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的世界 _2-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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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效，因为我们对公司的根本看法是一样的，完全相互信任，保持密切联系，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都进行分析性思维。当这一结构有效运行时——这是罕见的——其优势是巨大的：有两个资深合伙人与客户联系，两个人能够一起处理问题而没有级别高低的包袱，在与公司中的其他人一起讨论时两人能够相互支持。而且，在遇到困难时，有搭档会减少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
绝对地说，对我们的合作来说，关键是在我们出现意见分歧时，我们两人谁都不能争胜好强。斯蒂夫和我有个约定，认为自己更有道理的一方说了算，或者至少使决定偏向他的立场。如果我们两人中的一人认为分析的可靠性为80％，而另一人认为他的可靠性为60％，那么后者就会说：“我有些不同意，但如果你认为有80％的把握，那么我们将按你说的干——，或者相互妥协一下，但更多地按你的意见办。”在很少的一些情况下，如果我们两人产生分歧而且都认为自己有道理，我们就解决分歧。另一个限制是，我们经常——尽管不是总是——服从更能够规避风险的立场。
我们都同意维持精英管理体制、保护公司文化、以客户为中心。但在这些界限内，我们的看法经常有分歧。举一个例子，斯蒂夫非常赞成根据业绩情况，加大合伙人分红上的差别。而我认为因那些不赞成的人的不健康想法而带来的弊端可能会大过有利于表现突出的人的分红所带来的好处。很多年来，我曾看到过一年挣几百万美元的合伙人对合伙人份额的微小差别耿耿于怀（鲍勃·斯特劳斯有一次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说一位律师在他的公司一年挣90000美元——这是以前的情况——公司给他涨10000美元的工资，同时规定给他隔壁办公室与他资历相同的人涨20000美元，那么这位律师宁愿自己的薪水一点也不涨，也不愿意和他资历相同的人涨得比自己多）。斯蒂夫把我避免引起冲突的差别倾向称为“解决宏观的社会和谐”。因为他比我更坚决，于是我们同意增加差别，但比斯蒂夫本来要做的程度要小。
我与斯蒂夫的合作在某些方面是我做财政部长时与拉里·萨默斯和艾伦·格林斯潘关系的预演。这些人都不是喜欢退缩的人。但因为互敬互信以及我们解决问题的分析性方法，这些关系非常有效。艾伦在一些问题上出发点与我们有些不同，但通过金融危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货币干预行动等等许多事，我们的计划经过共同分析总能够达成一致。斯蒂夫和我不担心有人会因为我们之中的一人观点占了上风而可能认为另一人弱，拉里 、艾伦和我也不会这样想。在这两种关系中，压倒性的动力是做出最好的决策。
斯蒂夫和我刚当上两主席时，我发现资深领导的职位和我们过去一直所做的事情之间的区别比我所预料的要大得多。在约翰·温伯格担任资深合伙人时，最后的批准权和责任是他的，即使我们负有执行责任。而斯蒂夫和我当了资深合伙人后，我们两人要承担最后的责任。拉里·萨默斯在担任财政部长时曾对我说过同样的事。在他当副部长时，他觉得他的工作和我的工作之间的区别非常小。而在担任了部长后，他才认识到其实区别是非常大的。
在那些日子里，洛斯公司以及后来CBS的首席执行官拉里·蒂什常对我说：“鲍勃，你操心太多了。”我会说：“拉里 ，你不懂。有许多事情要操心。”一件让人烦心的事是高盛公司缺乏长期资本金。像我们这样的一家公司需要大量资本来支撑已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全球性的交易活动，来应对困难时期以及后来保持与投资金融业和商业银行的竞争。因为这是一个私人合伙制公司，每一个刚退休的人都能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撤出自己的份额。在公共公司，资本一直在公司内，而一位退休者只是在公共市场上卖掉他的股份。如果情况困难而合伙人对此感到紧张，高盛公司就面临着挤兑资金的局面。因此在私人公司建立资本金要更困难。而最后，合伙人们不仅为公司里的钱承担风险，而且为他们自己的全部净资产承担风险，这也是宾森特尔公司倒闭并引起极大关注的一个原因。由于这些同样的原因——以及就是想抽走资金——我们所有的竞争者都已经公开发售股票或合并成为更大规模的公司。斯蒂夫和我确信，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变成责任有限公司，向公众出售股票。
