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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

蒋介石评传-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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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金陵梦魇蒋介石与“一·二八” 5

    二月二十二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二十五天,陈铭枢致蒋介石养辰电:“现细察前线作战情形,及影响各国关系,依蒋、蔡等意见,绝不宜撤退,且因战斗日烈,亦不能抽兵回做工事,兹决定以南翔至浏河之线为第二防御地带,由吴工兵监规划工事,请即饬上官云相所部,前来担任做工为祷。前方两军协同作战,情同手足,无殊一军,必能发挥最大之光荣,请释鉴虑。但为持久抵抗之计,务请俯照前言,迅调江西陈、卫、谭各部,兼程前来无误,现在前线如何牺牲,亦可达到目的也。”——这通电文里,已明白告诉蒋介石,十九路军与第五军相处甚洽,“请释鉴虑”。并请蒋介石要守信用,“请俯照前言”,快派部队来。    
    二月二十五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二十八天,十九路军感到敌方部队不断增援,我方部队却望眼欲穿,不但迟迟不到,到了南京、杭州的,也不肯开来前方,已经深有被放了鸽子之感。这天收到蒋介石的径戌电和有酉电,前者电文说:“庙行镇附近正面已为敌方窥破,系我军弱点,不宜以特税警务团(古团)担任,望以六十一师替接,以固阵线,免为敌所乘为要。”后者电文说:“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东各日,我军援队非到鱼日不能参加战斗,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前线兵力,抽调部队,即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上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时竭蹶,对于浏河方面,尤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如何部署,盼详复。”这些都是空话。到了第二天(二月二十六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二十九天,十九路军感于全国有两百万军队,可是除了第五军外,蒋介石竟不再派兵来,已经深知本身的下场与处境。这种心境,由致何应钦、陈铭枢并转蒋介石的宥晨电里,已经意在言外:“介公有酉径戌两电均奉悉。一、职部作战兼旬,各师伤亡逾千,担任正面过宽,处处有兵力薄弱之患。二、俞师庙行镇一役,伤亡极大,调后方整理。其防线由毛师之张炎旅接替,兵力不敷配布,因着税警古团担任一段。昨日敌来猛攻,官兵不沉着,遂致动摇,着张炎人黑后反攻,虽告得手,但伤亡过千,官长损失尤大。三、敌企图突破江湾庙行镇间阵地,集其主力于大沈宅二带,做纵深配备,连日作战焦点,亦在于此。四、兵力配布,当遵所示要旨办理,但敌军不绝增援,我军死伤日众,空谈配备,至可虑耳!”——这通电文里,已隐然在说,你蒋介石两次来电,只是“空谈配备”而已,不派援兵来,空谈只是令人焦虑耳,有何用哉!    
    二月二十七日——“一·二八”事变后一个月,陈铭枢致汪兆铭感酉电:“(衔略)必亲译。有日,我六一师与敌新到十二师激战,伤亡甚大。现我军益孤,咸愿死前线原阵地,不肯撤退。上官云相师除调两营任黄渡做工事外,忽奉令两团守镇江,一团守京归谷司令指挥,未审何故?戴岳独立旅已抵杭,鲁主席不愿调列参加作战,枢拟前往乞援,特闻。”——这通电文里,已经明白指出,援军只是作秀而已,根本不准开上前线来。    
