两代的中国却是由他们联合统治的。帝国当局和地方贵族都对维持于彼此有利的现状十分感兴趣，他们一直合作到最后。以前，偶尔有些王朝曾试图强行重新分配土地，或进行其他类似的改革，而明清统治者却尽量避免同贵族霸权发生任何冲突。
富有启迪意义的是，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照，明朝政府极力控制、压迫商人阶层。这是中国社会同西方社会根本的、最有意义的差别。在西方，资产阶级由于所处的社会的多样性，从一开始就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而且，这种自治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见第十八章第四节）。在中国，的确存在着相应的商人阶层，他们在宋朝才享受到真正的商业革命的益处（见本章第三节）。此外，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出自中国。然而，不象在西方，商业革命和技术进步都未给中国带来彻底改变社会的革命影响。其根本原因，如第十一章第六节所述，是中国历史的持续性，即隋朝实质上是汉朝的延续，唐、宋又是隋朝的延续，如此下去，连续不断，直到1912年帝国历史结束。因此，传统的官僚贵族统治集团，以新儒学为精神支柱，吞噬了新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在西方，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没有后继者。相反出现了一种新的复杂多样的文明；在这里，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远洋船只不但没有被埋没，反而得到充分利用，首先对欧洲，然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这种爆炸性的影响，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因为这里的帝国机构太封闭、太受约束。例如，中国的商人和实业家通常加入由师傅领导的地方行会，但这些行会师傅需得到政府表示许可的证明，并奉命负责每个行会成员的经营。船商也在港口师傅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这些港口师傅同样需对政府负责。更重要的是，政府垄断了供朝廷和行政机构消费的许多商品的生产和分配，这些商品包括武器、纺织品、陶器、皮革制品、服装和酒等。另外，政府还完全控制了全体人民所必需的基本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如盐和铁。这些限制剥夺了中国商人成为无约束的企业家的机会，使经济失去了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助长了官员的腐化和堕落，因为朝廷官员可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操纵国家垄断商品为个人牟利。
中国统治集团的另一对内限制政策是竭力反对对外经营。中国移民在欧洲人到达之前，且慢慢迁移到东南亚。在菲律宾，西班牙人可能任何时候都没有中国人多。1603年，在西班牙殖民地马尼拉建立32年后，这里的中国人大约有20000，而西班牙人大概只有10000这些中国人实际上控制了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并将其控制扩大到这一群岛的其他岛屿。正是这一年，1603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遭到一次大屠杀；邻近的大陆福建省的一位官员却宽恕了这一屠杀，并谴责海外所有的中国人是祖坟的逆子，是不值得皇帝关心的人。马尼拉的中国人及其东南亚的中国同胞至今仍定期遭到这样的屠杀。同样，1712年，皇帝颁布了一条敕令，禁止中国人在东南亚经商和定居。五年后，另一条敕令允许那些已定居国外的中国人返回家乡，不必担心受到惩罚．1729年，又颁布一条法令，规定了回国的具体日期，逾期未归的那些海外的中国人将不许回国。这同西方国家洽成何等鲜明而又惊人的对照；西方国家不久就积极开辟海外殖民地，创立贸易公司，甚至随时准备着用武力保卫这些事业，反对任何威胁。
在15世纪早期这段异乎寻常的历史中，明朝的航海业以其杰出的技术和惊人的范围，明确证明了中国在世界航海业中的领先地位。然而，皇帝却下诏禁止进一步海外远征，并强迫立即执行这一命令（第十二章第一节）。这就是中国官方对海外活动持消极态度的一个最鲜明、最重大的表现。
下这一诏书的确切动机虽无人知晓，但以下事实值得注意：颁布这一诏书之所以可行，是因为中国商人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正是制度结构上和向外推动力方面的根本差别，在世界历史的这一重要转折关头，使中国的力量转向内部，将全世界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事业。难以置信但却不可避免的结局是，西方蛮族在几个世纪里使伟大的“天朝”黯然失色。
六、中国文明在日本
因为中国的文明和帝国以不间断的连续性持续到近代，所以，它们控制了东亚，而西方却没有一个国家能控制西方。因而，在东亚，没有发展起在西方自罗马帝国崩溃后所盛行的那种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只有遥远的北部和西部的大草原和大沙漠是个例外；在这里，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农业是不可能的，因此，游牧民发展起一种独特的、非中国式的、畜牧的生活方式。对比之下，在邻近的越南、朝鲜和日本，却不存在气候方面的障碍，因此，农业得以发展，中国文明得到传播。在这三个国家中，日本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最不受中国巨人的支配，因此，在东亚历史和世界历史上，起到了相应的更为重要的作用。本章后几节将叙述西方入侵前日本的发展。
