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毒于丹-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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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五四运动时还直接提出“打倒孔家店”、批判孔孟之道的口号。
时间又过了将近百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当我们再次提到孔子的“礼”时，还有必要像百年前一样激愤而粗暴吗？确实，那些为维护皇权、专制、封建等级秩序而被后代统治阶级强加于儒学的三纲五常、愚忠、愚孝等封建礼教，应被我们要像抛弃“烟枪”一样弃如敝屣。我们应该去接触传世文献中那个真实的孔子，看清儒学的本来面目，取其精华，同时兼收并蓄世界各民族的礼仪，以此来规范我们的举止、行为、语言，来提高全民族的礼仪素质，使我国以“礼仪之邦”的形象屹立于世人之间。
质疑于丹对“士”的解释（1）
文/唐唐
《于丹〈论语〉心得》的第95页，对“士”的概念进行了解释：
学生子贡去问老师：“何如斯可谓之士矣？”怎么样才可以叫做“士”呢？
我们知道“士”这个阶层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是那种无恒产有恒心，以天下为己任的阶层，这应该是一个很崇高的名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士”的概念非常重要。阅读古书、学习历史知识、探求古人真实的内心世界，都需要对“士”的概念有明晰的认识。真的如于丹所说的“士”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吗？
于丹对“士”的解释，过于含糊，对“士”的概念的发展流变也未作任何交代，对读者来说是很不负责任的。
我们先来看看，于丹这段话的出处。《孟子·滕文公上》：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孟子的意思是说：有些财产家业的人，一般都比较稳定；而那些流动人口，那些社会闲杂，那些手工业者，那些丐帮成员，没办暂住证的，多无恒产，相当于做人没有质押，没有担保，没有退路，也就没有依附感和自尊心，其结果就是不讲诚信，乱来，无所不为。
孟子的这段话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无产者如果单枪匹马，因为掌握的资源有限，就是想坏也坏不到那里去的；倒是有产者，要么不坏，要坏就是大奸大恶。
历朝历代，翻遍二十四史，想要找出几个无产者中的大奸大恶之徒，确实不容易。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对强秦暴政，历史早已定性为官逼民反，他们是领导农民起义的英雄；楚霸王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起义失败了，但浩气犹存；东汉末年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张角，领导唐朝农民起义的黄巢，宋朝领导一百零八条好汉替天行道的宋江，明代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等，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带领民众争夺生存空间，能说他们是大奸大恶吗？再来看看，真正的大奸大恶之徒都是些什么货色。网上有一张历代奸臣表：
排 名姓 名得 分朝 代1秦 桧914南宋2魏忠贤912明朝3和 �874清朝4蔡 京843北宋5童 贯819北宋6严 嵩788明朝7贾似道782南宋8张邦昌775北宋续表排 名姓 名得 分朝 代9赵 高729战国10杨国忠700唐朝11刘 瑾698明朝12梁 冀694东汉13安禄山690唐朝14索元礼672唐朝15潘仁美653北宋16高 俅633北宋17吴三桂614清朝
从这里面随便找出一个人，哪个不是家财万贯，哪个不是富可敌国。以和矶嗳丝垂肚⊥醭罚垂对紫嗔趼薰泛汀短萃兰拖啊罚院瞳｜还是比较熟悉的。人们都知道和拔鄹埽浅８挥校浅业慕峁故侨萌嗣谴蟪砸痪Ｒ徽懦こさ某仪宓ィ窃氐慕鹨票Γ甭蕹穸校∑婀哦嗟檬际磺濉３业降壮隽撕瞳｜多少财产？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抄家清单，有人估算大约有一千万两银子，有人估算两千万两银子，最高估算是两万万两银子。据传，查抄出来的大批财宝，都让嘉庆帝派人运到了宫里。于是，民间就有人编了两句顺口溜：“和梗吻斐员ァ！薄�
孟子也认识到自己那段话存在问题，于是在《孟子·梁惠王上》中进行了补充：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意思是，无恒产而有恒心，只有那些穷且益坚、具不坠青云之志的士，才可以做得到。于丹对“士”的解释应该就是来自于这一段话。这里“无恒产有恒心”的意思就是：“士”不必有长久营生的产业，却必须有追求学问、道德的恒心。
孟子的意思是，“士”能做到“无恒产有恒心”，而不是像于丹说的“无恒产有恒心”的人就是“士”。
其实古代中国的“士”的观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时代它的含义也有变化。于丹说中国的“士”是知识阶层，这种说法就像指着虫蛹说这是蝴蝶一样。我们知道，蝴蝶都是由虫蛹蜕变而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完成蜕变之前，虫蛹还不是蝴蝶。我们看待任何事物都应该具备发展的眼光、历史的眼光，否则就会不断闹出“刻舟求剑”的笑话。翻开历史，直到宋以后，“士”或“士人”一词才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在此之前，“士”的概念几经发展，我们可以按时间先后来了解它发展流变的过程。
“士”的出现，是社会阶级分化的结果，在原始社会，同族的部落成员都是平等的，大家共同劳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主要是自然的区别，如男女、老少等。但是进入奴隶社会以后，氏族部落首领和同族的武士，逐渐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以战争为主要职业。他们的社会地位与奴隶和平民有了明显的不同，这些人就成了最早的“士”。
就如现代社会，有人专职管理社会事务，当上了公务员；有人做学问，成为了学者；有人掌握资本，成为了企业家等。这里所说的公务员、学者、企业家都是因为社会分工和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有了不同的称呼。“士”也是当时的社会对特定阶层人士的称呼。
春秋以前的战争以车战为主，战车一乘有甲士三人，中间的人驾车，左、右两人一人射箭，一人执戈矛等武器。甲士即武士，也是率卒冲锋陷阵的基层军官，他们平时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或担任卿大夫的家臣，不需要直接参加劳动；经济上主要靠公卿大夫的赏赐和“食田”的土地收入。同时，因为夏商周时代“学在官府”，只有士以上的贵胄子弟才有文化知识，因此“士”又成了有一定知识和技能之人的称呼。