    二月二十九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三十二天,陈铭枢致汪兆铭俭未电:“昨电谅经赐鉴。上官云相所部,弁髦命令,不愿赴援,枢病未愈,不能赴杭,戴旅赴援,当亦无望矣!谨闻。”又致俭酉电:“两电计达。卧病多日,顷钧任兄来谈蒋先生日来积极,又谓俄运兵东来,与日冲突,形势渐逼,日方亟欲了结沪战,我军能在原线支持多日,其利甚大,蒋先生亦相同意,惜哉!前误于军政部之不调兵,兹又误于上官部之不愿作战,惟恃我孤军之决死耳……”拖到三月二日——“一·二八”事变后第三十五天,十九路军终于发布了撤退通电。(电文见一九三二年上海《时事新报》)到了第二天(三月三日),十九路军又联合第五军,发布了更详细的通电。(全文见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日上海《时事新报》)两件通电中,前者提到“后援不继”的话,后者提到“援师不及”的话,当然都明白点破撤退的真正原因所 在。这一真正原因,曾引起大家对蒋介石的责问。在上海的部分国民党中委,就致电责问他:“日人陆续增援,至穷师数万,我方……合计不过三四万人,每战对敌,众寡悬殊,益以疲劳,上海之危,早在意料。……迭电请援,声嘶力竭,以致为敌所乘。……观十九路军通电,有“后援不继”之语,孰令致之,当局不能不负其责也。”最有意味的,是大家责问声里,居然还有蒋介石的哥哥在内。    
    蒋介石的哥哥蒋周康字介卿,号锡侯。他跟蒋介石同父异母。张明镐《蒋介石在溪口》一文中说此人“出身虽为禀生,实际不学无术,是个十足的草包子、糊涂虫”。但终于借乃弟之光,做到浙海关监督和浙省府委员。“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中国人民所不谅,蒋介卿也被牵连,至感不安,乃写信向蒋介石责问。蒋介石遂叫文胆陈布雷代拟复函。据《陈布雷回忆录》一九三二年条下:“三月下旬以蒋公电召赴南京,见市况萧条,政府各机关均仅有驻京办事处,熟人多不在京,余承命代拟复长兄介卿书(答来书不遣援兵不增军队之责难,后弃置未发表)。”这封“弃置未发表”的信,四十九年后,居然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中,《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以《民国二十一年三月蒋委员中正致其兄介卿先生书》为题,给发表出来了。这封信可以看到蒋介石当时的许多心态和巧辩,值得全文细读: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蒋介石与“一·二八” 6

    接奉尊电,督责至严,循诵再三,莫名感喟,此次淞沪战事,弟以丛诟之身,又成怨谢之府,匝月以来,谤言百出,非谓袖手观变,即曰调援不力,积毁销骨,乃至劳内外邦人之诘责,且致家人之不安至此。又闻我旅沪同乡集会之际,亦有激昂而不能自已者,弟焉不德,既不能见谅于友朋,复何从求信于国人,且当此国族蒙难闾里为墟之日,岂个人计较毁誉得失之时,故宁舍垢忍辱而不愿以一言自白也,今承明问,愿为兄略陈之。自暴日进犯淞沪,中央即决定移驻洛阳,积极自卫,弟以袍泽之义,驰电全国,同誓生死,愿淬厉奋发,共救危亡,其后十九路军奋勇作战,江浙所有部队凡可调遣者悉以全数加入,伤亡损失,皆可复按,谓为无兵增援,岂惟厚诬中央,亦使战士气沮。即我十九路军冬日通电报告移防,所谓后援不继,亦非谓中央有可调之兵而不援,乃谓以运输困难而乏续至之援队,词意灼然至为明显,而兄亦竟以此怀疑于弟,则弟复有何言?至就弟个人而言,自一中全会以后,虽复列名国府,备员军会,初不过多数委员中之一分子,军旅之事,发号施令,皆有一定之系统,绝不能越俎而代庖,弟既无名义,可以檄调军队,亦无权责,可以指挥军事,力之所及,亦唯以旧时袍泽之关系,曾共生死之感情,策励我将士秉中央之命而奋进,自上月二十三日敌军再度增兵以后,战局益趋严重,弟审度前线状况,综合各方情势,曾于二十五日电知蒋总指挥光鼐有“第二次敌军总攻击之期约在艳东各日,我军后方部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日后不能参加”等语告之,诚以后方输援诸多艰困,有非可形之于笔墨者,故不能不以加倍之辛苦勖勉于前方,亦不能不以实际之情况尽量相驰告。弟在此浃旬之间,匪日不焦心苦思,期尽力之所能及,二中全会集会洛阳,弟之所以留驻南京者,实对续到部队,可以随时敦促,俾得迅速增援不失时机也。二十九日幸有某部二团开到南京,略无休息,立时出动于前方,综计前后开动之部队,曾无一宵一夕之滞留,今讹言四起,若谓弟对增援迟速,有所抑阻于其间者,是则部队与战斗详报俱在,不难以事实证明也。语有之,流言止于智者,今之流言陆离光怪,乃发动于曾共患难,洞明实际局势之人,此弟所以不欲自白而又何怪于悠悠之众口也。