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毒于丹-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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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回《庄子》。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庄子的本意并不在对境界的“大小”做一个优劣的价值判断。他说蝉和斑鸠嘲笑鲲鹏时评价说：这两只小虫鸟又知道什么呢？其实，这个判断反过来说也一样，如果鲲鹏因为蝉和斑鸠的能力不够，不能飞起千万里而嘲笑它们，那么庄子同样会是持批评的态度。可他就是不说出来，反倒引着你往他的陷阱里跳，用北方话说——蔫儿坏。
如果我们再往后看，看到“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的时候，意思就更加明朗起来。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列子能驾风行走，那样子实在轻盈美好，而且十五天后方才返回。列子对于寻求幸福，从来没有急急忙忙的样子。他这样做虽然免除了行走的劳苦，可还是有所依凭呀。
“御风而行”的列子，和庄子提到的鲲鹏一样，看起来在天地间无拘无束地飞来飞去，但仍然不是真正的“逍遥游”，因为他仍然摆脱不了外物的限制和拘束。
于是我们看到，庄子字面上说“逍遥游”，但实际上是在说不能逍遥。他向往“逍遥游”，正是因为他慧眼如炬地洞察到了绝对意义上的逍遥永远无法实现。那么庄子是不是一个对世界充满了绝望的悲观者？
正如《庄子·外物》中说到“得意忘言”，他用打鱼和猎兔子做比方。他说，竹笱是用来捕鱼的，捕到鱼后就忘掉了鱼笱；兔网是用来捕捉兔子的，捕到兔子后就忘掉了兔网；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的，领会了意思就忘掉了语言。既然庄子认识到了语言的局限性，他又何必借助语言洋洋洒洒做出一本叫做《庄子》的书来？在《庄子·外物》中他说：“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意思是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知识是无限的，用有限的人生追求无限的知识，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庄子为什么又要“其学无所不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就是说他对各家各派的学问都有所涉猎。
《庄子》就是这样处处充满着看似自相矛盾的命题，而它迷人的地方，也正在于庄子面对许许多多人生中永恒的矛盾，他不急着去开药方，而是实实在在地去面对它、承受它。
古龙有一部大家非常熟知的武侠小说，叫做《多情剑客无情剑》，大家可能都很熟悉里面的男主角“
小李飞刀”。古龙在最后以一个称为“蛇足”的短章来结尾，这个“蛇足”堪称绝妙——新一代的少年侠客为了扬名立腕，忍痛离别爱人，踏上闯荡江湖的漫漫不归路。古龙这样写道：
孙小红凝视着李寻欢，目光里似也有泪，悄悄接着道：“他想和你一样有名，可是你……你是不是就比他快乐？我想……你若是他，一定就不会像他这么样做的。”
李寻欢的目光还停留在那少年的身影消失处，过了良久，才沉声道：“我若是他，也会这样做。”
孙小红愕然道：“你……”
李寻欢道：“人活着，就要有理想，有目的，就要不顾一切去奋斗，至于奋斗的结果是不是成功？是不是快乐？他们并没有放在心上。”
读过小说的读者可能都知道，“小李飞刀”李寻欢在经历无数风风雨雨之后，不仅早已宠辱不惊，甚至连生死都已经置之度外。这位少年侠客正在追求的名利、地位，对他而言已经毫无吸引力，但他说“我若是他，也会这样做”，这不正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庄子式的悖论吗？如果说此时李寻欢就是那只飞在昊天的鲲鹏，这位年轻的剑客就是在树间觅食的斑鸠，我从他们身上同样看到了无法超越的困顿，还有永不放弃超越的希望。
美国有一部著名电影叫做《肖申克的救赎》，它和大家所熟知的《阿甘正传》同年竞争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最终以微弱的差距败北。但后来的时间证明，它在电影史上的地位远比《阿甘正传》要高。电影中那位被判了终生监禁的男主角说过一句话，我愿意用这句话来为“逍遥游”做一个简短的注释——
“Hope，is a good thing。”（希望，永远是个好东西。）
正是我们无边的希望，带领我们在无边的时空中尽情享受“逍遥游”。
〃《庄子》这本书；历代被奉为经典〃吗（
文/秦嘉川
《于丹〈论语〉心得》的第1页这样说：
《庄子》这本书，历代被奉为经典。
可能于丹真的这么认为，当然也有可能这是于丹当时的无心之语。但仔细想想，于丹的说法对吗？
在具体讨论于丹所言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在中国经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本著作——《经典释文》。
《经典释文》的作者是唐代著名的经学家、训诂学家陆德明（约公元550年～630年，他原名元朗，字德明，但后人习惯以他的字来称呼他）的代表作，它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字、音韵以及经籍版本、经学源流等多个领域的重要参考书。但也正是这本巨著，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问。
这个疑问源于《经典释文》所收入的十四部经籍。
我们知道，《经典释文》的内容依次为：《序录》一卷、《周易》一卷、《古文尚书》二卷、《毛诗》三卷、《周礼》二卷、《仪礼》一卷、《礼记》四卷、《春秋左氏传》六卷、《公羊传》一卷、《榖梁传》一卷、《孝经》一卷、《论语》一卷、《老子》一卷、《庄子》三卷、《尔雅》二卷，一共三十卷。
说到这里，细心的读者也许发现了这么一个问题：怎么《老子》、《庄子》与我们熟悉的《诗》、《书》、《礼》、《易》、《春秋》一起并列在《经典释文》中，被冠上“经典”的名号呢？不会是大学问家出错了吧？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讨论讨论什么是“经典”这一经典问题。
