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的世界 _2-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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铮已У搅巳绾未砹瞎芾砦侍狻Ｗ畛踉诟呤⒐荆嗣嵌运獵EO管理是否能有效运作有很大疑问。因为如果两位约翰在管理委员会发生分歧，就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明确办法。但他们找到了一个反映他们个性的有效地运转的方法。在每周一的管理委员会会议前，他们两人在每个周末都要在一起交谈，商量解决一系列问题的办法。在大多数时候，温伯格愿意让怀特海发挥领导作用，但如果温伯格觉得自己非常有道理，他就会表明自己的态度。虽然由于他们两人之间有不同意见，一个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一直无法解决，但他们的共同领导让我看到了双CEO机制可以发挥作用——尽管我后来开始认识到，成功的共同管理是少有的例外，而不是规律。
瑞·扬在管理委员会负责公司所有的股票交易和销售活动。1980年，他退休了，我是取代他进入管理委员会的三人之一。在某种程度上从那以后，我被安排处理J．阿伦公司问题。几年前，在与乔治·多蒂一起共事时，我曾试图将套利思维模式和我们从事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经验扩大到建立一种商品交易方式。后来，在我参加管理委员会一年后，高盛公司购买了阿伦公司，这是高盛公司自3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兼并。阿伦公司是一家极其成功的家族拥有的商品交易公司，与世界各地都有联系。然而，我们和他们都没有认识到的是，由于各种各样变化的发生，该公司在未来没有可操作的商业模式。阿伦公司的利润在1980年时曾经为6000万美元，1982年下降到3000万美元，1983年则没有任何利润。
多蒂负责处理阿伦公司问题并且首先采取了棘手的压缩规模措施。在采取这一措施之后，两约翰和乔治要求我负责处理这一问题。我本来会对自己说由我接手阿伦公司不会使其有起色，而且有可能会毁了我在高盛公司已经取得的地位。至少我会做一些或然性分析。但在这里，就像强有力地吸引着我的其他主要职业变化一样，我没有计较。我对自己是否有使阿伦公司扭亏为赢的能力一点也没有自信，但我也没有感到焦虑。一旦我接手这项工作，我就全力以赴，努力去做需要做的事。而且我非常希望负责任，因为我认为这非常有意思而且将会扩大我在公司中的作用。而且，阿伦公司是一家有着浓厚套利风格的交易企业，所以我觉得自己适合干这项工作。
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我随身带着拍纸簿到处走，随时记下笔记，并在实际接管之前努力了解这家企业。在我调查的过程中，我发现干这项工作的人，对于如何修正我们的战略和继续发展有许多深刻的想法。我们调整了公司领导班子，让过去一直在固定收入部工作的马克·温克尔曼主持工作，并对我负责。温克尔曼生于荷兰，在来高盛公司前在世界银行工作，他对于正在发展中的债券和外汇交易业务非常老到。他既对阿伦公司的问题有相当的了解，也有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的管理技巧。
马克和我一起与阿伦公司的员工们一起反思企业模式。阿伦公司一直在从事传统的套利业务，在一个地方购买外汇或一种商品——例如黄金——而尽可能快地在另一个地方转手卖掉。阿伦公司在为传统的套利业务寻找机会方面是很有想像力的，例如一直保持着与沙特阿拉伯的公开电话线路以从事黄金和白银交易。这种交易几乎没有风险，而且阿伦公司非常重视规避风险——如此的重视以至于当他跟不上交易的进展时，公司会在当天中午歇业，以便把情况搞清楚，并且确信它的账面上没有多出额外的一百盎司黄金。这种模式的惟一例外是咖啡，阿伦公司是咖啡的大进口商和交易商。
其他人使我们得出的最早的结论之一是，商品价格的相对稳定、通讯条件的改善以及竞争的加剧减少了阿伦公司传统业务的有意义的赢利机会。不同地区商品的差价越来越小，而由于其过去的巨大成功，阿伦公司的领导层忽视了这一现实。我这些年发现，阿伦公司的经历非常有典型性。成功经常导致企业和个人没有注意到变化或适应变化，因此，最终摔了跟头。
