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历险-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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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当然很自豪，我感觉很受抬举。我并不自负，但我认为成为《泰晤士报》的总编是件很自然的事。我非常幸运，但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因为《泰晤士报》是一家如此优秀和拥有深刻洞见力的报纸。
　　当时，你打算如何重新设计（redesign），甚至重新定义（redefine）这份报纸？
　　我知道《泰晤士报》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报纸之一，但是不同的市场之间是有区别的。首先是要在这个不客观的世界上做到客观；第二是要给不同的声音提供平台，这样读者才有机会了解到各种不同的观点。对报纸的重新设计还包括，要有雄心。虽然这样做有时候会犯错，但是不会变得乏味。对于一份报纸来说，一旦变得乏味就近乎死亡。有时候，我们的员工会错误地认为好文章就可以允许冗长，我不这么看。
　　作为《泰晤士报》有史以来的第一任外籍总编，你怎么看待《泰晤士报》的伟大传统？有托马斯·巴恩斯（ThomasBarnes）、约翰·德兰尼（JohnDelane），甚至20年前的哈罗德·伊万斯（HaroldEvans）在前，你有没有感受到过焦虑？
　　我很了解《泰晤士报》伟大的前任，但不是人物本身，更多的是这份报纸的声誉。我总是很在乎这份报纸的声誉，担了很多心。你不能被声誉吓倒，但同时，为了这份声誉你又不能冒一点风险。所以，给我压力的更多的是这份报纸本身，而不是那些人物。
　　哈罗德·伊文斯和默多克之间曾经不愉快的经历有没有让你担心过？
　　呃，当时我不在场。但我看过他的书，对于这件事知道一点。呃，接受这个职位之前，我和比较了解默多克并且我很看重其意见的人谈过，他们说我应该接受。我的前任明白，我也很明白，默多克是一名杰出的实业家。但《泰晤士报》并非是一份能赚很多钱的报纸，而是一份拥有大量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一份志在做出优秀新闻的报纸。这是一个需要大量投入的行业。事实上，鲁伯特·默多克在这方面提供了大量额外的资源。这些钱该怎么用他没有插过手，因为他很信任我的判断。看起来，我获得的建议是正确的。默多克爱报纸，他对此充满了感情，他想知道编辑都在做什么，因为他希望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扩展了（新闻工作者的）手法，扩展了（新闻）传统。每次我和他谈话，他都会真实地表现出对我们在工作中所采用的编辑手法的好奇。他没有对我说过应该做这个或应该做那个，他只是表现出了他对新闻的热爱。
　　在这个国家，人们不相信我所说的话，人们总说“噢，他一定要干涉你了”，“噢，他一定要对你指手画脚了”。但真正的事实是，他以前没有、现在也从没有这么做过。但是，因为人们对他有太多的误解—对他怀有成见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外来者，所以不管你对人们说什么，都没人会相信你。
　　人们常说默多克是个利润至上的人，他总是想裁减更多的人员以增加利润。你感受到过这方面的压力吗？
　　恰恰相反，他真正在想的是怎样做一份伟大的报纸。每回跟他谈话要资源时，他只会问我需要什么可使这份报纸更成功，而不是应该裁这个，应该减那个。这些都是我个人的体会。
　　你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商业新闻工作者之一，《金融时报》的美国版也给你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泰晤士报》以其政治报道而闻名于世。你个人的经历会怎样影响《泰晤士报》的文化？
　　呃，不管我从事商业新闻与否，《金融时报》本身提供的就是高质量的新闻。我个人的经验是，这两份报纸都是在致力于成功报道一些很难做好的主题。的确，商业报道的特殊性就在于，如果你懂得债券市场，你就会知道市场上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在纽约时要做到的是，你写的报道要尽量让不懂资本市场的人看了也能明白，这样才能让更多的读者购买你的报纸，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我在做商业新闻时积累的经验到了这里也很有用。部分原因在于，在英国，报纸是有政治倾向的。《卫报》比较偏左，《每日电讯》比较偏右，但我不允许把个人的偏见传递给读者。总的来说，《泰晤士报》也有一点偏右。我在做商业新闻时学到的是，好的商业新闻是客观的，它需要向读者客观地解释某个领域或者某家公司。
