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何方-去向何处-我是谁全书-第8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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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厉害多了。古罗马著名大诗人奥维德的《爱经全书》、古印度《爱欲经》、古阿拉伯的《芳香同》、中国的《素女经》，都是世界古典性爱的代表作。
应该说，古罗马的《爱经》是古代西方最有价值的一本性爱指导书籍。格调高雅，笔触轻松，又不流于淫佚。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诗人、哲学家鲁克雷特在《论自然》一书中说，对于那些“由于激烈的情欲而颤抖，而将积存之精液注给任何人的”卑劣的罗马人而言，这一本书无疑可以指导他们有关卧房的礼节和性爱的技巧，即性科学与性文明。这本书既指导男子，也指导女子，如女子应根据自己的体型与优点，采取不同的性交姿势；又说：“在进行维纳斯的行为中，不能停止甜美的声音、喜悦的泪水；即令猥亵不堪的言语也不妨出口。在床铺上，任何痴情痴态都是被允许的，因为闺房是人的秘密场所，也是人生的核心。”
关于男女做爱的方法，中国的《素女经》中指出有九法，《洞玄子》则指出了三十法。古印度的《欲经》则提出人需要学习有关性爱的64种知识和64种技术。从流传至今的一些古代性小说中可以看到，这些方法在社会上流传得相当广泛。
相比之下，古印度的《欲经》对后世的影响就更大一些。这是公元前4至5世纪婆罗门神学的性爱教典，也是世界最古老的性爱书籍，它是由婆罗门12位教典学者编著，由一位宫廷诗人整理汇编的。这部书不是提倡淫乐，而是教给人们掌握正确的性爱知识，书中的“性爱篇”记载了男女交合的8种基本型和19种变化型，许多方式有趣而又有益。《欲经》除了指导男子的性爱技巧外，也认为妻子同样应该掌握，妻子在卧房内有时虽然不能主动求欢，但在被要求时必须热情地回报。
现代的避孕技术使性失去了繁殖的根基；人类的现在的伦理观念失去古人原来的基础。人类现在可以和一个根本不想与其生育的人一次次性爱时；性就慢慢的失去了原先人为的附注在它身上的神圣性神秘性；性慢慢的回复了其原本的颜色。避孕技术的发明降低了现代人性交的风险，同时也对传统的伦理道德造成了根本的冲击。那些建立繁殖优生基础上伦理道德其根基已经动摇了或不存在了，再加上随着近代人类对认识的突飞猛进，促使人类自我意识进一步觉醒，自我不想被外在伦理，内在的意识约束，想去找寻真我的自由，但又不知道路在何方！近代社会极速变化，新生事物不断，竞争加剧，人情冷漠，内心的交流更加的困难，越来越多的人无法适应这种变化，自我意识陷入混乱；错位的性爱也随之泛滥。对身体控制的叛逆，自我意识的茫然；最终把人类原来自以会神圣的性爱引入了迷途！
美国生物学家及性学家金赛1948年出版了第一本书《男性性行为》1953年，《女性性行为》出版，金赛认为是10％人口是有同性恋的区向的，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上升。金赛指出，近 46％ 男性在成年阶段曾对两性皆有性反应，而 37％ 至少有一次同性性经验。金赛预测大约 50％ 己婚男性在婚姻生活中有一些婚外的性经验。在研究样本中，26％ 女性在40岁之前有婚外性行为。介乎六分之一至十分之一，年龄介乎 26 至 50 岁的女性层参与婚外性行为。
同性恋不是一种性变态行为，同性恋和异性恋一样分属不同的性取向。目前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能够普遍接受同性恋者具有与异性恋者同样的权利，就人类整体而言，同性恋可能源自于人类部分利他的本能。
虽然同性恋曾经被认为是性欲倒错的一种，但是现代社会大部分的人并不这样认为。类似的，经双方同意的受虐癖、露阴癖、窥阴癖以及非精神疾病的恋物癖、尿色情甚至粪便嗜好症也相当大程度的称为被人接受的性行为。这些认识的变化可能由于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一些人会对对很多人来说没有作用的事物产生性冲动。
