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的世界 _2-第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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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各国在这些市场做好准备之前向全球贸易尤其是资本流动开放其经济、美国帮助制造了亚洲的这些问题。更富有、更发达的经济体能更好的吸收资本的大量流入，并能在市场心理发生变化时经受住资本流向和汇率的重大变动。而在不那么发达的国家，金融机构比较脆弱，没有完善的保障体系来保护那些因经济变化受到伤害的人，不善于利用这些流动的可能性更大，而从流入到流出的变化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许多指责西方制造了危机的人也赞同第二类批评，即国际社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和其他各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等等——的反应加剧了亚洲的问题。在某些人看来从快速增长倒向负增长的亚洲国家在其宏观经济或结构性政策方面并没有犯多大的错误，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提高利率和削减预算的要求只能使他们的问题恶化。约瑟夫·斯蒂格利兹是持这一观点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尽管他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除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宏观经济药方而外，他还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应该卷入结构性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与危机无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管不着。更有甚者，他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行事方式有时让人想起殖民主义。　　
　　另外一些学院派经济学家也对国际社会危机反应的某些方面有不同看法。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克鲁格曼和在哈佛的杰弗里·萨克斯认为韩国和其他国家面临都是流动性困难而不是深层次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支持的政策改革使投资者更加害怕，阻碍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帮助平息危机，还有使其变得更糟糕的危险。克鲁格曼认为，在市场处于自我实现的恐慌情况下，反应应集中于提供流动性，可能要通过暂时控制资本外流来提供帮助。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哈佛的马丁·费尔德斯坦批评了亚洲援助计划中的结构性条件要求。　　
　　最后，第三类批评要求对全球经济体系进行全面改革以避免在未来发生危机。某些保守派想结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大规模贷款，或者某些人甚至主张取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他们强调道德风险的危险，并认为使投资者和债权人免受损失种下了未来危机的种子。在这些批评者看来，通过“救出”墨西哥经济危机中的投资者，美国就为亚洲的危机准备好了条件。他们认为，我们在亚洲的行动可能会在其他地方制造一个过渡借贷和退出的循环。将来美国应该让那些管理不善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失败，从而给贷款人和借款人一个教训。这派中另外一些人采取的是恰恰相反的办法，建议设立从新的世界管制者到国际最后贷款人的全新的机构。　　
　　尽管这些批评中有许多提出了真正的问题，但似乎没有人提出了现实的替代办法来处理金融危机的蔓延或改革金融市场国际体系。首要的迫切任务是克服各国的危机。在我们看来，这应该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进行，他们在过去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益处，也意味着重建国内和国外债权人和投资者的信心。我认为，没有简单的、单一的方法能解决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社会解决紧急危机的办法也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危机的蔓延增加了危险以及以前案例的经验。　　
　　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危机？发展经济学家已经就为什么某些发展中国家比其他国家发展得好这一问题争论了几十年。但现在，1997年和1998年，问题是为什么连某些明显最为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严重的困难。总体来说，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中最成功的国家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寻求出口并在不同程度上向外国贸易和投资开放，某些国家将原国有产业私有化，减少管制并注入市场力量——程度也各不相同——并为金融市场建立法律框架。　　
　　但在某些方面，亚洲“奇迹”经济体依然不完全是自由市场，银行和公司借款者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假公济私和保护主义。在某些国家，腐败是一种严重的问题。大多数国家在公司、银行和政府各级都缺乏金融透明度，这意味着债权人和投资者可能因为隐藏问题的突然揭露而大吃一惊。　　
　　除结构型弱点以外，1997年到1998年，这些陷入危机的国家正式或非正式地采用了固定汇率制，从而使他们自己在面对市场压力时的脆弱程度大大增加。他们不愿意放弃这种货币体制，最重要的原因是害怕不稳定，但也是因承诺为可以摆脱汇率风险而得到相对安全，有助于吸引外国资本。问题是只有在经济政策恰当，而且市场相信为保持钉住不变而牺牲国内利益的情况下，一种货币才能保持对美元的钉住。随着时间的推移，紧张的状况几乎不可避免地会积累起来，一个又一个亚洲国家是这样，后来俄罗斯和巴西也是这样。而一旦市场开始认定货币钉住将无法坚持，就需要极多的承诺和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来使市场相信并非如此。但对汇率放任不管也会造成损害。公司和政府以美元或其他硬通货介入的债务负担一下子变重了。这种情况后来被称为“资产负债表”效应，对相关国家的生产和工作机会造成了灾难性影响。而且，使这些困难更为复杂的是，陷入困境的国家中有几个正在经历重大的政治转型，这也分散了处理危机的责任感。　　
　　但是，全球金融危机远不仅仅是那些陷入困境国家的错。许多人指责美国强迫新兴市场向外来资本开放的速度太快。其实合乎逻辑的问题应当是：某些危机国家是否过快地对其资本市场放松了管制，如果是，工业化国家应当承担多大的责任财政，特别是在墨西哥危机后，强调的是新兴市场需要有充足的制度框架和恰当的政策体制。然而，回头来看，对此本应该更强调。更好的管制基础架构以及更强大的金融机构和更加开放的资本市场会减少发生不稳定的可能性。要实现这些最大的困难在于健全的金融机构所必须的信用文化、受过良好训练的人和内部行为规范。　　