　　在政治报道中做到客观是否有可能？《泰晤士报》在19世纪达到了它的巅峰，其总编辑德兰尼先生以其支持改革的自由派观点而赢得了声誉。今天它应该怎么做？
　　社论显然和报纸的其他部分远远不同，社论是需要观点的。我们都知道什么是新闻，就算空间再有限，你也得做到客观。至少，你得真正去争取，尽量保持正确，尽管有时候也会犯错。但在新闻版块里是客观还是主观，两者是不一样的。
　　《金融时报》是一张彻底国际化了的报纸，你会将《泰晤士报》变得更国际化吗？或是会更本地化？一个外国人成为这家报纸的总编辑，这是否已经是国际化的迹象？
　　是的，但是你看，你们也想成为中国的《金融时报》，但是你很难做到将一个国家的一家报纸照搬到另一个国家的另一家报纸上。假如《金融时报》上的题目你们也想在《经济观察报》上报道，那么有的题目你们会选上，有的就不会。如果想办《金融时报》的中国版，你们就得对报纸进行大幅度的改动。比如说这篇关于德国股市的文章，你们就需要重新改写，以适应本地的读者。对于一家报纸来说，国际化意味着你对市场要有国际化的视角，我想这方面我们已经做到了。但是，走出国门，进入另外一个市场，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在这点上我们不像《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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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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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否意味着《泰晤士报》会变得更加注重英国市场，而非国际市场。你不想在全球其他地方销售更多的报纸吗？
　　我很愿意啊，但是这份报纸本身就不是为美国读者设计的，这不算什么战略。和以前一样，我们现在仍然四处派驻记者，我们在北美又增加了三个记者，在东京也有我们的记者站，在北京也有，在马德里也有。这家报纸的国际化程度已经在提高。但是我们不可能在香港卖我们的报纸，那里可能只有50个或100个人会读。这些读者不能从我们的报纸中获得回报，也许他们有兴趣去了解一下国外的东西，但不可能像在伦敦一样每天买一份。
　　当你刚刚接任这家报纸的总编职位时，人们对你的未来纷纷表示怀疑。《卫报》、《每日电讯》都认为你在市场动荡的时候保持了这家报纸的文化。10个月过去了，这家报纸的发行情况如何呢？
　　我们做了一次读者调查，在英国所有的报纸中，我们是读者数量增长最快的。我们的广告收入也很大。如果要说销售额，结果还比较令人乐观。整个市场的确处于低谷，但是从技术上来看，这是个上升的市场。如果这个市场不好的话，我们就会下滑。
　　所以我们的理想是要做一份高质量的报纸，一份成功的报纸。
　　人们说你是《泰晤士报》、乃至英国报业最神秘的人，你对此作何感想？
　　有意思的是，我在亚洲的时候，人们却说我是最容易了解的人，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也这样想。我觉得这里的人太爱评论别人了。我不是说一份报纸不应该被人谈论，但是我的工作不是当一个名人，我的工作不是天天上电视，我的工作是做一份出色的报纸。
　　但是你的确是一个明星，尤其是你在美国负责《金融时报》美国版时，你有很多头衔。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名声、权力等问题？
　　我在美国做《金融时报》时，任务之一就是要迅速建立起其声誉和形象，所以我做了很多事情。我们这么做是有目的的，所以我进入别的公司的董事会、上电视、参加各种活动……《金融时报》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还很小，因此需要增加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而且美国人常常不关心总编辑的情况，他们不会把这些事情算在你个人的头上。所以我进入其他公司的董事会，参加纽约的社交活动，这些都不是个人活动，都是职业需要。
　　但对英国的《泰晤士报》来说，我根本用不着做这些事情，这不是我的工作。我很清楚自己的职位，我知道怎样做才对我们的报纸更好的。比如说我们要采访以色列总理沙龙，我完全可以亲自到那儿进行这个采访。但是我不想去，我送我们的记者去，我真的是哪儿都不想去。但是在美国，你需要学会的是怎样利用好自身的影响力。
　　这两者最基本的区别是，5年前，美国人从未听说过《金融时报》。而今，他们会想要知道《金融时报》都作了什么报道。而5年前，伦敦的《泰晤士报》已经很有名了，它不需要罗伯特·汤姆森让它变得更有名。