性倒错泛指性爱异常的一种性心理障碍的类别。它包括露阴癖，窥淫解，恋物癖，异性装扮癖，性窒息，恋童癖，性施虐癖，性受虐癖，恋尸癖。等多种类型，人类的性取向除乱伦和兽交有可能只源于本能的性冲动之外，别的大多都有比较深层的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其性倒错形成大多源于内在的身体或精神的缺陷及成长过程中的意外刺激，其共同特征是性兴奋的唤起、性对象的选择以及两性行为方式等出现反复、持久性异乎常态表现。如患者以不寻常的露阴窥淫行为和性想象做为性满足的根源。在人类社会中普遍认为两性之间性器官接触（性交）方式做为合理方式；但露阴癖、窥淫癖患者照例与被害人不做这样的性接触或不做为主要性满足方式。性变态的行为不以生殖为目的，是性变态的行为往往使生殖作用成为不可能，这足以说明性变态行为显然有别于正常人。
由于成因复杂，现仅就主要是心理一社会因素方面，由实际病例出发概括较多见因素如：恋爱失败，心理社会因素，早期不良经验，淫秽，色情物品的影响，早期性偏好。
而这些行为在我们中国古代几乎都有存在的：龙阳君是中国正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同性恋；龙阳之癖也成了同性恋的代名词。传说龙阳君象美女一样婉转媚人，得宠于魏王，后宫美女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
汉哀帝刘欣宠幸董贤，为后代同性恋者留下了一个动人的典故。《汉书· 幸传》记载：董贤，字圣卿，云阳人也。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悦其仪貌，宠爱日甚，出则参乘，入 左右，常与上卧起。尝昼寝，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其恩爱到此。汉哀帝怜爱董贤，不忍将其惊醒，于是割断自己的衣袖，怜香惜玉不过如此尔。后人津津于这个故事，便将同性恋称为“断袖”，取其怜爱与美丽之意。
《战国策·楚策》中安陵君，他是楚共王的男宠，有人提醒他，色衰会爱弛，应该向王表态，连死也跟随他，就能得到长期的信任与眷顾。他找了一个机会和共王讲了，共王大为感动，封他为“安陵君”。所以，后来同性恋又被称为“安陵之好”。
古代许多小说和史书中，对女子同性恋存在容忍甚至赞赏的观念，人们认为女子同性恋是闺阁中必然存在的习俗，只要不触犯“男女之大防”，女子之间相恋无伤大雅。还有，在类似《红楼梦》这样的古典精华中，也记述了不少同性恋的事。
古代女子同性恋，也有发生性关系的。如互慰、手淫、口交等等。《秘戏图考》中画有一种“双头淫具”，是一种用木头或象牙制成的带棱短棍，并用两条绸带系在当中。女子把这种淫具放人阴道，以带子绑在身上，类似男子的阴茎，使另一女子得到性满足，又通过磨擦使自己得到快感。
《尚书》有丹朱“昼夜额额，朋淫于家”的记载。丹朱是尧的儿子，骄奢淫逸，不干正事，大禹带领众人不畏劳苦的治水，丹朱却白天黑夜不停地在家聚众淫乱。何谓“朋淫”？ 朋淫就是“群交”。
《金瓶梅》中，描写了女子用来手淫的东西——“勉铃”，即放人阴道内的空心小银球。女子同性恋大多是以手淫互慰的，但也有一种叫“磨镜”的性行为，即两个女子互相磨擦其阴核及阴唇。《秘戏图考》中有这样的画面和文字：“鱼唼式。令二女子一仰—俯，互搂抱以为交接之状。牝户相合，自磨擦，则其鱼口自开，犹游鱼唼萍之形”。 女子同性恋在下等娼妓中也非常流行，姐妹之间生死与共，日夜厮磨，也许是因为娼妓长期卖淫，对于男子的性交已感麻木，精神上也渴求同病相怜式的温柔而造成的。
古代妇女与兽性交的记载也有不少，如清褚人获《坚瓠续集》引《文海披沙》说：“磐瓠之妻与狗交。汉广川王裸宫人与羝交。灵帝于西园弄狗以配人。真宁一妇与羊交。沛县磨妇与驴交。杜修妻薛氏与犬交。宋文帝时，吴兴孟慧度婢与狗交。章安史悝女与鹅交。突厥先人与狼交。卫罗国女配英与凤交。陕石贩妇与马交。宋王氏妇与猴交。” “临安有妇与狗奸。京师有妇与驴淫。荆楚妇人与狐交天下之大，何所不有？”
