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的世界 _2-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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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捐款的逐步增加。我飞回华盛顿，而拉里则勉力应付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层以及他在七国集团中日本、欧洲和加拿大的同事的电话往返，同时向白宫和外交政策团队报告我们的进展。　　
　　我们在那个假期打扰了全世界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休息，这多半创造了纪录。但我们所打的电话是值得的。在其他十二个国家参与后，我们在平安夜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我们将寻求发达国家的银行延长其贷款，在此基础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加快资金的拨付。声明还列举了在私营银行和韩国做出其努力后所有愿意提供双边援助款项的国家。　　
　　联储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同步的国际努力来鼓励各国银行共同行动，这要是通过纽约联储和财政部来操作。使本已困难的形势更为复杂的是，我们要召集的银行家们都分散到各地度圣诞假期去了。我在拉里办公室的会议桌前给美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打电话。对纽约联储行长威廉·麦克多诺来说，如何掌握平衡更是难事。联储是美国最重要的金融管制机构，召集会议即可施加压力。如果这种压力超过了“道德劝服”的限制，就可能是对联储管制权力的不当使用，而且也会因使银行更加惊恐而适得其反。比尔自己曾是一位商业银行家，他知道怎样来说这个问题。当美国主要银行的代表在他的办公室聚齐后，他提议他们采取集体行动，不是为韩国而是为其自身利益和股东的利益。否则，他们持有的巨额韩国债务就可能无法收回了。有些银行家抱怨，但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参与。比尔·罗兹在这一努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国际金融界的一位重要银行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他的“金色名片夹”和不知疲倦的劝诱使他在全球金融界名声大噪。类似我们这样的会议在世界各金融中心召开。伦敦的外国银行恐怕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英格兰银行行长埃迪·乔治把银行家们从假期召回，在节礼日召开会议，而那天伦敦的金融区伦敦城通常是会因假期而关门歇业的。　　
　　金总统对经济和金融部门改革的公开承诺，加上国际社会的金融支持，我们的共同努力带来了我们所期望结果的征兆。韩国的货币和股票市场很快稳定下来，尽管在一段时间里它们并没有大幅度上升。恐慌似乎已经减弱，我们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担忧也得到了一时的缓解。最终，各银行并未因参与而遭受损失。他们得到全额的偿还，并且在此期间得到了更高的利率。我们最终也没有付出任何一笔美国的资金。财政部与韩国有关贷款协议的讨论——起初很激烈——在几个月后逐渐停止。这笔钱已不需要了。　　
　　这并非危机的韩国阶段的结束。在1998年的某几个岌岌可危的时刻，我们曾担心这个计划不起作用，或是其他政治发展会使这个国家重新陷入经济不景气。但韩国经济基本上处于复原中。而最重要的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美国所做的，而是韩国自身的反应。金大中总统及其同事在我看来是韩国复苏的英雄，他们表明了明智的、有勇气的政治领导人在克服经济困难方面能发挥多么巨大的作用——实际上，是关键性的作用。在不确定的世界对危机的思考第九章对危机的思考　　
　　当亚洲金融危机横扫一个国家时，它通常改变的不仅是经济状况还有政治状况。1998年初，泰国和韩国新政府都已经上台，而他们进行经济改革的决心对稳定金融市场是至关重要的。但在印度尼西亚，政治变化的前景只可能使金融困难更严重。在我看来，印度尼西亚不断恶化的危机突出地表明，当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交织在一起时，克服金融混乱是多么困难。　