　　在你看来，英美两国的新闻业有什么不同？
　　有人曾说我想把伦敦的《泰晤士报》变成《纽约时报》，但这无疑是不可能的。《纽约时报》是具有垄断地位的，而在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上，比如中国市场，你要做的事情就会不一样。你得变得大众化，需要各种花边新闻。有人批评英国报业不好，这不公平，我觉得英国报业要强过美国报业。在英国，为了争夺市场份额，报纸经营者面对的压力要大得多，他们需要动用他们的聪明、智慧与胆识，而且英国报纸的写作水平非常高。美国杂志界的优秀作者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在美国报界，尤其是日报，就不如英国报纸优秀。有人说英国报纸报道的是黄色新闻，我认为这有些夸张。如果你看看美国报纸，拿美国的地区性报纸与英国的地区性报纸加以比较，你会发现美国的很多报纸—名字我就不说了，这会很伤人的—纽约和华盛顿之外的报纸，真的都很差。但是它们都是具有垄断性质的报纸，所以我觉得那样评价英国报纸是比较过分的。
　　在当今世界上，新闻界最常见的陈词之一就是“全球化”，因为它改变了新闻业。另外一个词则是“9·11”，它普遍被视为是一个转折点。那么你怎么看待这两个词呢？它们是陈词滥调，还是确有影响？
　　我认为，全球化对社会的影响更为巨大，所以才会影响到新闻业，因为新闻就是要反映、捕捉和解释社会发生的变化。“9·11”也是如此。它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中国社会，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因它而改变，所以新闻业只是在捕捉这个变化。我很清楚那边发生的变化，因为事件发生时我就在那里。在那之后，美国的电视和报纸上有了更多的国际新闻，但这种突然的变化只会持续一段时间。比如说，《泰晤士报》的国际版块也有所增加，但这并不是因为“9·11”，而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使然。
　　你可以认为，而且的确也有人认为，“9·11”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是惨痛的那一部分。
　　你在10个月前被任命为《泰晤士报》的总编时，所面对的最困难的变革是什么？你从《金融时报》带过来了一些人，你改革举动有没有受到老员工的抵制，比如文化上的差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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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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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遇到太多的问题，将来可能会，但是目前还没有。但文化的不同是一个大问题，这儿的人比较担心这方面，我认为他们希望我是一个严肃的新闻人，但是他们不太清楚。传统以来，《金融时报》一直有异于英国其他报纸。人们有两个可以理解的担心：一是担心我会把我的好友全部带来，安插在这里；二是担心我会让报纸去迎合市场。所以我显得很奇怪，我来了以后没有掀起一场革命，并且花时间去熟悉这里的人，熟悉这家报纸，熟悉英国报业，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就开始对我的目标充满信心了。我不太好这么说，但是我的感觉是，人们挺高兴，他们改变了想法，也更容易去了解我的思路。你要想改变《泰晤士报》，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它的传统，更多的是这里的每一位新闻工作者对这份报纸的热情。我相信我看到了这些变化，很珍贵的变化。这也许就是目前而言对我最大的挑战了，但它并不是非常巨大。我本来担心有一些很优秀的人会离开，但是这种事情没有发生。
　　所进行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有一些变化比较明显，有一些变化意义很重大但却不那么明显。比较明显的大变化是增加了一些新版快，如星期一的足球版块，目前这个版块还算成功。中国有如此之多的人看足球报道，但是要做到真正原创确是很难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大量有创造力的人。回顾这些变化，影响力最大的恐怕是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