　　但是，即使没有发生危机，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金融市场的基础架构的强调是否能对借款国行为产生很大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实际上，大多数借贷过度的国家都是主动寻找资本的。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还抵制外国银行的进入——外国银行本来可以向他们的银行业部门立刻提供一批训练有素的人员、管理方法、技术和资本（我还在财政部，尚未加入这样的银行时就持这一观点）。某些国家限制本可以成为稳定力量的长期投资，却鼓励短期借款。　　
　　此外，还存在这样一种危险，那就是缓慢或分阶段开放金融市场的主张可能变成完全不开放市场的借口——因为从政治上来说，保持对资本流动的严格控制要比进行金融体系的根本改革更容易。我认为历史已经证明，更自由的资本市场对运转良好的现代经济是有益的，但他们确实需要与适当的管制体系和足够健全的金融机构相结合。　　
　　尽管这是我的基本态度，我也有几分赞同对短期投资的流入而不是流出进行控制的主张。作为一种过渡性措施，它有时也是合理的。在通过限制短期资本流入来减少对波动性大的资金的依赖方面，智利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但它并没有利用控制来回避改革。智利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健全的政策和浮动汇率制。　
第二部　第35节　　
　　我确实相信，危机的很大一部分责任要由私人投资者和贷款人来承担。他们多年来一直低估在不够发达的市场上投资和借贷的风险，因此提供了超过健康合理程度的资本。而这些过剩的资本则推动了极端化——高估的汇率，国内银行不合理的贷款以及其他——从而导致危机。我记得和马来西亚财政部长安瓦尔·易卜拉辛有过一次谈话，他有着敏锐的分析力，在国际金融界很受重视。安瓦尔最终与马哈蒂尔总理失和，现正在监狱受苦。但就在那之前，安瓦尔对我说：“有糟糕的借款人，就肯定有糟糕的贷款人。”这一评论使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最终成型。在纽约和华盛顿，人们习惯于把所有的政策错误都归结到借款国身上。而在马来西亚和亚洲的其他地方，人们习惯于把错误归结到第一世界的贷款人和投资者身上。安瓦尔明白双方都有过错——发展中国家经济管理不善，而贷款人和投资者则罔顾问题盲目注资。　　
　　我自己在金融市场的经验特别能验证安瓦尔的评论。在华尔街，我常常见到过度的乐观对合理的价值和风险评估方法的损害。我记得，在韩国危机期间，我曾因讨论中一位著名的纽约银行家所表现出的他和他的公司对这个他们有大量贷款的国家了解得多么少而大为吃惊。我认为这次谈话强化了这样一个看法，即在长期的繁荣时期，即使是那些大金融机构在其贷款行为上也会变得不那么严谨，也犯经纪人和个人投资者同样的错误。尽管在有重大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国家投资的基本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但流行心理会使投资者在“追求收益率”时低估或忽视这种风险。　　
　　危机对应措施是否加剧了危机？许多认为第一世界的投资者对在亚洲发生的事要负重要责任的人，都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发展中国家执行“严酷”的计划。我认为这一批评并不正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与之合作的我们这些美国财政部的人有时确实会在计划的技术设计和实施方面犯错误。在迅速变化着的、有时是史无前例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犯错误倒是令人惊奇的。但总体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做法是正确的。引发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信心的丧失。这既是因为基本的宏观经济和结构性问题，也常常是因为国内外投资者对一个国家投资吸引力的突然重新评估。危机国家的困难并非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支持的计划，而是由于危机本身——来自于资本外逃这一事实。　　
　　一个经常能听到的抱怨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强迫各国执行紧缩性货币和财政政策，这使他们的经济增长大幅度下跌。他们本应执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来努力刺激增长。一个发达国家可能在信贷市场上有足够的信誉，可以采取刺激性手段来对付衰退。不幸的是，一个受到金融恐慌和资本外逃困扰的发展中国家则不太可能在不加剧恐慌的情况下借更多的钱或降低利率。　　
　　总而言之，紧缩的财政体制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额外的债务会使正在抛售一国债券的投资者更加惊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信财政政策必须收紧来为更多的出口、防止通货膨胀并抵消在清理倒闭的银行时将会产生的高额成本创造更大的空间。但财政方面的调整可能矫枉过正，在后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再评估时也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中他最初建议的财政或预算政策之严格超过了所需要的程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和其他许多人都低估了危机本身使这些经济体收缩的程度。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采取行动，纠正了这些过分的要求。证据表明这并未对经济困难的形成产生太大的影响。与资本外逃的后果相比，财政紧缩的经济影响并不大。　　
　　至于高利率，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可商量之处，尽管其他人不同意。只有一国能对风险提供回报并坚定地反对通货膨胀，储户和投资者才能重树信心并愿意将其资金留下。短期来看，更高的利率确实会损害负债的公司和银行。但他们对恢复金融稳定是至关重要的，而后者又是复苏所必需的。此外，一旦信心重建，利率很快就会下降——也确实下降了。另一方面，在危机期间未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要冒刺激更多的银行挤兑发生的风险。而汇率更大程度的下跌又将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率，更多的资本外逃，从而使汇率进一步下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这两种办法——不管是提高利率还是汇率贬值都会使负债的公司和银行更加吃紧。但如果是高利率，如果政府能成功恢复信心，紧张状况就会是暂时的。在整个危机期间，财政部一直跟踪利率与危机前相比的变化。可信地处理其问题的韩国和泰国政府使利率再次降低的速度快得令人吃惊，其利率水平甚至低于危机前，复苏的进程也因而启动。　　
　　认为“结构性”改革是过度干预且无必要的批评者说过时的金融市场时髦被当成了必不可少的要素。但有关什么因素在影响信心的问题，并不只是一个追随易变的投资者时尚的问题。市场也许是过度担心了，但其忧虑一般都集中于严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