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第15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去。但是对和中岛先生相依为命的京子夫人我能讲什么话呢？再过两天从上海转来水上勉先生的复信：“杭州出发的前夜接到中岛健藏先生的讣告，来到上海又收到您的信和您托我转交中岛先生的信函，实在无法制止悲痛之情。……”我给中岛先生的信就是访法归来写的那一封，我哪里想到他的时间竟然是这么短促，连听人念它的机会也没有！一位在北京“作协”工作的朋友对我说：“我见到和水上先生同来的木村女士，她含着眼泪说，‘中岛先生不会活过一个星期了。’”我开完会回到上海，有一天同王西彦同志谈起，他接待过水上先生，他告诉我：“同行的木村女士说，中岛先生病危时，讲过几个人的名字，有一个就是你。”
这一切我为什么早不知道？我为什么从法国回来不马上给他写信？为什么我不赶去东京探病？现在已经太迟了！他再也听不见我的声音，再也看不到我的字迹了。难道这就是结局？难道这本友情的书就从此合上给锁在书橱里面永远不再打开？不，不可能！死绝不能结束我们之间的友谊。
中岛健藏先生（2）
我最初看见中岛在一九六一年，那是中国解放后我第一次访问日本。以后我去他来，我们几乎年年见面，无话不谈，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他喜欢酒，又有海量；我几次请他喝酒，但我也常常劝他有所节制。我的劝告不会有多大作用，我知道他是借酒浇愁。当时他正在为着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事业艰苦奋斗，他接到恐吓信，他受到歧视，他的文章找不到发表地方，书店不出他的著作，生活的源泉给堵塞了，他卖掉了汽车，困苦地过着日子。他并不屈服，也不动摇。他在中日文化交流这个巨大工作上注入了多少的心血。我三次访日，当时两国邦交并未正常化，在复杂、困难的环境中，中岛先生是我们活动的一个有力的支持。我深深体会到，要是没有中岛先生这许多年的努力，我们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吗？只有由荆棘丛中、泥泞路上走到大路的人才充分了解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它的主要负责人中岛先生的工作的重大意义。
有一次我和中岛闲谈，他说，看来，中日友好将是他最后一件重要工作了，他没有什么顾虑和害怕。“我挑选了这个工作，走上这条道路，绝不后悔。”他说。于是他谈起他的“新加坡的经验”来。一九四二年他当过随军记者到过新加坡，亲眼看见日本军人毫无根据逮捕大批华侨，全部枪杀。后来有些死者的母亲拿着儿子的照片向中岛先生打听下落。他一直为这件事感到苦恼。他苦苦想着战后日本的出路。他，这个著名的评论家和法国文学研究者，终于找到了他的主要的工作——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也是他用他的心血写成的“天鹅之歌”①。他的确为它献出了他晚年的全部精力。……
昨天日本小说家井上靖先生经过上海回东京，我到机场送行。闲谈间我想起两年前的事。两年前我也曾来这里送别，客人中除井上先生外，还有中岛先生和京子夫人，还有其他的日本朋友。不过两年的时间，机场上仍然是一片灿烂的阳光，候机室里却似乎冷清得多，我始终感觉到自己心上那个无法填补的空洞，井上先生和我都在想念那位失去的友人。
日航班机飞远了。我也回到家里。我静下来，仍然不能忘记失去的老友。我又找出他今年的来信，读着：“一九六一年樱花盛开的时节我同您一起游览了富士五湖和金泽，那个时候我们在东京还遇见了春雪，想起来好像是昨天的事情。还有东京新宿的秋田家，它的老板娘上了年纪，去年把店关了。您下次来日本就另外找一家像秋田家那样的地方为我们的友谊干一杯吧……”这是三月十六日信上的话。
