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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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薇终于见到了鲁迅。那天，杨骚带着她刚到楼梯脚，她又想跑。不料鲁迅已在楼口亲切地招呼了：“白薇，请上楼来呀，上来吧！”她走进他的书房，微微低着头，不敢看鲁迅。鲁迅温和地给她扇风，拿出许多书画给她看，还同她开玩笑说：“有人说你像仙女，我看也是凡人。”拘束立刻打消了。她这才看清楚，“他原是我父辈的、严肃可亲的长者”，一股敬爱的心，陡然涌上心头。之后，在《奔流》的餐席上，在“左联”，在内山书店，她常和鲁迅见面。有时她也到鲁迅家里，鲁迅总是对她温和诚恳，说话含着微笑。
正由于受创造社和鲁迅的影响，白薇走上了革命的文学道路，成为“左联”和“左翼剧联”的早期成员。不顾特务盯梢和敌人搜查的迫害，她积极参加活动，掩护革命同志，讨论文艺问题，深入群众，热心做宣传辅导工作，尤其是妇女工作。一些失业贫穷的女工，知道她会写文章，就说：“大姐，求求你，你写吧，不然我们会饿死！”于是，她更勤快地拿起笔，用稿费接济苦难的姐妹。
她临危不惧，始终和革命的、进步的文化事业战斗在一起。“左联”在困难中创办了机关刊物——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她是热心的撰稿人之一。她与楼适夷、袁殊等人在“左翼剧联”的支持下组织了曙星剧社，后来改名为移动剧社，主要演员有石凌鹤、唐晴初、陈波儿、易洁、许幸之等十余人。她还曾被田汉、沈端先（夏衍）主编的《舞台与银幕》列为特约撰稿人，参加过左翼作家发起的推行手头字的运动。她受党的指派，打进明星电影公司，去做争取著名演员胡蝶的工作。同志们对她有极高的评论，称她“对团体，对工作有着最高的信念”。说她是非常好的人，热情、坦率、很真诚。
五
“九·一八”的炮火，点燃了举国反侵略的烈焰。白薇以敏捷的笔，愤怒地疾呼：“世界是劳苦大众的手造出来的，无耻的强盗把我们的幸福夺去了，我们的血被吸尽了……我们要趁这个机会准备我们的力量，为劳苦大众、无产阶级的解放，为铁窗、铁锁、铁链的解放，兄弟姐妹们，大家起来，和黑暗的世界奋斗……只有被压迫阶级的人携手奋斗，才能够打出我们的出路！团结起来，准备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力量万岁！”
剧本《北宁路某站》、《敌同志》、《屠刀下》、《塞外健儿》、《—·二八战士》、《中华儿女》等等，长诗《火信》、《祭郭松龄夫人》、《给杨韵》、《马德里》，小说《受难的女人们》……白薇的一篇篇呐喊着民众抗击侵略者的心声的作品迅疾诞生。
在抗日救亡浪潮高涨，话剧事业应运勃兴的年代，她精神活泼昂扬，仿佛春风里招展的花枝。下笔如潮，奔走如飞，还参加导演、演出。她的剧本被工人们的蓝衫剧团争相演出，激励了成千上万的爱国军民。她受到工人和学生的爱戴。她经常带着几个小烧饼，出入于工厂和学校的剧团。赵丹就曾在白薇的指导下，演出过董每戡的《C夫人肖像》。
但是，由于过度劳累和感情上的纠葛，白薇病倒了。一病就是六七年。在病因的纠缠下，她不能如愿以偿地为国家为民族尽心尽力。这已经是极大的痛苦，更哪堪承受旧社会给她的另一种碾压。
在爱情生活中，她是忠实、灼烈、清白无辜的。然而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几千年封建势力影响下，无情的舆论，世人的冷箭，总是对着无权无势的弱女子。常有无聊小报肆无忌惮、不堪入目地造谣中伤她。说她几乎和当时所有进步的男作家都有不正当的关系，还嘲笑她的悲惨状况……