两军作战,对于参加部队之番号以及调动配备之情况,例须严为隐秘,免为敌方所乘,故淞沪苦战匝月,所有部队皆置于蒋总指挥之下而行之,此后战局范围自须视形势而定,中央既有整个之策划,全国军人亦皆愿一致效死,前线之如何充实、后方之如何移动,只须俟将来战史与事实之证明,遑能执途人而告语。独惜我国人不察,往往以热情所激,多方诘难,若必欲迫令将所有虚实尽情揭布,使敌人共见共闻而后快者,而或者以不慊于个人之故,又从而播扬于其间,是则诬陷个人之事小,而使前方将士气沮之影响实莫大也。中正幼受庭闱之训,长承兄长之教,许身革命,义无反顾,当此国族艰危,唯有矢粉身碎骨之诚,尽对党对国之责,以期无愧于总理,无忝于所生,绝不辜负骨肉与亲知期望之殷,遥念疆场袍泽浴血奋斗,战区同胞牺牲残酷,诚何心再计一家之毁誉与荣辱,轨因未散布其区区,不尽欲言。    
    蒋介石这封信中,欲盖弥彰之处有五:第一,蒋介石说“后援不继”之意,不是“中央有可调之兵而不援”,乃是因“运输困难而乏续至之援队”。但是,事实上,全国有两百万军队都哪儿去了?“可调之兵”岂不大都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去打内战了?这样造成京畿地区御外侮上的防务单薄,岂不正是蒋介石的责任?第二,蒋介石说“运输困难而乏续至之援队”,但从一月二十八日起,前后有一个多月的期间可供运输,可是部队却始终调不上来,这叫什么速度?此中有人“抑阻于其间”,岂不太明白了吗?第三,单从二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陈铭枢致汪兆铭电文中,就明明看到上官云相师已经“忽奉令两团守镇江”、“不愿赴援”,则蒋介石所谓“某部二团开到南京,略无休息,立时出动于前方”之说,就与事实不符了。眼前的上官云相师尚且如此,天边的其他部队,更可想而知矣!第四,蒋介石说“军旅之事,发号施令,皆有一定之系统,绝不能越俎而代庖”云云,更是瞪着眼睛撒大谎。“指挥军事”的“权责”,早都被他一把抓了,他说他做不了主,又其谁能信呢?第五,蒋介石说调动部队,“须严为隐秘”,不能随便告诉路人。隐秘固然不错,但总要调到部队上前线才算啊!若根本没调,反以隐秘为护符,这就不对了。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蒋介石与“一·二八” 7

    大概连蒋介石自己都发现这封信的答辩未免太牵强好笑了,所以最后“弃置未发表”。但在半世纪后,我们就他的心态和巧辩来做解剖,还是有助于真相的揭发的,自不容我们放过也。    
    上海撤守以后,经过国际联盟等的斡旋,在三月四日停战,五月五日签订停战协定。中国代表是郭泰祺、戴戟、黄强;日本代表是重光葵、植田谦吉。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在三月二十五日发表谈话,虽说:“敢以人格担保,断不为丧权辱国之事,可请国民放心。”(天津《大公报》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但是五月三日,抗日联合会的代表四十多人,还是冲了进去,打伤了郭泰祺。郭泰祺两天后裹伤签下协定。协定内容重点是:    
    一、确定停战。    
    二、中国军队暂驻现在地位。    
    三、日本军队撤至一二八以前地位。    
    四、设立共同委员会,布置日军撤退及华警接收事宜。    
    细究内容,却大有文章。所谓中国军队暂驻现在地位,就是中国军队不得恢复进驻淞沪,所谓日本军队撤至一二八以前地位,就是日本军队不撤出一二八以前在中国所占的领土。其为“丧权辱国之事”,一看便知。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上海《时事新报》有这样的评论:    
    ……敌军入寇,未能逐出国门,停止战争,犹待妥协条件,彼虽曲,我虽直,而彼则驻兵有地,撤军无期,我则人民徒遭绝大蹂躏,军警俱有明文束缚,如此协定,谓未屈服不可得也!谓未辱国丧权不可得也……    
    国民主战而政府不战,国民激昂而政府卑怯,国民力援十九路军,而政府坐误戎机,国民纷纷组织义勇军,置身火线,而政府拥兵二百万,参战者不过四十分之一,国民反对议和而政府毅然签字,则一切责任,显然独在当局……    
    但是,蒋介石是不管这些的。他悍然做下“丧权辱国之事”。不抗日的他,不但乘机当上了“蒋委员长”,连郭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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