反对公开发售股票的一个理由是，这样做会失去为反映个人业绩和在公司资历变化而在合伙人之间定期调整合伙关系比例的灵活性。另一个理由是保持着私人所有制所具有的神秘性——尤其是在华尔街所有其他公司都已经公开发售股票或兼并之后。1986年第一次提出公开发售股票的建议被拒绝，主要是因为更年轻的合伙人希望保持灵活性以便他们的股本可以更容易地增长。那种机制又运行了十多年。在斯蒂夫和我都离开公司几年后，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高盛公司最终公开发售股票。
第二部 第3节
初，我见到了迈克尔·杜卡基斯州长几次，对他的才智印象深刻。尽管我和流行的观点一致，认为他是总统候选人的材料。我为他的竞选活动募集资金并出了一些主意。杜卡基斯一度在民意调查中领先乔治·布什，而在他被击败后，党内许多人对他处理其候选人身份的方式非常不满。除了关于他竞选运动的问题外，我还认为通过在政治上引起反响的方式阐述温和的民主党观点——或者反映潜在问题的复杂性的任何敏锐看法——是极其困难的。两党政治体制无法解决日益增长的财政赤字，说明迫切需要弄清楚如何去解决。国家也一直在否认严重社会问题的存在。我们的公共教育体制存在严重问题，城市中心贫民区的生活正在恶化。我不知道国家是否会集中公众解决其面临问题的政治意志。就像我担任高盛公司两主席之一后在鲍勃·斯特劳斯为我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晚宴上我所讨论的那样，如果不面对这些问题，国家将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衰落。
我当时还没有认定民主党人中谁正在考虑参加1992年总统竞选，但我在四处观察。我和戴维·索耶（民主党一位有名的政治顾问、曾获奥斯卡奖提名的纪录片制片人，后来在年纪还不大时就去世了）举行了很多次小型宴会，在这些宴会上，大约有15位工商界和媒体人士与候选人和潜在候选人一起交谈。在其他一些人中，有参议员汤姆·哈金（来自衣阿华州的民主党人）、戴尔·邦帕斯（来自阿肯色州民主党人）、乔·拜登（来自特拉华州的民主党人）、鲍勃· 克里（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是我们在1991年中期举行的宴会上的客人，他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我参加过许多活动，在那些活动上，候选人们花大量的时间聊天。克林顿用了三个多小时就对我们来说重要的问题进行了一次真正的对话——一次认真的互动式对话。在宴会结束时，我对深深参与民主党政治的纽约律师、哥伦比亚大学法律教授卢·卡登说：“克林顿这家伙了不得。他如此了解这些问题，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但克林顿还没有明确表示要参加竞选，因为考虑到总统竞选将会给他的家庭带来影响。
几乎一年以后，1992年5月，克林顿不仅决定要参加竞选而且几乎已稳获提名，他在小石城召集了一些所谓顾问讨论经济问题。这批人中包括华尔街投资银行家罗杰·艾尔特曼、我在高盛公司的同事肯·布罗迪和巴里·威格莫、主张中间路线政策的经济学家罗布·沙皮罗以及克林顿的三位朋友罗伯特·赖克、艾拉·麦格希纳、德里克·希勒，他们对于如何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已有非常成熟的观点。我没有奢望我们会充当“顾问”角色。我们的主要作用是为克林顿的经济政策赋予可信性，实际上我们已经进入了竞选组织。但在那次会议上，克林顿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停止竞选活动一天，不接受媒体采访，闭门评估他的经济政策，并考虑在竞选压力下形成的立场对于执政后是否有意义。他想停止竞选活动一天以检查他的竞选进程。