敬爱的朋友，我是要来的。但是我在什么地方为我们的友谊干杯呢？中日两国的邦交恢复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了。您的五卷新作《回想之文学》出版了。您的事业正在发展，您的影响不断扩大。为什么您偏偏死在刚刚看到胜利的曙光的时候？然而您放心吧。大桥架起来了，走的人越来越多，它是垮不了的。您看不到的美景，子孙后代会看见的，一定会看见的，我相信，我坚信。
七月三十日
观察人（1）
不久前有两位读者寄给我他们写的评论我的文章。他们都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位是大专学校的老师，另一位在做文学评论的工作，总之，他们都读过我的书，我就简单地称他们为读者吧。他们的文章长短不同，内容也有差别，篇幅较多的好像是我的评传，另一篇则专论《激流三部曲》。两位读者对我都有好感，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意见：作者不应该对他所批判的人物表示同情甚至过多的同情。这个意见的确打中了我的要害。而且在他们之前就有人这样指出我的缺点。现在让我来谈谈我自己的想法。
首先我想说，我不知道他们的“批判”是什么样的“批判”，是不是我自己经受过几十次的那种批判？是不是那种很像在演戏的、一片“打倒”声的“批判”？说实话，这种“批判”跟我的小说毫不相干。我想到的只是讲道理的批评，我批评的对象常常是我同情的人，惟其同情我才肯在他或者她的身上花费笔墨。对于冯乐山之流，我用不着批评，我只是攻击。
五十年来我在小说里写人，我总是按照我的观察、我的理解，按照我所熟悉的人，按照我亲眼看见的人写出来。我从来不是照书本、照什么人的指示描写人物。倘使我写人写得不好，写得不像，那就是因为我缺乏观察，缺少生活，不熟悉人物。不管熟悉或者不熟悉，我开始写小说以来就不曾停止观察人；即使我有时非常寂寞，只同很少的人来往，但我总有观察人的机会。我养成了观察人的习惯。我不大注意人们的举动和服装，我注意的是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着什么样的精神世界。长时期来我观察了各种各样的人。哪怕就是在我给关进“牛棚”的时期，虽然没有经过任何法律手续“造反派”就剥夺了我的公民权利，但是我仍旧保留着观察人的习惯。对于从各个省市来向我进行“外调”的人，尽管他们装模作样，虚张声势，有时甚至张牙舞爪，发脾气骂人，或者说假话骗人，尽管他们降低身份拼命学习传统戏里坏人干的那些栽赃陷害和“逼供信”的把戏，他们却没有想到我暗暗地在观察他们。他们的坏心思并未逃过我的眼睛，即使他们自称是“工宣队”或者“军代表”。
然而说起观察人，我也有失败的时候，例如解放后我在上海经常同张春桥打交道（他管着我们），我也常常暗中观察他，可是我始终猜不透他对我讲话时心里在想些什么。张春桥就是这样一个人！
观察人观察了几十年，只要不是白痴，总会有一点点收获吧。我的收获不大，但它是任何人推翻不了的。这就是：人是十分复杂的。人是会改变的。绝没有生下来就是“高大泉（全）”那样的好人，也没有生下来就是“座山雕”那样的坏人。只有“四人帮”才想得到什么“三突出”、“高起点”一整套的鬼话。他们说的话越漂亮，做的事越见不得人。他们垮台了，可是他们的流毒现在到处都有。譬如学习外语吧，我收听外语广播讲座时，还听到“为革命学习外语”的宣传。我想，学外语不去记单词、做练习、学文法、念课文，却念念不忘“革命”，那么一定学不好外语。同样从事革命工作的人并不一定要“为革命吃饭”，“为革命睡眠”。吃饭就吃饭，睡眠就睡眠，难道不挂上“革命”的牌子，就会损害革命者的崇高品质吗？
我写《家》，我写了觉新的软弱和他的种种缺点，他对封建家庭存着幻想，他习惯了用屈服和忍让换取表面的和平……我也写了他的善良的心。这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为什么不值得我的同情？我同情他的不幸的遭遇，却并没有把他写成读者学习的榜样。事实上并没有读者愿意向觉新学习。我在小说里写高老太爷临死前“伸手在觉慧的头上摩了一下”，对他低声讲了话，又写高老太爷一死，在场的人“全跪下去，大声哭起来”。很简单，高老太爷并不是魔王，觉慧也不是伟大的革命家。我并不脸红，我自己当时就是这样，我跟着大家跪在祖父的床前。在我的眼里他只是一个病故的老人，我那时只有十五岁。