从古代房中书及色情小说中，记载男子在性交中施虐于女子的情况很少见到，有时记录了性交中的一些“撕咬”“扭打”之类的，也是男女两性同时有快感的。《金瓶梅》中写男子为提高性快感，如何在性交前把三个香码儿放在女人身上，一个在两乳间，一个在肚子上，一个在阴阜上，然后点燃。但这却是写女子愿意这么做，而且增加了性快感，也许，这是女子性变态中的受虐淫癖。
而女性对女性施行性虐待的例子却不少，大多是妒嫉和报复情敌，并满足自己的快感。 如《汉书》有记载，广川王去有两个宠姬，名叫王昭平和王地余。当他生病时，有个叫昭信的姬照顾他并获得了宠爱。此后，昭信就嫉恨其他的姬妃，她曾诬蔑中伤一个叫望卿的姬，说她在画师面前赤身裸体，并用鞭子笞打望卿，令诸姬用烧红的铁签灼她，望卿逃跑，跳井自杀，昭信叫人把她拉上来，用木棍捅入她的阴道，然后割下她的鼻子、舌头和嘴唇，并烹煮她的尸体。昭信先后杀过十几个女人，还时常狂饮，使伎乐裸舞，这完全是一种变态的施虐淫癖。
清代小说《隔帘花影》中，也记述了有位宋夫人，发现她的丈夫在外暗养了一个情妇。宋夫人带上仆人找到那个姑娘，带回家来，叫人剥光那姑娘的衣服，裸露于堂上，亲自动手用马鞭把那女子打得浑身是血，并剃光了她的头发。宋夫人从施虐中感到了性满足。
如《金瓶梅》中，常常提到了女子给男子口交，即称为“品箫”。还有写到女子如书中王六儿就喜欢肛门交和手淫：“原来妇人有一种毛病，但凡交媾只要教汉子干她后庭花，在下边揉着芯子才过，不然，随问怎的不得身子。” “先令妇女马伏在下，那活放入后庭花内，极力硼二三百度，硼得屁股连声响亮，妇女用手在操着厌心子，口中叫达达如流水。”
此外，《肉蒲团》等也常提到女子喜肛交的事例。 但古代女性的性变态，大多出于心理反常和环境的闭塞。女子对男子或女子的性虐待，大多出自偏狭心理，唯恐失去自己的性对象，至于肛交等异常性方式，也是出于对性生活的刺激、求新，或淫荡变异。特别是同性恋，不能不说与中国女性特别的被禁锢和传统的视男女之交往为犯罪行为的偏见有很大关系。
性倒错主要特点是心理上对自身性别认定与解剖、生理上的性别特征恰好相反。持续存在改变本人性别解剖特征以达到转换性别的强烈愿望。通常开始于青年期，儿童期多与异性同伴为伍，穿着异性衣着，但不产生性兴奋与异性装扮癖不同，具有异性化的言语腔调、体态、举止表现。他们厌恶自己的性器官，要求进行变性手术以转换性别。这种愿望一般都持续下来，有的企图自杀。
今天很多的西方社会把性取向认为是一个一元化的和真实的事物。在过去三十年间，一些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指出，它实际上是有很多不同的事物组成的，包括具体的性欲望的对象以及型满足的形式也就是性行为。一些学者则认为性取向和具体的性取向是历史和社会的结构。1976年；历史学家迈克尔·佛科提出，同性恋的概念在18世纪是不存在的，人们认为的鸡奸只涉及具体的性行为而不是性行为的参与者是一种罪恶通常会被忽略有时则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他更进一步指出，只是到了19世纪，“同性恋”才开始作为一个正在浮现的科学的参与者以及文学上寻找对不同形式性“变态”的定义和分析的形象开始出现。最后，他指出正是这个正在形成的讨论使得一些人宣称同性恋是符合自然的，并因此为性取向正名。
保罗·米歇尔·福柯对西方性特征的观点导致了其他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抛弃了对19世纪关于不同形式性行为和性取向的分类的计划，而转移到一个新的研究“什么是性特征？”以及不同地方不同时代的人如何了解他们的身体和欲望？例如，他们争辩到著名的一些美拉尼西亚案例，在他们的社会中成年男子和青春期前以及青春期的男性从事的口交行为与在美国和欧洲男性间从事类似的行为不是可比的，美拉尼西亚的人不能理解或用言语表达他们这种行为是性渴望或性行为，因此这反映了一个十分不同的关于性、性特征和性别的社会文化。一些历史学家也对所谓的古希腊的同性恋做出类似的论断：出现在现代西方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