第二部　第32节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而且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战略盟国。30多年来它一直处于军事统治之下，由76岁的总统苏哈托一人控制（和许多印尼人一样，他没有其他的名字）。1965年他控制该国以来，苏哈托建立的威权体制给这个很大程度上还是农业的、且非常贫困的国家带来了稳定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经济开放和政治控制的混合使经济快速增长。本国和外资企业都迅速发展，而种族冲突得到控制。过去受到迫害的华裔企业家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兴旺发达，而主要由爪哇人后裔构成的印尼人则控制着军队和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外国投资受到鼓励，外资银行将大笔资金注入印尼公司，工作机会也很充足。　　
　　但随着金融风暴席卷这一地区，普遍存在的腐败和裙带资本主义受到了更严密的监督，而这些本有利于苏哈托获得支持。政治和家族关系在生意中是最重要的。印度尼西亚的法律体系是腐败而反应迟钝的。公共资金被从预算中抽出，投入养肥家族和朋友的项目中。经官方授权的在胶木板、汽车和丁香业——用在香烟中，而且是印尼经济的主要支柱——的垄断企业将资金转入腐败者的手中。现在从这一国家逃离的外国投资者和债权人要求进行根本改革以使经济建立在更健康的基础上。但他们所要求的改革可能损害一个由于经济混乱的扩散而备受压力的体制。　　
　　与泰国和韩国不同，印度尼西亚没有很快实现权力民主转移的前景。在苏哈托政府努力应付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之时，这个社会爆发暴力冲突的可能性使复苏的任务困难得多。国内商人和储户——其中许多人是华裔——的信心，是与苏哈托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和我们都担心社会动乱的重演，这种动乱是1965年政权更迭时的特点，当时50万人被屠杀，其中包括许多华裔。现在国内资本也在大批逃离这个国家，这种逃离是因为那些本地企业家担心曾服务于他们经济利益的体制发生变化。　　
　　这使得重建市场信心特别困难，因为能安抚外国投资者的改革却可能使国内投资者恐慌。某些印尼官员自己曾提出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来与腐败作斗争，这包括重组银行、抑制重要部门的垄断并公开政府账目以供审查。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如今在很大程度上系于这些改革能否实施。但这样的改革会进一步削弱苏哈托的权势，从而加剧国内资本外逃。　　
　　要处理这种内在的政治和经济冲突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行，而对印尼情况的处理引发了对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广泛的批评，这些批评中也包括来自国会的批评。我们这些财政部的人和国际货币组织的官员可能大大低估了某些改革对苏哈托可能造成的损害，而他的下台本身的可能性的不断增长又会导致多么大的不稳定。但这些问题存在于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心中，是不能被忽视的。不管是由外国资本或是本国资本离开该国引发的危机，危机的不断加重带来经济混乱的危险，在投资者变得恐慌之后会迅速恶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秋天最初的印尼拯救计划突出了这一问题。在那次事件中，苏哈托政府未能信守他的承诺来打击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尽管印尼政府关闭了某些负债累累的银行，这样做只是导致了其他仍开门的银行受到挤兑——包括那些已经资不抵债但是有政治关系，在某些情况下由苏哈托的家族和朋友所有的银行。许多人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应预见到这一点。为了表明危机应对是多么复杂，许多人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银行关闭的决定（至少是没有对那些还在营业的银行提供完全的存款保障来安抚储户），而其他人则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坚持关闭更多的银行。其中有一个具体例子广为人知，成为对苏哈托是否真正改革的担心的一个象征。苏哈托的儿子班邦拥有的一家银行被关闭了，但三个星期之后就用另外一个名字重新开业了。新闻报道这样描绘着，工人们来到班邦在雅加达市中心的摩天大楼里，把大厅里蓝色的Andromeda银行的标志扯下来，在同一个地方换上了Alfa银行的标志。　　
　　与此同时，印尼中央银行不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紧缩，而是对那些面临大规模提款的银行提供所有他们需要的贷款来提供支持。印尼卢比急剧下跌而通货膨胀率飚升。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重要的证据表明，坚持紧缩货币政策是阻止金融市场恐慌的关键因素，即使这意味着极高的利率。但那意味着要停止政府对濒临倒闭的银行和公司的贷款，其中许多都与苏哈托有密切的联系。　　
