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宝 作者:高玉宝-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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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九岁时，全家在乡下实在没法过了，父亲领着全家人到大连谋生。哪知，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大连，也没有穷人的活路。我们到大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只好在大连的贫民窟香炉礁朱家屯大粪场臭水沟附近。用石头、碎砖头、破油毡纸搭个小窝棚住。这窝棚四处透风，冬天下雪时，雪花都飞到窝棚里。夏天下雨时，窝棚里都淌水。那成球的大长尾巴蛆遍地都是，都往锅里爬，真不是人住的地方。那时，我一家人找不到活干，到处要饭拣破烂。我小小的年纪什么都干，拣破烂、拣煤渣儿、赶海、捞海菜吃，还常去为有钱有势的人家办红白喜事打杂儿，给人扛小旗儿。我还帮说书的艺人维持场地秩序，这样，我可利用这机会免费听艺人说古书、讲历史小说。我还常去大连火车站、码头，为旅客提提东西，挣口饭吃。九岁的我，在大连到处流浪找活干，怎么也找不到能吃顿饱饭的活。十岁时，我就在一家工厂给日本鬼子当童工。全家人受尽日本鬼子、汉奸、巡捕的欺压和迫害。我祖父、叔叔、母亲和一个小弟弟都死在大连。我刚十五周岁时，就被迫替多病的父亲在大连复县华铜矿当劳工，差一点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我的童年和少年，没有温暖和欢乐，是在苦难的煎熬中度过的。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我和矿上的劳工才得救了，回家后我又学木匠。为了保家、保田，1947年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上我很能吃苦，参军半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在辽沈、平津、衡宝等战役中，先后立过六次大功、两次小功。部队南下作战非常艰苦，那时，为追击逃敌，都在四十多度的高温下跑步前进，一跑就是一百来里路，不少同志又饿、又累、又渴，昏倒在路上，我们脚上的大水泡，被磨破出血水都不知痛。在连夜行军追击敌人时，我们困极了，走着路都能睡着了。在战争年代的革命战士，大都是受苦人，跟我一样，小时候都上不起学，不识字，连封家信都不会写。在我当通讯员、警卫员、军邮员、收发员时，因为不识字吃了不少苦头。我常为把同志们的信和首长的文件送错而难过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所以，我下决心学识字。部队在南下时，整天行军作战，根本没有条件，也没有时间学习。为此，我就利用行军作战的点滴休息时间学几个字。当时学写字没有笔，也没有纸和本子，更没有桌子和凳子，我就把大地当纸当本子，把石子和草棍当笔，蹲在行军的路边上练习写字。在行军中，一传口令休息，我就开始蹲在地上，或坐在背包上默写学过的字。同志们在行军中都累得要命，一停下来休息，全困得坐在地上睡过去了。为了学个字，我尽量不让自己睡觉，使劲搓脸，掐腿上的肉，让自己精神起来，为多学个字，我不得不把在路边睡着的战友推醒。有的战友伸伸胳膊，打着呵欠说我：“你是铁打的人，就不知累？不知困？你哪来那么大的精神头？等打完仗再学吧。”
我忙笑着恳求他：
“我为不识字，常把首长的文件和同志们的信送错，我不能等打完仗再学字，你就受点累，少休息一会儿，教我识两个字吧！”
