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7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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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喜极而泪,有“我”面对两“鬓已斑”的母亲和摸到乳娘“粗糙”双手而流的伤感的泪,有“我”与阿月话别时感到一对异姓姐妹“生活环境里离将日益遥远”而流的无奈的泪……除了写泪,作者运用对比手法,将失落之情,也写得如在目前,如当“老师讲到马克·吐温的双胞弟弟掉到水里淹死了,马克·吐温说‘淹死的不知是我还是弟弟’,全班同学都笑起来,自己想起阿月……心理就有点怅怅惘惘的。”这种对比,既鲜明又有新意。全文显得缠绵徘恻,动人心弦。比起忆旧文章的凝重情深,来台以后的生活写照的散文,则多幽默诙谐。当然不能说她写来台后的生活散文就不带感情,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琦君信奉“感人心者,莫善于情”(白居易语)这句名言。她是用“情眼”看世界的,在她的笔下,处处都是爱,万般都有情。我说她忆旧文章更凝重,更情深,只是比较而言而已。请看《我的另一半》、《我的另一半补述》、《三如堂主人》、《梨膏酱油》、《与我同车》写得多么幽默而又一往情深。至于《孩子快长大》、《孩子慢慢长》、《捕儿住校后》等等,也写尽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爱心,《家有怪妻》、《再做闲妻》则更是妙趣横生!
除了写人,她的笔也离不开她心爱的小动物。她写猫(《家有五猫》),写狗(《寂寞的家狗》)、写猴(《再见呆呆》),甚至写老鼠(《人鼠之间》)、小虫(《静夜良伴》)等等。她自幼爱小动物,她的处女作就是《我的好朋友小黄狗》。在所有写动物的散文中,我认为《我家龙子》最出色,它不仅表现作家对动物的爱,更突出一颗慈母心。因为那只猫是儿子雨夜拾回来的“爱宠”、拜托“我’代为照顾的,于是母子间的情愫得以沟通。而这聋了的小白猫所以不叫聋子而叫龙子(这名字还是最不喜欢小动物的父亲取的!),也表现做父母的对儿子的期望——望子成龙。结尾处“我抱着龙子,喃喃地对龙子诉说心事…但想想(已经远行的)儿子,他又何尝听得见,听得懂呢?”那种对儿子的担心和爱心,是每个母亲都有,却不是每个母亲所能言传的。
琦君写身边琐事的散文常富哲理,如《倒帐》,全家赖以生息补贴家用的一笔钱,被一位朋友倒掉了,怎么不难过呢?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由此“使我们懂得如何安贫守拙,更懂在贫与拙中,如何来享受无边的家庭乐趣”,“岂非‘得大于失’”?又如《财富和爱情》说明夫妻生活中,爱情和友情才是永恒的财富,给读者多少启迪!此外如《恩与爱》、《生与死》、《有我与无我》、《有甚闲愁可皱眉》等都是极富哲理与情趣的精品。有些身边琐事则写得富有人情味,如《课子记》,她嫌她先生对儿子太苛,“谁知轮到自己教他,竟比他爸更容易动火”,写做爸爸的辅导儿子功课时一下子叫“乖儿子”,一下子骂“笨东西”,声态笑貌,跃然纸上,像一幅家庭生活画,一出富有诗趣的小喜剧。通篇作品生气盎然、真实,真是使人神游而意会的好作品。
琦君给小读者写的散文,充满迷人的色彩,既有浅显的哲理,又富有儿童情趣,是很适合儿童阅读的无韵诗篇。如《蒙娜丽沙的微笑》、《魔笔》、《孔雀错了》、《讲几个笑话听听》、《一同来读诗》等等。
琦君的评论文章,不管是书信式的(《读〈移植的樱花〉——给欧阳子的信》),杂感式的(《真·善·美——读〈世缘琐记〉杂感》),论文式的(《犹有最高枝》),实际上都是散文佳构,是散文式的评论,中肯、敏锐、畅达、优美,是这些散文的共同特色。可贵的是作者在评论别人的作品时,常常把自己摆进去,仿佛与作家娓娓长谈,共同研究,比起某些学究式的评论来,显得既亲切又深刻。