其实，正和读者们的发现一样，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有很多的大学者已经提出过，许多学者还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一些较有代表性的说法。
何璐在他的《樵香杂记》卷下中说：
“《经典释文》为古义之渊薮，学者得以考见先儒音训，惟赖是书，厥功甚伟。独怪其不及《孟子》，而以《老子》、《庄子》，俱列经典，是居何义也。”
何璐认为《经典释文》“厥功甚伟”，因为它是后代研究训诂学、经学、文字学、音韵学等的必备参阅书。唯独让人觉得奇怪的是，为何它没提到《孟子》，相反却把《老子》、《庄子》收入其中？何璐虽然表达了自己的疑问，但对这个疑问他在文中并没详谈，我们也难以得知他的看法。
我们知道，古代目录学发展到清代，在许多大学问家的共同努力下出现了学术高峰，这个高峰的一个标志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完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简称为《四库全书总目》，是《四库全书》编修过程中的伴随产物，一共二百卷。可以这么说，它基本反映了18世纪前我国古籍的总体状况，对后世学人搜罗资料、研讨古籍，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对《经典释文》做提要时说：
“其列《老》、《庄》于经典，而不取《孟子》，颇不可解。盖北宋以前，《孟子》不列于经，而《老》、《庄》则自西晋以来为士大夫所推尚，德明生于陈季，犹沿六代之余波也。”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孟子》是直到北宋才被列为“经”的，那么在唐代，不把它列入经还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老子》、《庄子》在南北朝时期备受文人士大夫的推崇，以至于陆德明把它们以“经”来看待，这也是符合当时学术环境和陆德明的学术思维的。我们觉得，《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还是可信的。
当代中国史学界著名学者杨向奎在他的《唐宋时代经学思想——经典释文、十三经正义等书所表现的思想体系》（发表于《文史哲》1958年第5期）一文中也提到这个问题，并且做了很好的解释，我们来看看杨向奎先生的说法：
“从儒家的前后历史看来，这是一个奇怪的目录，所谓‘经典’，当指儒家的经典，在魏晋以前，唐宋以后，儒家的经典中绝对容纳不下老庄；这是南学的风尚，是王弼一派的支与流裔。他并著有《易》和《老子》疏，说明他在玄学上的造诣，虽然我们看不到原书，但《唐书儒学传》也说他‘善言玄理’。这一种推崇老庄的学风，一直到初唐仍然存在，虽然那时推崇老子有其政治上的原因，打算拉老子作为李唐的不祧祖先，南朝的学术传统，也是有力的因素。这是中唐前的普遍看法，认为老子和儒家经典可以合流，唐人正义引用老子者不下几十条，引用庄子者也有几处，出于唐人的《隋书经籍志》也充分表达了这种思想。”
杨向奎先生的说法不可说不详备了。在他的文中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正如杨先生所说：“在魏晋以前，唐宋以后，儒家的经典中绝对容纳不下老庄。”这无疑是对“《庄子》这本书，历代被奉为经典”的最好反驳。
我们知道，隋唐时代随着政治上南北的逐渐统一，经学上魏晋以来形成的南北学之分也趋于一统。作为南学后人的陆德明，他的经学思想自然延续着南学的传统。南学的主要特点就是“谈玄”，他们强调经学与老庄的合流，在当时便有把《易》与《老子》、《庄子》并称“三玄”的说法。再加上杨向奎先生所说的初唐“政治上的原因，打算拉老子作为李唐的不祧祖先”，看来陆德明列《老子》、《庄子》于“经典”还是可以理解的。
说了这么多，我们明白了《庄子》在魏晋至唐代初年的特殊地位。也许我们会说，《庄子》在思想上的高度与我们通常所谓的儒家“经典”完全可以相媲美。这话确实不假，但和其他的概念一样，“经典”也有它特定的意义和范畴。笼统地说“《庄子》这本书，历代被奉为经典”，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我们今天常说的“经典”，指的是古代儒家的经籍。
我们知道，历代确定和通行的儒家经典的数量不尽相同。简单来说，“经典”的演进轨迹，是由先秦时期所谓的“六经”经过一千多年的不断扩充、发展，到宋代定型为“十三经”。这个递增的过程也是中国经学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作为后人，我们还是有义务和必要了解“六经”到“十三经”的发展过程，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下面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经典”的历史。
从先秦到西汉，逐渐形成“六经”的概念。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先秦文献里称述的“六经”一词，最早出现在于丹所说的“历代被奉为经典”的《庄子》中，今天我们在《庄子》的《天运》、《天下》、《徐无鬼》等篇章中我们都能找到“六经”这一词。这说明，至少在“六经”概念已经开始形成的先秦，《庄子》并没被称为“经”。
西汉时期，人们又称六经为“六艺”。尽管称谓不同，但“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籍，还是被当时人们共同认可的。我们知道，六经实际上到了西汉只流传下来了除《乐》经外的其他五部。在西汉前期，汉文帝、汉武帝设立了五经博士，却没有设立《乐》经博士便是最好的证明。关于《乐》经失传的问题，在历史上更是众说纷纭。
发展到东汉，五经增至七经。“七经”这种说法，最早出现在《后汉书·赵典传》中。东汉通行的七经，指在原先五经的基础上再加上《论语》和《孝经》。当时规定，除了设立五经为官学外，《论语》和《孝经》为学生的必读书，读书人非读不可。这样，“七经”的称谓逐渐形成。
到了唐代初年，为推行新王朝的文化政策和促进儒学的发展，唐太宗李世民颁布了《五经正义》，为五经制作了标准的注释。同时，从五经升发，提出“九经”概念。具体是在之前五经的基础上，把《礼》和《春秋》各扩充为三，即《仪礼》、《周礼》、《礼记》和《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NB338梁传》。
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刻十二经于长安国子监门前的石碑上，作为士人传习和考试的文字定本，史称“开成石经”。这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