我找个理由说：“这学字也和打仗一样，战士打仗，要在上战场前就把兵练好，学会使用各种武器，不能等到了战场，敌人都冲上来还不会放枪、放炮、甩手榴弹，那就晚了。团政委说，等打完仗，全中国都解放了，有很多工作要我们去做，我们不识字，没有文化，可做不好工作。全国很快就解放了，到那时，现上轿、现包脚、现学字可就来不及了。”这位战友经我这么一说，也就不顾疲劳地教我识字了。但战友们教我学识字有个条件，非叫我给他们讲个故事不可。小时候，我非常喜欢听民间故事和历史小说。在大连当童工时，晚上没事，就去听人说古书、历史小说。我一听就迷，一连听了五六年。虽然我不识字，不能看书，但我对中国各朝代一些有名的小说、历史人物、故事情节，都能一套一套，有声有色地讲出来。大家都愿听我讲故事。我在部队上，从北方行军作战的路上，一直讲到部队南下作战的日日夜夜，总讲不完，都称我为故事大王。我一看同志们在行军中走累了，就讲一段小故事，鼓鼓大家的精神。我讲故事也有条件，凡是识字的人听故事，都要答应教我学个字，我才讲。在战争年代的行军路上学个字可太困难了，我好容易才学了一百来字。部队为了激发战士英勇杀敌，早日解放全中国，开展了诉旧社会苦的活动，使我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我想，等我学了很多字，一定把自己受的苦写一本书。
长沙解放不久，我们部队在长沙市郊区肖家巷。一天，有位有文化的战友给我念了一本书——《少年毛泽东》的故事。毛主席少年时，很喜欢看古书。他从中发现，旧书里的主人公全是文臣武将、才子佳人，为什么没有一本书是写耕田汉呢？听到这儿，我忽然醒悟。可也是呀，小时候我听了那么多的古书和历史故事，里面为什么也是没有专门写穷人的事儿，写的全是有钱有势的人呢？穷人为什么在书里和故事里尽受欺负？不久，上级发下一本书，叫《沉冠记》，是写受苦人的事。战友念给我听，使我受到很大教育。我又产生要为穷人写书的念头。我暗暗地下决心，一定要把自己和穷人在旧社会受的苦难，把革命战士为解放全中国人民英勇作战、流血牺牲的事迹，死难同胞的悲惨遭遇，写成书给后人看，让被解放的受苦人和后来人，永远不忘流血牺牲的同志，不忘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穷人、杀害革命同志的罪行。为此，我学习写起小说来，开始了文学生涯。
1949年8月20日，我利用部队在长沙郊区肖家巷休整的空隙时间，开始动笔撰写我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这天，我好不容易找来一点纸，订个小本儿，又找到一个铅笔头，我就这样开始写小说了。当时没有桌子，我就在膝盖上写起来。没想到，此后，我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成为战士作家，走进了作家的行列。但从这以后，我这个文盲战士也尝尽了没有文化而学写书那种艰难的滋味儿。当时，我不识几个字，也不懂什么叫文学、什么叫小说，再加上部队追击逃敌，整天行军作战，根本没有时间写小说。写书的困难就象一座座大山挡在我面前，困难极了。但我并没有被面前各种困难吓倒。没有时间怎么办？我就利用行军作战的点滴休息时间写，哪怕十分、八分钟，我也把它挤出来。那时，我写小说的最大困难是不识字，想写的事多，但会写的字却很少，每写一句话，十个字有九个字不会写，都要问同志们，这样，好几天也写不出几句话来。写出来的字句，全都是七扭八歪不成行，难看极了。我曾多次灰心不写书了。宣传股长迟志远同志，不仅鼓励我把书写下去，还特请宣教干事单奇同志，亲自教我学字，并给我笔，还给我订个大本子。他鼓励我用保尔的精神写书，并在我写书的本子上题字：“玉宝同志，希望你能继续把书写下去，把它写成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一样。”在首长和同志们的鼓励下，我写书的精神头和决心又大了。每当我想起过去和我一起当劳工，那些被日本鬼子活活打死、用狼狗咬死、用刺刀挑死的劳工叔叔，想起那些在辽沈等战役中壮烈牺牲的战友，想起我死去的爷爷、叔叔、妈妈和小弟弟，就难过地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及对敌人的无比仇恨，更激励我非把这书写出来不可，使我又进入创作的激情之中。每当这时，我要写的人物、故事，在脑海里象开了锅的水似的直往外冒，不写不行了。可是写吧，又是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困难极了。我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儿：“玉宝啊，玉宝，写书再难，也没有革命前辈二万五千里长征艰难，写书再苦，也没有我们东北部队三下江南、四保临江那样艰苦。你在残暴的敌人面前，都没低过头、害过怕，也决不能叫不识字，学写书的困难难住了、吓倒了。要拿出在战场上消灭敌人那种劲头儿，来战胜学文化、写书的种种困难。”