对于别国的风土人情,社会风貌,作者既赞扬其美好的,如《佛老心》、《美国人的亲情》;也抨击其丑恶的,如《惊心动魄》、《黑吃黑》等。
二
琦君一向以散文创作的辉煌成就照耀台湾文坛,而小说和词方面的成就却少为人称道,这是不公平的。确切地说,她既是大散文家,又是小说家和词人。小说结集为《菁姐》、《百合羹》、《七月的哀伤》、《钱塘江畔》、《缮校室八小时》、《琴心》(散文小说合集),以及中篇小说《桔子红了》。词作散见于散丈集中,此外还专门写有一本研究古人词作的学术著作《词人之舟》。
琦君的小说,可分前期和后期。前期小说多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工的爱情故事,且多为忆旧之作。如《阿玉》中的阿玉,是个美丽聪明的姑娘,可是贫穷使她沦为丫头,三叔和肫肝叔都爱她,阿玉却只爱三叔,肫肝叔自己认为配不上阿玉,就自动退出情场——作者把这些实事搬上稿纸时,就去掉肫肝叔这个人物,集中写阿玉和三叔的爱情以及小春的友谊。有人说这“有点像才子佳人那一套”,其实与“那一套”完全两样,二太太折磨、痛打阿玉,破坏阿玉与三叔的爱情,最后把她卖给船工,阿玉作为船家妇贫穷飘荡一世,连封信都无法收寄,其悲苦可想而知。作家通过家庭这个窗口,反映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因为是按生活原型塑造的,个个写得栩栩如生。阿玉、三叔、小莺自不必说,就是次要人物如凶狠的二太太,宽厚、仁慈的大太太,作者也把她们写得活灵活现,这就难怪“当年由米白水先生的友人改编成电视剧”,①并获得巨大成就了。
①琦君:《钱塘江畔序·细说从头》
《莫愁湖》也是忆旧故事,“小说中的姑父姑母实有其人,而和那少女一段凄凉的爱情故事却纯属虚构”。虽是虚构;却使读者深信不疑。这正是作家的艺术功力所在。在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安排下的旧式婚姻,有几对是幸福的?何况这一对夫妻无论在外貌、性格、文化教养诸方面都相距甚远,在这种情况下,风度翩翩而又才华横溢的姑父碰上美丽聪明的刘舜华,自然一见钟情,但旧礼教约束着他们,他们的恋爱只能以悲剧告终。姑姑生气时没收了姑夫给舜华的信,清醒时又要求“我”陪舜华去看姑父,足见她有自知之明,心是善良的。倒是“我”的迟疑不决,使一对有情人未能见上最后一面。虽然“我”的犹豫不决以及顾前顾后的心理状态,是符合“我”的身分和性格逻辑发展的,但难道不可以找出一个既能突出人物性格又有个比较光明的结尾——让姑父在见到他心爱的人才含笑死去?
如果把《琴心》和《完整的爱》相比较,来探讨什么是“完整的爱”,我认为《完整的爱》并不完整,《琴心》中的爱倒是完整的。《琴心》中的人物都带有一种诗意的美,光洁而亲切,虽有点巧合,却给人不少的温情!《完整的爱》中幼之的痴情,慧儿的妒恨,任性以及她的觉悟和改过,都是可信的,只是作母亲的开始以母爱克制儿女之情,还可以理解,但慧儿悔过之后,她仍不去找幼之,反而说:“这样似乎爱更完整些”,明明是缺陷,为什么说“完整”?只有召回幼之,爱才真正完整,而且也才真正符合这个题目的旨意。
《菁姐》和《紫萝兰的芬芳》都是兄弟俩同爱一个女人,但菁姐婚后最后被哥哥椿所抛弃,却原谅了椿。无疑,她仍然爱着椿,这种情爱的美,一经触及,就保持永恒。因此她也不接受弟弟萱的感情,目的是要萱“有一个完整不缺的心去爱,去被爱”。在这里,作家又强调了“爱的完整”。《紫萝兰的芬芳》中的蓉嫂死去丈夫,四年来,她在哀愁中生活。但最终摆脱了哀愁,接受了虹弟的爱,紫萝兰的芬芳终于代替了白色的大理石花,小说成了一首哀愁而又明丽的爱情诗。
《长相忆》和《探病记》内容大同小异,人物性格却迥然不同,结构也大异。前者以送别开始,送走后回家结束,中间描述事情的发生、发展,文笔清秀婉丽。后者以女主人公满腔热情而来开始,张惶凄凉出走结束,中间也描述事件的发生发展,文笔始为欢快,后转凄婉。就人物性格的塑造来说,前者所有人物皆可敬可爱,张老师的温柔多情而识大体,作家借她的嘴,再一次宣扬“爱是应该完整”的曲调。不难看出,琦君关于“爱是完整”的思想,显然十分注重精神与伦理的完善,而忽视爱情的现实价值。这种观念的文化依据,明显来自民族传统的道德准则。它与作家对民族文化深刻的认同感紧密相连。这与她在散文中表现出的深厚乡土观念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在这一观念的统摄下,使得琦君在小说中极少玉成其爱,而是强调“爱的牺牲”。