一位候选人在竞选期间这样做，说明他的态度格外的严肃认真。我们这批人飞赴小石城与这位州长和希拉里一起度过了几个小时，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希拉里。我们这个小组有一系列观点，但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看法一致——减少财政赤字的重要性、加大教育投资和医疗保健的必要性以及贸易自由化的好处。在克林顿的8年任期里，这些问题一直是克林顿经济战略的核心内容。在有共识的范围内，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肯·布罗迪、罗布·沙皮罗、罗杰·艾尔特曼和我更强烈地强调重建财政纪律。赖克、艾拉·麦格希纳、德里克·希勒则更为注重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
我们这个小组被要求起草一份经济声明，这个声明后来发展成为竞选纲领“把人民放在第一位”的经济部分。我建议和我一样强调减少财政赤字的肯·布罗迪起草这份文件。但刚刚加入竞选运动的吉恩·斯珀林迅速成为克林顿竞选运动的经济发动机，他吸收了我们其他一些人的见解，成为主要的起草人。我在杜卡基斯的竞选中与吉恩略微相识，当时他是一个不太重要的角色。吉恩聪明、经济学知识渊博，看法格外有建设性，而且非常擅长起草报告。他生活节奏稍微有些紊乱，只有在深夜才可能接电话。他什么时候睡觉、是否睡觉都是个很大的谜。但从本质上说，吉恩与他的表面上的风格正相反，是一个做事情很有数的人。他明白竞选运动的经济纲领应当是什么样的，以及如何将经济政策和政治与通讯结合在一起。
当克林顿讨论经济问题或宣布新建议时，吉恩有时会让“局外顾问们”对媒体谈论。我就这样开始了在华盛顿的氛围里学习如何与媒体打交道。吉恩告诉我说，使自己的观点贯穿于对媒体问题的回应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就是只从自己的观点对问题做出回应。在华盛顿的岁月里，我对媒体一直非常谨慎，这是我以前在高盛公司应对危机中形成的经验，但我确实也对报道我们的许多人产生了极大地尊敬并努力想对那些认真采访我们的人认真地回应。我在华盛顿的时光中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之一是，到我离开华盛顿时，我觉得我在那里认识的一些最有知识、最令人感兴趣的人是记者，同时，我仍然对媒体整体的运作方式有保留。
我在小石城度过了选举之夜，庆祝克林顿的胜利。两周后，我被这位当选总统召回小石城与他见面。他的情绪高昂，并且在我和他握手时打趣说：“我是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我们谈了几个小时，几乎全是围绕着经济政策，我对朱迪说这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寻常。我当时甚至不能肯定他考察我的意图是什么。后来我意识到这的确是一次面试，有着不太明显但非常重要的意图：克林顿想了解我想在他的政府里干什么，我如何与其他人合作。克林顿对手下人的个性和政府成员之间相互配合问题有一种感知力，我在后来的几年里多次观察到这种感知力。我记得克林顿指出，尽管我是高盛公司的资深合伙人，但我与吉恩和小石城竞选班子的其他更年轻的人例如吉恩的助手西尔维亚·马修斯发展了很好的工作关系。事实上，我喜欢与资历较浅的人一起工作，他们常常对正在发生的事的细节更为了解，而且也有更多的时间和我说话。我十分肯定地认为我从吉恩和西尔维亚身上学到了很多政治、竞选以及其他方面的知识。
这次会见比我与这位当选总统的其他会见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但我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全然不知。克林顿的确问到我认为谁应当担任财政部长。当时我觉得自己没有与国会、媒体打交道的经验，也没有处理担任这一职务后面临的政治和政策的经验。所以，我推荐了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劳埃德·本特森，我和他很熟也非常尊敬他，他当时是参议院财经委员会主席，非常适合当财政部长。我记得与克林顿谈到协调参与经济政策制定的许多部门。克林顿想创建一个经济安全委员会协调国家经济政策，就像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外交政策那样，在大选结束后这个即将建立的机构更名为国家经济委员会。
此后不久，克林顿过渡班子的负责人沃伦·克里斯托弗打电话告诉我关于工作的事。虽然我对进入政府很感兴趣，但没想到我会被安排一个职位。我在担任卡内基公司董事时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