我坚信，用保尔写书的精神，有“铁梁磨绣针，功到自然成”及“愚公移山”的决心，我一定能把《高玉宝》这部书写出来，并把它写好。一年写不出来，我写两年。两年写不出来，我写五年、十年，什么困难也压不倒我。当时，我本来想先学识字再写书，可是创作的激情不允许。我要写的人和事，象潮水一样，在心里翻腾，等不得我学了字再写。那么，我不会写字，又怎么写书呢？我想出一个笨办法来，把不会写的字全用各种图形画和符号来代替文字写书。如：日本鬼子的“鬼”字不会写，我就画个可怕的鬼脸来代替。蒋介石的“蒋”字不会写，我就根据他是秃头的特征，画个蒋光头。“群”字不会写，我画一些小圈圈代替。“杀”字不会写，我先画一个人头，然后，再在这头上画把刀，就是杀人的意思。“哭”字不会写，先画一个人脸，然后在这脸上点几个小点儿，我一看就知是书里的“哭”字。最难的是，有很多字无法用图形画和符号来表示字意，我只好画一些小圈圈空起来，等我学了字，再添到那圈圈里。我就这样艰难地学字和写小说。为快点把书写出来，我在行军作战中牺牲了一切休息时间。有时，部队在行军路上临时休息的一点时间，我也坐在路边上写一两句话。
在部队追击敌人、解放广西时，我是军邮员。为使部队当天看到报纸、文件，战士能早一点看到家信，我每天背着书稿，骑着马，跑前跑后地为进军的部队送信件和报纸。不幸的是，部队在广西追击白崇禧，我可爱的大红马，在过险峻的大山时摔死了。马摔死后，我这军邮员的工作就更艰难了。每天要比同志们格外走很多路，累极了。但我还是战胜了很多困难，很好地完成了军邮员的任务。广西解放以后，我们部队继续在山区里剿匪，仍然没有时间写书。我只好见缝插针地写。这时，我已经写出好几章书稿了。我们部队在炎热的南方，每天顶着高温连续行军作战，真是人困马乏，累得几乎都走不动路了。就是这样，我也没有间断写作。艰苦的写作，把我累得吐了血。但我终于战胜了种种困难，仅用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写出二十多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草稿，1951年1月28日，在广东潮州乌羊市落笔。（《高玉宝》的手稿，后来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在总政文化部首长和解放军文艺社领导、编辑的关怀、帮助下，在老作家荒草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我每天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反复修改书稿。《解放军文艺》把我改出的书稿全部连载了。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我的《高玉宝》。这部书能够问世，同广大读者见面，对在旧社会出生的我来说，真是一场梦想。但这梦想，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才能实现。几十年的美好时光虽然逝去了，但我永远不忘党和毛主席，不忘新中国对我这文盲战士的教育、培养，不忘所有帮助过我的领导和同志，及关怀我的国内外读者和朋友。今特在此感谢当年鼓励我写书的迟志远股长、教我学文化的单奇同志、帮我抄写书稿的尚振范文书、及亲自指导我修改书稿的老作家荒草同志，解放军文艺社在九十年代第二春，再次又出版我的《高玉宝》，在此深表谢意。
不少读者希望了解《高玉宝》出版之后和我的创作情况。1962年，我大学毕业后又回部队工作至今。本想有了文化多写些作品，但由于种种原因，及风云之年的坎坷，使我失去了很好的创作时光。但，我并没因此停笔。我一直坚持到部队、工厂、矿山、农村去向人民群众学习，在人民群众中生活。这些年来，我除了写出两部六十多万字待修改的长篇小说《春艳》和《我是一个兵》之外，还发表一些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民间故事、文章等。为写好《高玉宝》续集我曾步行几百里路，到我参加辽沈战役、打过仗的地方：鞍山、辽阳、义县、锦州、塔山等地体验生活，访问参加这一战役的战友和当地群众，已写出八十多万字《高玉宝》续集书稿，正待出版中。
一个人，虽然不能青春永驻，但只要有蓬勃向上的精神，就会永远年轻，为人民多做些有益的工作。我是个普通一兵，没能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