在《失落的梦》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这种牺牲精神。作家成功地通过慧的心理描写,把女主人公的酸辛、怨恨、怜悯、同情、关怀种种情绪,细腻地显现在读者面前,突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侧面。慧甚至认为,她的牺牲也并不无代价的,因为她的退出“可以完成一件更伟大的艺术品”——“你们志趣相同,你们的前途将因合作而更有希望”。这是一种升华了的爱的牺牲。在一夫一妻制的社会里,西方精神偏重争夺,东方精神偏重成全,这种宁愿牺牲自己以成人之美的高尚道德品质,无疑是应该赞扬的。至于另外两个人物,如果出于一般作家之手,他们一定成为指责对象,而在琦君笔下,他们却成了值得同情的人。仲明“稚气可掬,除了艺术,什么都不懂”,可是对于美,却十分敏感。朱丽先是崇拜艺术,由崇拜艺术到热爱教她的老师,这也许是他们越轨的基因?但仲明作为一个有妇之夫而不能克制自己的感情,造成了两个女人的痛苦,这就应该受到谴责。倒是朱丽,一片天真,事先不知仲明是有妇之夫,事后也不怨恨他,而且她甘愿退出情场,甚至愿意交出孩子,她的行为和心灵也是美的。
如果说《失落的梦》中慧的“爱的牺牲”是升华了的,那么中篇小说《桔子红了》里秀芬那种“默默认命的受苦与牺牲”(琦君:《关于〈桔子红了〉》)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爱的牺牲。小说中的另一人物“六叔”说得好:“人世间许多事情是无可奈何的。”他与秀芬原是小学同学,再见到秀芬时,是她被他大嫂接到家,准备做大哥的第三房小妾了。六叔与秀芬虽然心心相印、真诚相爱,也不得不分离。秀芬的命运更可怜可叹,这不仅因为地家境贫寒,父死母改嫁,又为哥嫂所不容,更因为“克死”未婚夫而只能卖给大户人家做偏房,十八岁的她却嫁给五十多岁的“老爷”做传宗接代的工具,并期望能生育以取得在这个家庭的地位,结果因二姨太的追逼奔逃而掉了一跤,摔掉了腹中的孩子,又因患产褥热而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她牺牲了一切,却什么也没得到,人世间有比这更凄惨的么?
这篇小说构思的独特性,在于通过身为侄女秀娟的视角和感觉,揭示民国初年一个旧式家庭的悲剧。因为是秀娟的耳闻目睹心受,读来倍觉真实和亲切。小说通过语言行动刻画人物,而对比手法的运用,更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如三从四德式的贤妻良母大太太(伯母),阴毒狡诈的交际花二姨太,柔弱多情的秀芬,聪慧又极富同情心的秀娟,古板守旧的官老爷伯父,善良多情而又无奈的六叔,等等。另一篇即使有个圆满结果的《快乐圣诞》,作者也通过小慧的嘴宣扬“爱是牺牲而不应当是自私”。她使叶阿姨牺牲对父亲的爱,促成她父母亲复婚,并撮合了叶阿姨与韩叔叔的婚事,结果皆大欢喜。
有人指责琦君的小说“写作圈子实在太狭小了”、“在故事里都是那一个故事在翻新,也就是残缺的爱。《紫罗兰的芬芳》中的爱,《完整的爱》中的爱,《情明劫》中的爱;《菁姐》中的爱;不都是同样的形式吗?”①如果这只是指她前期小说而言,还有一定道理,因为她前期小说常在爱情上打圈子,井再三宣扬爱的完整、爱的牺牲,几乎每篇小说,都笼罩着淡淡的哀愁。但她的后期小说,则根据生活的体验,题材不断更新,写作圈子不断扩大,如收集在《缮校室八小时》中的作品。琦君在司法界工作二十六年,对这个圈子里的人和事很熟悉。她还访问过监狱,搜集小说素材。“当时我也只试试,一个女性作者,除了身边的琐事、儿女情长之外,是否也能深入地描绘社会万象、人生百态?”无疑,作家的试验是成功的。就取材来说,《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