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中文版)1-第1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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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家。
例如，在宗教领域，明治时期的政治家赞成神道教为国教，因为神道教认为国民性与天皇是一致的，认为天皇是太阳女神的后裔。换句话说，神道教促进了民族统一，激励了爱国主义精神；如果日本想在现代世界中保持原有的地位，这些属性恰恰是必不可少的。在教育方面，日本明确规定，其目的是促进国家利益，而不是发展个人。它颁布法令，实施义务初等教育，因为国家需要有文化的公民。大批外国教育家来到日本创办学校和大学；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出国学习，回国后在新学校任教。但是，为了既确保行政管理的一致性又确保思想的一致性，国家对整个教育体系实行了严密的监督。1890年颁布的教育诏书告诫所有学生，“要勇敢地献身于国家；以此来保卫和维持我们的与天地同存的帝国王权的兴盛。”
在军事方面，日本人废除了旧时的封建征兵制，创造了以欧洲最新模式为基础的现代化军队。他们在德国军事代表团的帮助下征摹了一支陆军部队；在英国人的指导下建立了一小支海军部队。明治领导人预见到，这些新军队需要现代化经济为它们提供军需品。因此，他们通过发放津贴、购买原料或成立政府公司来确保所需工业的建立。为了促进工业的发展，他们首先致力于金融机构、商品交易所、航运公司，铁路和电报线路的建设。政府领导人不仅注意支持轻工业如纺织工业，而且注意支持重工业如采矿业、钢铁工业和造船业，因为后者是提供军需品所必不可少的。这些企业建成后，政府通常以极低的价格将它们出售给各种享有特权的私人行业。少数富贵人家，即通常所称的财阀，正是以这种方式扼制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可以补充说一下，这种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主要是从农业中获得的。日本人通过引进良种、改进土地使用方法、扩大排灌面积，以较低的成本使农业产量显著提高。1878年至1892年间，耕地面积憎加了7％，产量增加了21％，人口增加了15％。由此产生的农业剩余产品被税收吸走了，而这些税收则为工业化提供了资本。
日本人还仔细检查了他们的法律制度。西方人到来时，日本的法律制度正处于使西方人对治外法权的要求至少是可理解的这样一种状态中。法律混乱而又苛刻，个人权利被轻视，警察专横且独掌大权，监狱的条件令人恶心。1871年，日本成立了司法部，随后几年来用了新的法规，并将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权力区分开来。
与此同时，日本实行了各种政治改革，以便至少为自己提供议会制政体这种装饰品。首先成立了内阁和枢密院，然后，按正式仪式于1889年颁布了宪法。这一宪法规定：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但在每种情况下，政府只要愿意使有权制止这些权利。大体上说，这一宪法里从德国模式中借来的东西远多于从法国或英国模式中借来的东西。其原因在于：日本同德国一样，当时正处于巩固阶段，因而对增强国家实力比对保护公民自由更感兴趣。因此，这一宪法只为日本提供了议会制的门面，同时却维护了寡头政治的统治和天是崇拜。的确，宪法第一条规定：“日本帝国将由永不间断的一代代天皇统治和管辖，”同样第三条规定：“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由于采用这一宪法和实行法律上的改革，日本人能够迫切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他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时的日本已在文明的国际礼让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再需要治外法权，不再允许对其主权的其他侵犯。经过长期的外交努力之后，1894年，他们说服英国和美国在五年之内结束其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同年，日本人出人意外地赢得了对中国帝国的惊人的胜利。从此以后，不再有任何理由将日本看作是一个劣势国家，其他列强也步英、美之后尘，很快放弃了他们的特权。到1899年时，日本已获得对其国土上的所有外国人的法定裁判权，在这情况下，它成为亚洲第一个砸碎西方控制的锁链的国家。
八、日本的扩张