　　1998年年初，第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拯救计划显然已经失败，危机正在加深，我们这些财政部的人深切感受到了更好地理解印尼的政治状况的需要。除与政府内的外交政策专家进行内部讨论以外，我们还向其他人求助。拉里和我都认识亨利·基辛格，他悄悄地到财政部来拜访了我们。此外，保罗·沃尔夫维茨也到财政部来进行了长谈。他是前美国驻印尼大使，后来成为了小布什政府国防部中的二号人物。拉里和我都和李光耀这位创建了新加坡的强人谈过话。李对地缘政治和文化事物有很深的了解，并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对东南亚进行过很多思考。尽管他早年曾支持苏哈托，但他已开始怀疑苏哈托是否会采取振兴经济所需要的措施。因此，李对印尼的未来非常悲观。他担心由于印尼衰落的经济所导致的种族冲突和政治动荡会具有溢出效应，导致这一地区华裔和非华裔的冲突。　　
　　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来向苏哈托转达进行自主改革的必要性，其中包括1月8日克林顿总统的一个电话。而苏哈托觉得他已经成功的管理了经济25年，因此来自他的回应并不让人乐观。克林顿鼓励他继续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打交道，而苏哈托指责外国“投机家”打压他国家的货币。克林顿要求苏哈托打击腐败，并具体提到了他儿子的银行重新开业的事，这位印尼领导人就把自己隐藏在法律技术术语后面。这位强有力的独裁者说他对这件事无权干涉——这件事完全取决于法庭。　　
　　我们的下一个行动是派拉里到雅加达去亲自与苏哈托会面。他们两个人在总统的宫殿坐在一起会谈了一个小时，但平常并不沉默寡言的拉里几乎插不进话。他后来这样对我描述到，就像一场棒球赛，他只得到一次上场击球的机会，而苏哈托却打了9局。下一个到雅加达的是米歇尔·康德苏，1998年1月15日他成功获得了苏哈托对第二个加强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签署。有一张臭名昭著的照片，画面上康德苏双手叠抱着站在那里，目光从苏哈托的肩膀上方看着他签署文件，在许多批评者看来，这个画面典型地体现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严苛条件。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会看到，许多国家决定着其自己的命运，在缺乏对改革的真正决心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任何人所能做的又是多么少。苏哈托在许多问题上都同意了严格的条件——从政府的丁香垄断到飞机制造。他还承诺保持对货币政策的严格控制。我很怀疑这个计划是否能比第一个计划更有效。苏哈托并没有做任何事来表明他对改革的基本态度发生了变化。但形势足够令人忧虑，因而即使一个不确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他的设计和往常一样，如果苏哈托不继续改革，其政府就不能得到大部分资金——但比没有好。　　
　　这一计划引发了极大的争议。某些外部批评者认为，西方只是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来把我们自己的自由市场政策偏好强加给印尼，而无视政府自己的关于什么样的政策最好的观点。另外一些人认为，以这样的方式来关注信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遵循的是金融市场的奇思怪想——可能完全无用甚至起反作用——而不是关注基本问题。如果市场想要印尼人穿蓝衬衫，那蓝衬衫就成了恢复信心的关键吗？　　
　　我的看法是，市场总体而言倾向于关注真正的经济问题，尽管他们可能有时会夸张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另外一些时候则可能忽视这些问题）。在印尼这样的情况下，外国投资者和债权人可能会过于关心某一种象征，如某一特定垄断的结束或某个腐败官员的解职，但这些象征可不仅仅是蓝衬衫而已。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与重要的基本问题如垄断、腐败、管理不善以及脆弱的金融体系等有关。　　
　　在印度尼西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许多变化都超出了其通常擅长的汇率、利率和政府财政领域的范围。回头看来，许多有关的人都同意，条件太多，涉及的领域也太宽。指望政府马上解决这么多问题是不现实的，且可能妨碍对最急迫问题的关注。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