觉慧至多也不过大一两岁，他一直生活在那样的家庭里，难道他身上就没有一点封建的流毒？有。而且他有不少的缺点。他当时明白的事情也不多。他梦想革命，他不满意封建社会，但是他并不懂“为革命吃饭”等等的大道理，也不会跟他的祖父“划清界限”。至于高老太爷，据我那时的观察和后来的回忆、分析，他临死很有可能感到幻灭、泄气，他在精神上崩溃了，他垮了。有人责备我“美化”了高老太爷，说这是我的“败笔”。其实我的小说中处处都是这样的败笔，因为我的那些人物都是从生活里来的，不是从书本上来的。高老太爷凭什么不垮下来、一定要顽强到底呢？难道他那时就想得到若干年后他会在“四人帮”身上借尸还魂吗？
今天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人的确是十分复杂的，他的头脑并不像评论家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在我非常敬佩的某些人身上我也发现过正在斗争着的矛盾。即使在他们身上，也不是每个细胞都是大公无私的，私的东西偶尔也会占了上风。这是合乎情理的。与其事后批评他们，不如事先提醒他们。对好人也不应当一味迷信。
我有这样一个印象：评论家和中国文学研究者常常丢不开一些框框，而且喜欢拿这些框框来套他们正要研究、分析的作品。靠着框框他们容易得出结论，不过这结论跟别人的作品是不相干的。我想起一件事情：去年或者前年下半年吧，有一种杂志在上海创刊，上面发表了一篇评论《家》的文章，两次提到作品的“消极因素”。过了几个月，这刊物的一位编辑来向我组稿。我就顺便问他，我这部小说起过什么消极作用？是不是有人读了《家》就表示要做封建家庭的卫道士？或者有人读过《家》就看破红尘，出家做和尚、当尼姑？再不然就有读者悲观厌世、自杀身亡？文章不是他写的，他没有回答我的义务。我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
观察人（2）
但“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作家是没有权利讲话的，更说不上发牢骚了。
八月二日
要不要制定“文艺法”
我国的宪法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这所谓“自由”绝不是空话。这里说得很明白，一个人从事文艺创作活动，只要他不触犯刑法或者其他法律，就不应该受到干涉。宪法上并没有规定还有一种拿着棍子和帽子的人可以自由干涉别人的文艺创作活动，可以随便给人扣帽子，向人打棍子。然而有人说是不是还要制定一种“文艺法”，他并非在开玩笑，他实在是胆战心惊，因为拿棍子的人就在近旁，他们并不躲躲藏藏，却若隐若现，有时甚至故意让你看见，在这些人的脑子里，宪法是不存在的，他们对待第一个宪法和第二个宪法有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所以说话的人真正希望刑法之外还有一种“文艺法”，上面说得明明白白：写什么主题，怎样写法，如何开头，如何结束，哪一种人可以做反面人物；正面人物应当属于哪一种人等等，等等……这样一来文艺工作者就可以“安全生产”，避免事故了。
这种想法似乎很妙。其实一点也不妙。首先不会有人出来制定什么“文艺法”。其次即使有了“文艺法”，它也不会像安全帽那样保护工作的人。我还记得“四害”横行的时候，因为有人说“文艺工作危险”，就大批“文艺工作危险论”。“四人帮”及其爪牙大批“文艺工作危险论”的同时，又大整文艺工作者。凡是在文艺工作上有一点成绩的人都挨过整，受过迫害，有的给弄得身败名裂、妻离子散，有的给搞得骨灰盒中只有一枝金笔或者一副眼镜。总不能说这不是一场百年难逢的浩劫吧？
现在形势大好。不过所谓“大好”也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解释。我们是在一面医治创伤、一面奋勇前进的时候，我们应当鼓足干劲，充满信心，但是绝不能够自我陶醉，忘记昨天。我们还得及时给身上的伤口敷药。还要设法排除背后荆棘丛中散发出来的恶臭。有人大言不惭地说“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