在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之后，日本开始了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生涯。只要看看日本的好战传统，看看它的军事领导人从最古时代起就享有的巨大威望，这一点也就毫不奇怪了。另外，很显然，远东当时是国际竞争和争夺地盘的地区。讲究实际的日本领导人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每个民族必须为自己去掠夺，软弱和胆小者将一无所获。一位文职官员表达了如下这一观点：“这就象乘坐三等火车一样；最初这里有足够的座位，但是，当更多的旅客拥进来后，这里就没有位子给他们坐了。假如你在肩肩相擦、用双臂支撑自己时失去了自己的地方，那么，你就不可能再恢复原来的位置。……必然的逻辑要求人们既要站稳脚跟，又要将双肘伸向任何可能出现的空间；如果你不这样做，别人就会占据这块空间。”
日本首先对朝鲜发动了扩张主义运动。尤其是与中国相对照，日本政府起初对保护朝鲜的自主感兴趣。如本章前面所述，这一政策导致了1894年挑起中日战争的武装冲突。战事的进程向受惊的世界揭示出日本在以往20年间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中国军队虽英勇作战，但却无力对付一架现代化的军事机器。根据1895年的《马关条约》，日本获得了台湾岛、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不过，辽东半岛由于法国、俄国和德国的坚决要求而不得不归还给中国。如果注意到，在和平谈判期间，中国代表李鸿章和日本使节伊藤博文之间曾有过以下谈话，那是会有启发的。
伊藤：十年前，我在天津时曾同大人（李鸿章）谈过改革问题，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件事情得到改变或改进呢？为此我深感遗憾。
李：先生，当时听你谈论此事，不胜钦佩，而且，我对先生您在日本有力地改变你们的习俗，以致达到现在的水平，也十分羡慕。可是，我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我简直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
伊藤：“除对善良的人外，天意没有任何影响”。如果贵国愿意努力行动，上天无疑会帮助资国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上天对地上的人们一视同仁。根本的问题在于每个国家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战胜中国之后，日本人面临着远为强劲的对手——俄国。俄国不仅同法国和德国一起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而且这时还侵占了朝鲜和满洲。中日战争期间，朝鲜签订了一个条约，同意接受日本人的指导和资本。战争刚一结束，日本驻朝使节便开始了一项全面的改革计划，将日本官员安插在各主要的位置上。但是，领导保守派的朝鲜皇后却与日本使节对抗。结果，后者组织了一次反叛，谋杀了皇后，但这次政变是短命的。皇帝这时已转向俄国，用俄国人取代日本顾问，并授与俄国一家公司以伐木权。
俄国人在朝鲜取代日本人的同时，又在满洲获得了种种特许权。我们前面已提到，1896年的“中俄密约”允许俄国敷设一条穿越满洲、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见第十三章第三节）。我们还提到，1898年，俄国获得了辽东半岛的期限25年的租借权；两年后，即义和团运动期间，又占领了整个满洲。俄国的这些进展在东京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些人赞成以平分战利品为基础设法与俄国保持一致。另一些人则宁愿与英国联盟，因为日本同这个国家几乎具有共同的目标。如果有这样一种联盟撑腰，日本便能顶住俄国的扩张主义。
于是，试探者被同时派往英国和俄国的首都，很快便十分清楚，圣彼得堡难以对付而伦敦就易于为人所接受。对英国人来说，古老的、显赫一时的孤立政策这时已失去它的光辉。由于面临蓬勃兴起的德国和好战的俄国的挑战，他们欢迎在远东有一个能牵制俄国的盟友。1902年1月30日，英、日缔结盟约，它规定中国和朝鲜独立，承认英国在华中、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日、英任何一方若对第三国作战，另一方应守中立；但如果有别国介入，那么，另一方则应援助它的同盟国。由于俄国和法国已结盟八年，因此，英、日同盟显然是为了防止法国在战时援助俄国。
这时，日本已能够迫使俄国作出决定。1903年年中，日本提出，如果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的话，日本就承认俄国在满洲的地位。谈判因自负的俄国人采取拖延和回避的做法而耽搁下来。日本人有充分的理由断定，俄国人毫无诚意谈判，于是，于1904年2月6日同俄国断绝外交关系。两天后，未经宣战和下最后通谋，日本人就袭击了俄国在辽东半岛旅顺港的基地。