第二部
总统对恐怖主义与军事手段回应的决定在政界得到了广泛支持，但如何应对其经济影响的问题无论从实质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说都要复杂的多。一系列的问题由此产生。政府是否应当支持受9·11事件影响的航空业、保险业或其他行业？政府是否应当采取行动以某种方式来刺激经济？如果应当，用什么样的刺激——紧急支出、减税还是两者都用？如果减税，什么样的减税？我很快就开始接到要应付所有这一切的国会议员电话。在帮助特定产业的问题上，我认为一般原则是除异常特殊的情况以外政府不应对任何产业进行支持。
第二部 第1节
马克和我认识到阿伦公司需要进行一些根本改革。首先是将业务集中于相对价值套利，或相关套利（Relationship Arbitrage），高盛公司已经在固定收入和股票方面开展了这方面的业务。就阿伦公司的情况而言，这意味着在不同商品或货币之间，或在他们与其衍生工具之间寻找存在着的价格扭曲，利用利率和其他因素来评估适当的相对价值。例如，可以针对长期黄金期货进行短期黄金期货交易，以在不正常的价格回复正常时赢利。这意味着要用公司自己的资金冒风险，而阿伦公司的人过去一直以不冒险为荣。我们决定放弃四平八稳的业务，风险投资中不存在这样的业务。我们也决定大大扩大阿伦公司的外汇交易，从纯粹的套汇交易发展为相关套利，采取单笔购进的方式以及增加公司业务。例如，帮助企业和个人对冲金融风险，这使高盛公司增加了能够向客户提供的服务。再后来，我们涉足石油和石油产品交易，为我们公司开辟了一个巨大的新舞台。
在阿伦公司进行这些改革要求对用人制度进行改革，这是我们最精心考虑的事。在经过广泛考察后，我们认为，阿伦公司有一些非常有才干的人，他们已经为反思公司的战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其他一些人却完全沉湎于陈旧、没有风险的经营方式，以至于无法转变到以风险为基础的经营方式上来。我们不得不在高盛公司的其他部门安置这些人，或者鼓励他们另寻高就。我们需要制定用人规章。旧的阿伦公司是根据常识招聘员工——某人看上去好像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商品交易商。我们将用人程序规范化，寻找经验和条件符合我们的新要求的人。通过这些改革，我们重新为阿伦公司注入了动力，企业重新开始运转——尽管是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第一年我们没有达到我们野心勃勃的赢利1亿美元的目标，但第二年我们超过了这一目标并且为高盛公司以后赢得巨额利润打下了基础。
从事商品和货币交易就像套利业一样，一个优秀的企业要进行成败参半的投资并且有时要承受巨大损失。但阿伦公司的转型也说明，在大机构进行改革是多么得困难。哈佛大学商学院的一位教授米歇尔·波特认为，规模庞大的公司所以会破产，是因为他们一旦成功后，就满足于自己的成就，固步自封，结果沉舟侧畔千帆过。阿伦公司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一度失去了战略动力。但即使有有效的经营模式和有干劲的战略思维模式，一个公司也需要有一个运作的架构，一个能够吸引有才能的人并把他们安排到可以让他们施展才能的位置的机制以及一种人们在工作中相互支持和配合的企业文化。
但也许对阿伦公司来说最重要的管理问题是，重塑业务的思路主要还是来自在那里工作的员工，这一事例证明了我的职业经验即：在一个企业第一线工作的人经常对发生的事情以及如何应对比企业高层更为了解。我们在阿伦公司的成功进一步证明了瑞·扬和迪克·蒙希尔的建议：要进行最有效的管理，我应该大胆放手，让自己身边围绕着精明强干的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和看法，小心对待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和他们个性的怪癖——就像他们不得不小心对待我的关注和个性一样。
