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的世界 _2-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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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外的国家出现经济结构的不稳定也会在本国产生不确定和不稳定。一个国家的成功可以给他国带来财富，但其失误也会使他国处于险境。
在不确定的世界市场教育相互依存的现实引发出第二点，也就是有效治理——国家或跨国的——的极端重要性。从很多方面看，我们所熟悉的表述——“政府”与“市场”间的冲突——是错误的。市场经济需要有一包括一个法制合理的框架、教育、社会保障网络、执法等内容的一整套职能，而这些职能市场本身是无法有效提供，只有政府才能充分着手执行的。另外，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里，但越来越多的问题具有跨国性质。例如，贸易和资本流动、某些重大环境问题、恐怖主义以及某些公共卫生问题，这些问题也只有通过政府才能得到有效处理。此外，有些人提出，世界经济的那些强制性规则夺走了自己国家政府的权力，因而全球化意味着国家政府重要性的降低。在我看来，情况恰恰相反。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对他国都具有潜在影响，这意味着国家政府更加重要——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效力，产生的某种破坏性影响是可以超出其国界的。而且，无论一个国家经济政策是好是坏全球资本市场都会做出反应，这样国家行为的影响力就增大了。
第三点就是，发生信任危机、资本开始逃离时，单有货币或政策改革是无法扭转局势的；两者都是必要的。政府需要实施强有力的改革计划，以使国内外的债权人和投资者相信：留下来符合他们的利益，增长和稳定将会恢复。在很多情况下，这意味着着手处理长期存在的软弱无力的银行系统或腐败现象等结构性缺陷，因为这些缺陷已令人无法容忍并已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同样，汇率和利率也必须调整到一定的水平，国内储户和国外投资者对继续获得足够收益都抱有信心。但资金也是需要的资金。对一场金融危机的有效国际反应则是把与持强力政策与为使那些政策产生效力提供足够资金兼而有之——阻遏市场溃散、创造信心——同时又使政府能够对包括赤贫者社会保障网络在内的一些基本计划予以支持。这同样是十分需要官方资源——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有些情况下是直接来自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政府的捐赠——的领域。
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处理这场危机可资利用的那些手段不如市场那样现代。这些手段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源及政策经验、美国总统、美国政府以及我们七国集团其他伙伴的深入参与、众多受影响国家的有胆识的领导层以及世界各国协同工作的能力。经过共同努力，我们最终成功地制服了金融市场的混乱，但在此之前，这场危机已经对世界各地新兴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使无数人深受困苦。所谓的国际体系“建筑”是需要进行某些改变的，以便完善危机预防和反应（机制），更为有效地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处于危机处理的中心地位，但是它在近60年前为促进稳定而建立时，世界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在国际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贸易而非资本流动。它非常出色地适应了全球化的挑战，但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预计，这一改革进程——当这场危机仍在肆虐时就已经启动了——将是复杂而长期的。现在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众多问题上仍然需要研究出更好的改革途径。
亚洲的第一个燃点就是泰（国）铢在1997年夏的崩溃。我称之为“燃点”，这是因为发生在泰国的事情完全有可能在其他众多国家发生。在整个发展中世界，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在这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逐步严重起来。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来自发达世界的投资和信贷一直在快速增长，这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强劲增长势头和经济现代化步骤做出的反应。许多发展中国家将国有产业私有化并开放自己的市场、参与竞争。但这些投资和信贷也是某种过度投机的典型事例，当投资者沉迷某种想法并失去自制力时，他们就会停滞。
一段时间后，这些过度行为变得日益明显。到1997年，主导新兴市场投资者的那种思维模式类似于投资于牛市的股市投资者的心理状态。对风险的顾虑越来越少，这意味着投资和信贷流入那些仍然具有许多缺陷的经济中。这些缺陷包括某些传统的宏观经济问题，例如那些实际上与美元挂钩的、过高估价的汇率以及不适当的财政或货币政策。但他们还包括某些结构性缺陷，例如欠发达且规制不力的金融体系、存在于某些国家的治理及腐败问题、金融透明度的缺乏以及各种起反作用的规制、劳工及贸易制度。投资和信贷无节制地流入这些具有薄弱环节的国家，这就会引发危机的爆发。泰国只是碰巧成为易燃混合物首先爆炸的地方。
泰国在1997年存在的那些问题的许多具体细节反映了墨西哥在1994年底所存在的那些问题。泰国存在巨大的往来账户赤字——其进口大大超过其出口。他正通过大量的短期借贷来弥补这一往来账户赤字，那时，泰国的银行和金融公司提供这些用于长期项目（包括某种虚假的房地产繁荣）的短期借贷。泰（国）铢与美元挂钩。美元于1995年开始在世界市场上升值，随着这一情形继续发展，铢过高定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这使往来账户赤字进一步恶化。最终，投资者开始不愿提供资金了。在1997年的整个春季和夏季，泰国政府重复了墨西哥的另一个错误：非但没有使汇率与不断升值的美元脱钩、让本国货币浮动——这就会让市场来决定铢的适当水平，（泰国）中央银行反而试图保住币值，将自己的美元储备用于在外汇市场上购买泰（国）铢。与此同时，该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恶债充斥，处于十分糟糕的境地。由于大量借贷给那些只有美元债务、很少或没有美元收益的公司，银行及其客户非常容易遭受泰铢任何程度的贬值的打击。