如前面所提到的，日本人赢得了对俄国人的胜利，这一胜利甚至比10年前他们对中国人的胜利更出人意外。根据《朴茨茅斯和约》（1905年9月5日），日本获得了库页岛南半部和俄国对辽东半岛的租借权，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也得到了承认。回顾起来，这场战争是远东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毫无疑问，它确立了日本的强国地位，改变了远东地区的力量对比。但更有意义的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一个大帝国。这对整个亚洲产生着令人振奋的影响。它向诸殖民地民族的千百万人表明，欧洲的统治并不是神圣的、命中注定的。自征服者时代以来，白人第一次被打败，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都充满了令人激动的希望。从这种意义上说，日俄战争是近代历史上的里程碑，是非欧洲民族充分觉醒的序幕；这种觉醒今日正震撼着整个世界。
第十七章 非洲
不论怎样，古老的非洲已一去不复返；白人必须面对他们自己所创造的新形势。
简·克里斯琴·斯穆茨
欧洲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影响远迟于对欧亚大陆的影响。在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扩张之前，欧洲列强就已将它们的统治加于印度、东印度群岛和北非大部分地区。法国分别于1830年和1881年夺取了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英国则于1882年占领了埃及（见第十四章第三节）。欧洲人向南入侵的时间通常较晚，其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包括气候恶劣、疾病流行、地理障碍以及非洲人那种与美洲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相比颇为优势的组织和颇为有力的抵抗（见第五章第一节）。另外，与墨西哥和秘鲁拥有金银的情况不同，这里缺乏诱使欧洲人进入内地的可利用的财富。因而，19世纪末叶以前，除某些沿海地区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基本上仍未受到欧洲的影响。不过，在19世纪最后20年中，欧洲列强却追回了失去的时间，实际瓜分了整个非洲大陆，掠夺了它的人力物力资源。到1914年时，非洲诸民族在许多方面已受到欧洲人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比亚洲人所受到的影响还要大不过，内地的许多村民仍过着基本上未受到欧洲侵略者影响的生活。
一、奴隶贸易
对欧洲人来说，几个世纪以来，非洲最有价值的资源就是奴隶，而这些奴隶无需进入内地在沿海港口便可获得。尽管奴隶贸易站被限制在沿海地区，奴隶贸易还是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贸易始于1442年，当时，航海家亨利王子的两位船长将12个非洲奴隶带到了里斯本。的确，奴隶制这时在非洲已是一个固定而又普遍存在的制度。战俘被迫成为奴隶，债务人或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也沦为奴隶。但是，这些奴隶通常被当作家庭中的一分子；他们享有明确规定的权利，他们的身份也不一定世袭。但在欧洲，奴隶制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并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它从一开始就主要是经济性质的，所以，古典时代，奴隶们被迫在矿井里一直劳动到死。当欧洲人开始大规模投入非洲的奴隶贸易对，种族主义又加强了这种非人格性。也许是出于潜意识的掩饰，他们渐渐地开始鄙视黑人，认为他们是天生低劣的野蛮人，因而命中注定要为他们的白人主子效劳。潜意识的掩饰可能还体现在欧洲人用了教为奴隶贸易所作的辩护中。他们认为，奴役确保了非洲异教徒不仅向文明而且向真正信仰的转变。当时有位观察者在以下这段话中谈到了葡萄牙的奴隶制胜过非洲的自由，这段话是颇有代表性的。
从此，他们的命运与过去完全相反；因为以前他们生活在灵魂和肉体的地狱中；就他们的灵魂而言，他们仍是异教徒，没有明确、光明的神圣信仰；至于他们的肉体，因为他们象畜兽一样生活，所以没有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