从夏朝开始，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奴隶社会，“士”的阶层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当时的社会组织严格按宗法原则构成，依血缘区分亲疏贵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各有分亲，皆有等衰”。这时的士，直接隶属于卿大夫，与他们有宗法隶属关系，叫做“大夫臣士”。士下面还隶属有“隶子弟”，供其役使。这种按照宗法血缘关系组织的社会关系，不同于后世君臣之间的关系。
士的再生产方式是嫡长子承袭制，也就是说士的儿子们，不是每一个都可以继承士的名号，只有嫡长子可以继承士，其余的儿子只能成为庶子。“隶子弟”大概就指庶子，士的“食田”即由他们耕种。士属于国人，常住国中，因此也叫国士。
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以井田制为经济基础和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上层建筑发生了动摇，出现了“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各国之间征战不休，战争规模日益扩大的局面。
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大潮面前，“士”的阶层开始出现分化，有的士抓住机会进一步提高了地位，有的则沦为社会底层，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春秋战国时代，战争形式发生了变化，步兵的作用增加，车战及武士的作用减小，士的地位也出现了上升或下降的变化。
一些掌握武装力量的“陪臣”地位不断提高。他们原来只不过是卿大夫的家臣，现在却可以凭借武力和权势干预国政，兴风作浪。如《史记·鲁周公世家》讲到鲁国的阳虎（即阳货）的故事，他原来是季平子的家臣，是鲁国最有权势的武士。平子死后，他阴谋作乱失败，后来逃奔到晋国。
但是也有一些“士”地位不断下降，他们失去了“食田”，甚至连最低的社会保障都失去了，只好四处奔走，另谋出路。好在他们学过“六艺”，是知书识礼之人，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为新兴的社会上层出谋划策。在动荡不定、风云变幻的春秋战国时代，当时有些卿大夫为扩大影响，巩固地位，也确实有蓄士的需要，于是“蓄士”之风由此兴起。战国时的魏国信陵君魏无忌“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因此多归公子；齐国孟尝君田文待客平等，“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赵国平原君赵胜“最贤，喜宾客，宾客盖至者数千人”。
那些失去了生活保障，“六艺”学得不好，能力又不够的“士”，为解决经济困难，有的去为人办丧事、当赞礼，有的去经营工商业。
还有一类“士”，“六艺”学得不错，家道中落后，贫贱落寞，又不愿意去给卿大夫们当门客。这些人往往满怀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但是在争霸和兼并战争剧烈的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之间常常是“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他们很难找到理想的统治者来实践自己的社会理想。这些人开始创立学说，聚众讲学，把原来由贵族阶层垄断的文化知识传到了民间，从此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批“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士。他们摆脱了旧的宗法的束缚，游学各国，思想活跃，视野开阔，聚徒讲学，互相诘辩，促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中国的思想史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例如孔子，他是宋湣公（前691～前682）的后代，曾祖父防叔奔鲁当了大夫，父叔梁纥孔武有力，是个典型的武士。孔子学习过“六艺”，善长射御，但已“贫且贱”，曾当过鲁国季氏的小吏。退职以后，开始聚众授徒，先后有门徒三千，其中精通六艺的也有七十二人之多。孔子积极传播自己的思想，成为先秦儒家的始祖。
由于春秋战国时代剧烈的社会变化，加上有了像孔子这样的老师，一些普通的劳动者，也接受了文化教育，加入了士的行列。
秦汉时期，士的内涵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用来称呼士大夫的“士”，此时既可以指军队中的将士，也可以泛指在中央和州郡县供职的官吏；士人的内涵则比较丰富，主要是指具有较高的封建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士人可以进一步区分为朝士、白衣士人、隐士、处士等。
朝士一般指那些具有较高的学识又在在朝廷当官的人，他们可以一边做官，一边教学生、授弟子。白衣士人、隐士、处士他们之间的共同特点就是头上没有官帽，但他们之间也有区别。白衣一般出生低微，是庶民的子弟。隐士往往终生隐居山林，聚徒讲授。处士涵盖的范围要更大一些，可以包括白衣士人，也包括在太学等官学中研习经典的诸生。
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士人，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价值标准。到汉代，士人特别注重“士名”，强调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和学识才能。为求取“士名”，士人们必须注意提高自身的修养，恪守封建纲常名教，以便得到统治者赏识，在朝堂博取一官半职。当然，也有士人为沽名钓誉，会到处拉帮结派，相互吹嘘。东汉后期，士人之间清议品题人物的风气进一步盛行，这种人物品题属于民间自发行为，标准当然也不一定与官方完全相同。
民间的清议品题，多少会触痛封建王朝敏感的神经，魏晋时期，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品评士人之权收归政府，按照官方的标准进行中正品评。那些德行才能高的人，被给予不同品第（乡品），然后授以各种官职；那些没有通过中正品评的人，不能当有品级的官员，只能当普通的办事人员。
这个制度看似公正，其实里面有太多的问题。这就好比取消高考，取消
公务员考试，然后用一套思想品德规范来给大家打分，分数高的就当大官。我们就是用大腿思考也知道哪些人的分数会比较高，当然是与打分的官员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可以得高分，比如品评官的姑姑的舅舅的二婶的邻居的小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