根据鲍勃·斯特劳斯的建议，民主党邀请我在华盛顿主持他们1982年的国会竞选晚宴。因为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募集到足够的资金。我没有马上应承下来，我想弄清楚我个人募集到多少资金会被视为是成功。我所请教的人说了一个10万美元的数。这样我便打电话给佛罗里达的一位亲戚和他的合伙人，这位亲戚曾根据我提供的套利建议挣了很多钱。他和他的合伙人说他们每人出20000美元。根据法律规定我也可以捐款20000美元，再加上我打听到其他一些捐款来源，这样我觉得肯定能够募集到的钱接近了10万美元，因此我便答应下来主持晚宴。结果这次晚宴非常成功：我自己募集到了10万多美元，而整个晚宴募集到的资金有100多万美元——在当时这可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鲍勃·斯特劳斯对我说，主持这样的晚宴会使人们对主持人在党内的地位刮目相看。他说的没错。不久，沃尔特·蒙代尔和约翰·格伦都请我帮助他们进行1984年的竞选。
我从根本上认为，里根政府的预算赤字对未来的经济状况造成了严重威胁，我们迟早会为此付出代价。我记得我在1980年代末的一次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团会议上提出过这一问题。巴尼·弗兰克（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尖锐地反驳说，虽然我对赤字问题已经关注了一些时间，但经济仍在持续理性地增长。我回答说，经济规律会发挥作用的。市场发挥作用的时间是复杂的，但在某一时间点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的确，以后不久就发生了。
许多保守派人士也有这样的担忧。当时担任里根经济顾问委员会第二任主席的著名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滕强烈反对大规模的预算赤字政策，但他的反对没有成功，而他也在里根第一任期临近结束时辞职。高盛公司备受尊敬的首席经济学家加里·温罗斯基说，他认为里根的经济政策是自胡佛以来最糟糕的。当时，一些保守派人士认为，在减税的同时应当减少政府开支。但那样就需要制定一项减税计划，而两党都不可能支持这样的计划，尤其是在国防和社会福利支出正在迅速上升时期。另一种观点认为，减税会造成经济足够的额外增长，反过来又增加了收入，乔治·布什在他1980年的总统初选时提到了这一观点，他称之为“伏都经济学”——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里根政策令我最关心的另一方面是没有解决国家的社会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明显地恶化了。大约在那个时候，我读了肯·奥勒特的书《下层社会》。奥勒特用生动的笔调，描绘了贫穷在一代代人之间的循环。这部书集中表现了我对这一问题的许多想法——尽管后来，当我在民主党政府工作时，我听说“下层社会”已经是个政治上不正确的词（我被告知，可以被人们接受的替代说法是“生活在农村和都市贫困地区的人”）。
70年代我在位于哈莱姆中心地区被称为“第28 区社区委员会”的一个邻里团体会议上直接感受到了市中心贫民区的问题。为了了解这些问题，我见到了负责这一地区社区联系的非裔美国人警官沃伦·布莱克 。沃伦身材高大魁梧，非常有个性，他在这个社区关系很多，也极其关心社区所遇到的问题。他的妻子家在附近经营一家生意很好的殡葬公司已有很多年，沃伦家临近一幢大的维多利亚式房子。下班时，沃伦有时开一辆殡葬车。朱迪和我曾到他们家吃过一次晚饭。客人当中有一位是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政治活动家，他建议高盛公司资助他们国家发动一场革命，作为交换，我们公司可以在这个国家的虾和木材方面得到回报。我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我在第28区社区委员会的所见所闻使我有了一种更直接的个人感受，一个像美国这么富裕的国家却不为成功解决代代相传的贫困提供资源，这是错误的。我对这些问题了解得越多，我就越相信，如果得到适当的支持，是存在有效的办法的。我也开始相信，市中心贫民区的问题极大地影响着我们所有人——不管我们在哪里住或收入有多少——通过犯罪、公立学校的恶化、社会病的代价以及大量的人口没有条件发挥其潜力而丧失生产力。认为富裕可以独享是幻想。
那些经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是民主党人。如果你把我关于公共政策问题的看法集中起来，任何政治标签对我都不适用。实际上，我的许多观点，例如，财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