日本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位置的影响，这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不列颠群岛极为相似。然而，日本诸岛比不列颠群岛更与世隔绝：它们离大陆115英里，而英吉利海峡只有五英里宽。　日本人在被美国人打败之前，仅于13世纪受到外国侵略的严重威胁。因此，可以说日本人离大陆非常近，足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中得到益处；但又可以说非常远，可以随意选择和拒绝。事实上，日本人对从国外引进的东西都异常敏感和警惕。尽管日本人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善借用的民族，但由于所处的与世隔绝的位置，他们较之其他任何人数和发展水平与其大致相等的民族，独立地发展起一个更大部分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
日本人基本上属于从东北亚迁移来的蒙古种人的一支，但最初居住在北方诸岛的、多毛的高加索虾夷人，有助于该种族的形成；由南方迁移来的马来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可能也有助于该种族的形成。早期的日本由许多氏族组成，每个氏族由世袭的祭司族长统治。将近公元1世纪末时，邪马台氏族征服其它氏族，建立了一个松弛的政治和宗教的霸权；其首领是天皇，其氏族之神成为全民族的神。
6世纪起，中国文明大规模传入日本，这一氏族组织遭到破坏。由朝鲜传入日本的佛教，是文化变革的媒介，在日本起了与基督教在欧洲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所起的完全相同的作用。学者、教师、工匠和僧侣从大陆渡海而来，随身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宗教信仰。而那些游历“天朝”的日本人，作为热情的皈依者，回国后所起的作用更为重大。他们对变革的推动，最终导致大化改新。大化改新于645年开始，它试图以中国唐朝为模式，将日本改变成中央集权制国家。按照中国的模式，日本也分成若干省和地区，由从天皇和国家议舍那里取得权力的总督和地方行政官统治。此外，以天皇名义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分给农户耕种。新的拥有土地的耕种者需向中央政府纳土地税和劳务税，前者以稻米的形式支付，后者有时包括服兵役。
施行这些和其他一些变革的目的是加强帝国的权力，而且，他们是在与前氏族组织相比较后才这样做的。但实际上，日本天皇离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当然首脑相差甚远。强有力的世袭贵族强行对这种中国式的、最终将导致其垮台的行政机构作某些变更。虽然任命官员可能同中国一样要通过考试，任人唯贤，但实际上旧贵族仍成功地获取了显要地位和权力。同样，旧贵族还保留着大片土地；而这些土地通常是免税的，成为国家行政体制外的采邑。在这期间，藤原家族完善了两头政治，即双重政府体制。他们实际统治国家，为天皇选择是后，担任行政和军事的高级职务。而天星则过着奢侈的隐居生活，既不治理朝政，也不与民众接触，他的主要职责是保证世世代代有人继承，延续不断。这种双重政府体制在中国是没有先例的，始终以日本的形式保持下来直到19世纪日本的国门被欧洲人打开为止。
在文化上同样改变了中国的模式。日本人借用了汉字，但发偎了他们自己的书写体系借鉴了儒家学说，但更改了它的道德标准，调整了它的政治学说，以适应他们的社会结构。在保留其本族的神道教的同时，日本人还接受了佛教，但对之作了修改，以满足他们自己的精神需要。以后都长安为模型，日本人首先在奈良，然后在京都建立了帝国新都。但十分清楚，庙宇、楼阁、神龛和花园都具有日本的特征。帝国朝廷成为高度发展的文化和艺术活动的中心。11世纪，紫式部女士在她的著名小说《源氏物语》中，以轻快的笔调描写了宫廷生活。但这部小说也反映了一个日渐颓废、见卓完全热衷于追求美感和肉欲的社会。这种堕落在下个世纪中变得更为严重，它有助于新的封建时期的到来那时，政权从帝国朝廷转入强有力的乡村武士的手中。
七、日本的封建制度
645年的大化改新所引进的中国的帝国体制，对日本长期有效。但到12世纪时，这种体制被日本的种种封建制度所破坏和取代。一个原因是，各省统治者太喜欢优美的京都，往往将他们的权力和职责授予地方部属。另一原因是，有势力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团体对土地总是垂涎欲滴，经常用武力强占土地。只要免税制度继续存在，他们就想开垦荒地。这些倾向使纳税土地的数量减少，意味着拥有耕地的农民的捐税负担增加；于是这些农民或是逃亡北部边境地区，用武力赶走住居在那里的虾夷人，或是将自己连同土地一起交托给拥有采邑的贵族。这样，他们可以免税，并得到保护，但却因此变成农奴。结果，到12世纪末，纳税土地只是整个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甚至更少，地方权力被新的农村贵族所接管。
与此同时，由于帝国军队的瓦解，这一贵族成为居统治地位的军事力量。大化改新规定所有20岁到60岁的男人服兵役。但这些应征士兵必须自带武器和粮食，而且还不免除固定的捐税负担。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于739年被废除。国家军事职务通常由软弱的宫廷贵族担任，只是挂挂名而且。结果，反对虾夷人的战争则由农村贵族指挥。他们已成为骑兵武士，其军事战斗力逐渐增强，最后完全超过了帝国军队。这时，在这些农村贵族和他们的侍从，即武士（字面上的意思是“为人服务的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封建关系。这种关系以理想化的道德即“武士道”为基础。武士在法律和礼仪上享有特权，但反过来必须绝对效忠于他们的封建领主。
到12世纪，日本已由相互竞争的各封建领主集团控制。一段时期内，藤原氏通过利用他们所具有的力量帮助一方或另一方，还能维持势力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