随着投资者过迟地意识到泰国所面临的风险，过快流入的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出逃。随着外汇储备的减少，泰国政府再也无法保住原有汇率，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救。我们财政部的几位重要官员在春夏期间一直密切关注着这一局势。当时我们认为泰国的情况是某种常见的金融危机——当利率与实际不符、一个国家进口过多时就会发生，我们在详细讨论了泰国面临的困难后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处理这种危机。在10年时间里，泰国经济一直以年平均9％的速度增长。我们认为，在该国处理完这次混乱后，随着增长速度放慢——导致进口减少、出口增加，健全的增长就会恢复。尽管我们一直意识到金融传染病的风险，但我们认为这一可能性不是太大——部分原因在于，人们仍然非常普遍认为，亚洲地区经济强劲，对投资者具有吸引力。
然而，由于险情重大，我们支持一项规模大于往常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揽子计划以着手应付由于资金突然逃离该国而产生的金融需要。在考虑这样一个一揽子计划时，我们的确对“道德危险”问题感到担忧，这个问题曾在墨西哥比索危机期间引起很大关注。事实上有两种不同的道德危险问题。第一种与国家有关。大规模一揽子援救计划鼓励国家盲目借贷或采取不合理的政策吗？我对此并不是太担忧，因为正如这场危机本身将会表明的，有关国家及其政治领导人（将）为金融失策付出高昂代价。这种可能性——一个国家可能由于国际贷款而在最后一刻得到拯救，免于毁灭——几乎无法构成经济管理不善的刺激因素。
第二部 第27节
另一种道德危险与放款人和投资者有关，更值得严重关切：免于损失会为未来的危机埋下伏笔。在泰国，部分问题显然一直在于来自发达世界的无节制、无约束的投资。对这些投资者进行“拯救”——尤其是在一个像泰国这样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可能会鼓励放款人和投资者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追求更高收益时不充分考虑风险，并且可能会破坏市场体系的纪律。在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援救计划时，我们会阻碍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投资者因而会避免承担某些问题——他们促成的——所产生的损失。
重建稳定、避免这场危机危险地恶化具有重要意义，这一重要性压倒了上述那种关切。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泰国之间的谈判进入严重关头，问题不在于是否帮助泰国，而在于如何最好地提供帮助。答案就是把官方资源与某种极有胆识的改革计划结合起来，以恢复经济和投资者信心。与其他所谓的“亚洲虎”一样，泰国具有伟大的文化和经济力量，包括某种强烈的职业道德和高储蓄率。但要恢复国内公民和外国放款人的信心，（泰国）政府需要着手处理宏观经济问题以及本国经济中的结构缺陷——不仅仅是其定价过高的货币，还包括其薄弱的金融部门，后者促成了某种以外币为资金的地产和投资繁荣。投资者和放款人现在只单纯考虑泰国经济的缺陷，正如他们过去只考虑其优势一样。只有当合理政策被执行以后，信心——以及投资资本——才会恢复，经济才会复苏。
当财政部集中关注一项大型的、与强有力的改革措施结合在一起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揽子援助计划时，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认为，我们还应该捐赠额外的美国资源，动用汇率稳定基金——如同我们在墨西哥所做的那样。他们提出，自越战以来，泰国一直是美国的重要军事盟国，如果美国不为一揽子支持计划提供自己特殊的份额——正如许多国家正在做的那样，这就发出了关键时刻抛弃泰国的信号。该地区有某种这样的感觉。他们还指出，纵然汇率稳定基金在经济上起不到什么作用，但不主动提供直接的双边支持可能会在政治和战略上产生不利后果。
我认为，总体上看，投入美国资金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似乎超过积极影响。我们——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在没有某种美国捐赠的情况下而筹集到的资金足以着手处理泰国的问题。另一点则是，由于所谓的达马托限制条款，我们并未充分使用汇率稳定基金。这些条款是国会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后施加的，旨在就今后向经济上遭遇麻烦的国家提供利率稳定基金进行控制，他们的有效期将在秋季结束。试图动用利率稳定基金的举动会轻易导致某种新的——也许是更严厉的——限制条款。我极力强调一直保留利率稳定基金这一选择，这既是因为可能会产生一些没有预见到的问题，也是因为，失去获得这些资金的途径，这本身就可能对信心造成破坏性影响。回过头来看，我认为，保留那种选择总体上是一个较好的决定，但我可能对此举——为泰国一揽子救助计划提供某种双边捐赠——在经济及地缘政治方面所产生的象征性收益关注得太少了。
与总统的军事及外交政策顾问们产生的这一分歧还提出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角色分工。泰国以及遭遇危机的其余亚洲国家使我们面对外交政策及军事方面的问题——国务院和国防部最有资格处理以及国际经济问题——财政部最适合处理。我们财政干预的两个主要杠杆——对利率稳定基金的控制以及美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关系——都在财政部。我强烈认为不应试图动用汇率稳定基金，并在白宫情况汇报室的一次会议上显得有点不入流。在我就该问题发表了一通讲话后，桑迪·伯杰问我是否准备让总统对该决定施加点影响。
桑迪的见解是正确的。事实上，泰国问题的处理属于这类情况：某一机构——在这个事例中是财政部——有必要明确成为主角，但（应该）是在某种机构间协调程序之内。对一场外国金融危机的处理涉及复杂的技术及经济问题，包括对市场和信心的影响。此外，如果泰国在经济上得以复苏，这只会有利于我们的外交及军事政策目标。出于这个原因，总统往往指望财政部在整个亚洲危机期间担当主角，与此同时，吉内·斯泼林领导下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和桑迪·伯杰领导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设法确保，在没有经过某种机构间协调程序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我们不采取行动。我们财政部这些人对这场危机的关注越来越密切——各种讨论持续到晚上，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其他部门的人员也被更深地吸引到对这场危机的关注中。后来，在危机到达高潮时，机构间协调程序包括每天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