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的世界 _2-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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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但从未着手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一些总统试图通过主要内阁成员进行协调，但常常以失败告终。而正如我在前面所论述的，克林顿总统则创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　　
　　克林顿的健康和人类事务部部长唐娜·沙拉纳曾告诉我，从某种意义上看，内阁部长一职会使人精神分裂。这是有道理的。你是自己所在机构的头——尽管权力不如你在私营部门所拥有的那么大。但当你来到白宫、坐在会议桌旁时，你的影响力可能还不如一位三十几岁的（白宫）助手，尽管你拥有令人敬畏的头衔和一个内阁成员所应有的各种外在装饰。某些人很难妥善处理这两种角色，其中涉及的各种复杂关系会产生相当的紧张和压力。在财政部待了很长时期的官员有时回忆起我的一位前任，他每次与白宫发生激烈争吵后不久就以辞职相威胁，并因此而闻名。　　
　　当我调往财政部时，我具备这样的有利条件，即已经通过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工作而对内阁机构与白宫之间的关系有所认识。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那两年里，我已开始对年轻助手有所了解，尊重他们在政策和政治领域的经验，并把他们当做同事看待。我还了解克林顿政府真正的运作方式，包括这样一些会议的重要性：助手们每天清早在罗斯福厅召开的会议以及不断在办公厅主任的办公室里召开的小型会议。本届政府的议事日程就是在这些场所设定的，涉及政策与政治相互作用的各类决定——包括国会战略和媒体战略——也都是在这些场所做出的。我从不愿回味在早上7：30就出现在工作场所的那种滋味。但去了财政部后，我告诉利昂·帕内塔，我愿意继续参加每天的助手会议，因为财政部与如此之多的问题有关。利昂表示同意，尽管没有其他内阁成员——本来就在白宫办公的除外——参加。　　
　　在没有参加白宫日常程序的情况下，克林顿政府大多数内阁部长还是充分发挥了作用。但对我而言，参加这些会议是着手解决“精神分裂”问题的一个途径，并使我始终深刻体会到克林顿政府内发生的一切。1996年接替利昂担任办公厅主任的厄斯金·鲍勒斯同意我继续参加会议。由于在克林顿第一届任期内负责小企业管理局的工作，厄斯金非常理解政府各部与外界隔绝这一问题。他曾对我说：“如果你管理一家（政府）机构，你就会感觉自己像在月球一样。”厄斯金的职业生涯颇有成就，但在我看来，其最大的成就莫过于把早会的时间改在了7：45。　　
　　担当财政部长也极大地增加了我在国会山的活动。我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时已经与国会打过某些交道，但只是到了财政部后，与国会交往才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第一次这样的交往就是有关我任命的听证会。当时财政部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部长帮办琳达·罗伯特为此担当起组织工作。她和她的同事们利用为听证会做准备的这一过程使我迅速了解财政部众多方面的所有内容，把我引见给某些关键人物，并就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在听证会上，来自纽约州的两名参议员阿尔方斯·达马托和丹尼尔·帕特尼克·莫伊尼汉来到我的桌前，把我正式介绍给参议院财经委员会，接下来就得靠我自己了。一方面，我并不认为会有什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总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某些参议员也许会利用这次听证会和我来攻击本届政府。而且，由于白宫助手不在国会作证——除非在某一调查中被要求这样做，这是我作为公共官员所经历的第一场听证会，它通过C…SPAN向全国进行电视直播。我自然感到有些不自在，但我记得，想到坐在我身后的小儿子菲利普及其洞察力和冷嘲热讽的生活观，我就受到了鼓舞。　　
　　监督财政部预算的各委员会可以对该部的管理进行指导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试图对政策立场施加影响。当然，所有的重大政策决定实际上都得经国会批准，或至少经受国会的询问和听证。除监督问题外，国会议员还试图对财政部的管理方式和我的工作范围施加影响。我记得在我担任财长第一年的某个时候，当时的参议院多数党督导特伦特·洛特（共和党…密西西比州）请我去他在参议院的办公室。在我到达那里后，他告诉我，作为财政部长，我不应该过多考虑社会计划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的工作是多操心一下美元和利率。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便恭敬地表达了不同意见。　　
　　所有这些都表明，如果要有效发挥作用，与国会重要人物及某些关键委员会的（良好）关系至关重要，而这些关系（的建立）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心思。在国会作证时，我采取的做法就是运用在高盛公司学到的关于与客户关系的知识：准备充分，积极回应他们关切的问题，并对他们表示出高度的敬意。艾伦·格林斯潘是这门艺术的大师。艾伦会向提问者脱帽致敬，即使有时候这有点不着边际。他会说：“你就地球是平的这一点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察结论，参议员。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问题重新表述一下。”艾伦接着会自问自答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其答案十分复杂和微妙，提问者要么领会地点头，要么承认自己被搞糊涂了。我得承认，在这位（美联储）主席旁作证，我有时完全被搞晕了。　　
　　艾伦接着会问这位众议员或参议员：“这算是对你提问的回答吗？”　　
　　而这位提问者一般会说：“是的，这算是。”　　
第二部　第19节　
　　当然，在其他许多情况下，在国会的作证意味着就某些严肃问题进行实实在在的对话，有时也会就这些问题产生分歧，但即使在进行这类交流时，也只有对提问者采取高度尊敬的语调，才能取得最好效果。　　
　　在我成为（财政）部长后，与新闻界的关系（在我看来）也具有了某种不同的含义。在从街对面的白宫调往财政部之前，我从未考虑媒体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财政部长的日常生活。作为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我可以站在本届政府的立场上讲话，但我不是关键人物。作为财长，我是本届政府在经济问题上的主要发言人——尽管其他一些人也对经济事务发表评论。人们期望我陈述总统的预算、他的税收提议以及他对任何类型的经济危机、经济问题或经济事件所持有的见解。我还代表美国政府出席一些国际峰会，如来自各国家集团——7国集团、10国集团、20国集团，等等——的财政部长的定期聚会。由于这种正式角色，我所说的任何对金融市场具有潜在影响的言论都会使这些市场迅速而有力地做出反应。市场也可能对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或其他各种政府官员的言论做出反应，但就程度而言，难及对财长讲话做出的反应。　　
　　为避免引起市场波动，我的讲话必须前后一致，并在谈话内容和准确表述方面具有高度的纪律性。汇率政策是最敏感的领域。由于财政部有能力买卖通货以影响汇率，对我所说的、看似或多或少使干预具有可能性的任何言论，市场几乎都会做出反应。并非故意地使汇率受到影响，这会使我显得没有约束和头脑简单。就我们的货币而言——如果我们在以后的某个时间遭遇弱势美元并面临一场美元危机的可能性，我本人的信誉可能尤为关键。　　
　　我的根本观点是，经济的各种基本要素决定一段时期的利率水平，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增强美国的经济政策，提高美国的经济成就，而不是关注货币比率。我还认为，强势美元极大地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这有别于这样一个问题——尽管人们通常很难认识到两者的区别：我们的汇率是否估价过高。因此，我在言辞上所表现出来的立场总是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个（强势美元）政策，这既是由于该政策根本正确，也是旨在维持对美元的信心。　　
　　一种强势货币意味着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可以更加便宜地购买进口商品和服务，也意味着通货膨胀率和利率会趋于下降。他还对美国产业界产生压力，促使后者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由于对美元信心增强，外国资本更主动地流入美国，而这里提到的这些好处也会随之形成良性循环。一种弱势美元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就美国而言，一种强势美元的确使进口商品更便宜，因而也更具吸引力，但却使美国出口到海外的商品更加昂贵，往往会增加往来账户赤字。但这个问题有许多根本原因，包括美国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距。　　
　　我认为，某种巨大且持续的贸易差距可能会产生各种风险，应对这些风险的明智之举不是促生某种弱势美元作为贸易政策的工具，因为除其他弊端外，这还会引发竞争性的货币贬值。相反，我们应该采取行动，增加美国的储蓄——尤其通过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提高生产率，使美国商品更具竞争力。但有时可能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以某种高度过高估价的美元进行贸易，这种过高估价与一些（经济）基本要素相关。某种过高估价的汇率使商品和服务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本应由相对效率决定——降低，这样一种汇率导致混乱、造成危害，而且也难以持久。是否试图对此加以矫正以及如何规划这类（矫正）行动，这非常难以判断。　　
　　我的基本立场是支持某种强势美元，但我们偶尔也采取行动，通过市场刺激来矫正美元相对于某一具体货币的看似不恰当的升值，有些人认为我的基本立场与这些偶然采取的行动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我们是在强势美元政策这一范畴内采取这类行动。我怀疑货币“干预”本身所具有的效力——也就是此类行动的效力：政府试图通过在公开市场上的大量买卖来影响汇率。我在高盛公司接触外汇市场的经验使我认识到，贸易量太过巨大，除非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这类干预至多只能产生一时的效果。根本说来，货币比率所反映的是一国基本经济形势的市场预期和种种现实，这种基本经济形势是与其他国家的基本经济要素——财政状况、利率、通货膨胀以及（经济）增长（率）——相对而言的。　　
　　任何特定时候的美元相对于基本经济要素是否显得过强或过弱？无论我本人对此问题有何见解，我实际上在任何情况下都总是表达与此完全相同的旨意，即：“一种强势美元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我对此进行了令人生厌的重复表述，但这无法完全表明这一短小语句中所包含的众多考虑。这种重复表述不仅反映了我对一种强势美元的信念，而且反映了我对“让市场力量决定市场”的信念。（在表述上）某种最细微的变化——例如从“我相信一种强势美元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到“我相信，维持一种强势美元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都可能会对市场产生影响，即使（这种细微变化）并不意味着观点的改变。　　
　　在国内或在旅行途中的各种记者招待会上，财经出版物的记者们会试图使我参与到某种猫和老鼠的游戏中去。他们会不断就美元和股票市场重复同样的提问，每次都变换某种新的招数，希望套出与我的标准回答不同的东西来——这个标准回答本身总是正确的，但相对于任何特定时候的环境而言，他不一定是一个充分的答案。当美元与日元的比价是1∶120时，我说一种强势美元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现在这一比价达到1∶130——美元表现出来的这一更加强劲的势头就（一定）更好吗？在多大程度上才能说得上是过于强劲？电讯社的记者们通过手机直接向他们的新闻编辑部播报我的讲话，以备我突然说出某种（与标准回答）有细微差别的东西。但我变得非常善于只是重复我的“符咒”——除非在特定情况下，我们故意利用某种细微变化来传递一个迅息，而这种细微变化也总是在坚持强势美元这一范畴之内。例如，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我的这番讲话——“一种强势美元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现在的强势美元势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引起巨大躁动，因为它被人们理解为具有这样的含义：我们并不介意看到美元在保持强劲势头的同时略有疲软。但除预先准备好的措辞外，我从不就这样一种变化给予任何解释。　　
　　1998年6月，我在参议院财经委员会作证时所发生的一切很好地说明了市场是何等的敏感。那时，日元与美元之比降到了8年里的最低点：141∶1。日元的疲软似乎达到了一个容易引起麻烦的极点并加重了我们的贸易赤字，因为它使得美国市场上的日本商品更加便宜，并使得美国出口商品在海外市场上比日本商品更加昂贵。当时大家关注的更为急迫的事项是：通过对已经身陷困境的亚洲国家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