当时“白薇”这个名字成了“可怜”和“讽刺”的代名词；为白薇辩护的人，也成了“不世故”和“多余”的代用语。似乎“白薇”两个字，除了让人可怜和作为谈资外，已经是死去的文字。她虽然有坚强的信念和无私的爱——爱人类、爱真理、爱生活。但终敌不住这些外来的凶猛无情的压力。她的精神受了重伤。在疾病、饥饿和冷酷面前都没有屈服的她，而今却一天天走着悲惨的、被杀的路。
1935年春的一个晚上，露冷风寒夜凄凄，她的心忐忑像发热病，望着瞌睡的繁星，她疯狂地在草地上踏着，热泪汹涌不尽。她仿佛灵魂刚出窍的惨死鬼，无限悲怨、无限哀痛地在黑夜的草上踯躅，泥一脚水一脚的没有目的。“死呢？生呢？”她这样念着想着……
社会的、人生的，给予她的刺激太多，她的心给毒箭射破了。
有个好心人劝她：你现在病到这个样子，没有钱医，又没人管，孤苦伶仃地躺着，一步也动不得，已经病了六七年，你的病是不会好了。老这样拖着，你自己苦，朋友们看了也着急，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不如自杀。还有个人劝她说：社会越来越黑暗，人民都苦不堪言。你虽然发表大剧本，写了东北义勇军，写了“—·二八”战士，写了工人斗争，但是你那些剧本能够发表了拿到钱医病么？不能，再过三十年也不能。你的病愈拖愈重，这样凄凉惨淡地活着，不如一死了事。她想着这些话，眼泪一半洒在草地上，一半流在肚子里。她望着无际的天边、无垠的草地……
“不，不能！就这样死去，我不甘心！”
一个出走后又在前进中的娜拉，她的真实是不能因打击、毁誉而消失的。她不怕艰难，不畏毒箭，她只抱着一颗鲜红的、热烈向上的心，去反抗一切阻碍。她要奋斗到底！
她含泪挣扎在病床上，稿纸摆在膝上，墨水瓶挂在脖子上，不停地写作。长篇小说《悲剧生涯》和装满了一大箱子未有机会发表的描写抗日生活的剧本，几乎都是伴着她的病痛完成的。
广大读者并没有忘记这位他们所喜爱的女作家。1937年4月出版的《妇女生活》第四卷第六期上，登了这样两封引人注目的信：
兹九先生①
最近听人说，女作家白薇的生活很苦，病又重，所以有人在
为她筹点钱医病，不知道这消息确实否？确实的话，请你打听一
下他们筹款的方法，发起人是谁，收款人是谁，因为我是白薇的
作品的爱读者，贫病的白薇的同情者，我已积得一些钱，想送给
她，苦于不知如何送去，你大约总是知道的，请你抽空在《妇女生
活》信箱上答复我罢。致敬礼！
读者吴玉声上
①兹九：即沈兹九，当时任《妇女生活》杂志的主编，是白薇留学日本的同学，著名妇女运动活动家。
玉声女士：很凑巧，前几天鸥查、郁风、李兰等几位朋友正和
我谈起，想为我们这位贫病的作家白薇女士筹一笔款子，让她安
心地清静地去医治她的病痛。这样病体不难恢复。我们的缘起
现在写在下面：
朋友：关于女作家白薇的近况，想你很愿意知道的吧！近七
八年来，她虽是日日在病痛与穷苦中挣扎，而愈陷愈深，但在精
神与毅力上，她仍是一位胜将。这只在最近的上海妇孺援绥的募
捐运动上，就可明显地看出来。她的病身虽然不能多动多走路，
但自募捐开始起，她一直是日夜在外奔跑；虽病重到不能移步，
还不肯休歇。这次上海妇孺赴绥慰劳团第一批出发的人员中，她
本在内，而且还已经上了船的。幸亏在开船前几分钟，她的好友
董竹君女士到船上拉她下来的。
至于白薇个人生活的内部实情，那是讲起来很凄凉的。我知
道普通一个专靠卖文稿吃饭的人，本很不容易过活下去，何况她
是一个重病的人呢？三五天的断炊，是常事，有时突然发病，一个
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不但茶水无人照应，并且还要等到偶尔来
访的客人替她设法筹送药费。实在的，医药费对于她的负担太
大，这重担快将她逼进坟墓去了。专门家的医生告诉我们，她的
病不是没有根本的治疗方法，她是可以完全恢复健康的。
她那样反封建的斗争，只要看过她的作品的人，大家都会知
道的。为了爱惜一位女作家的生命，我们（白薇的几个女友）现在
请求各位朋友在经济上给她一些帮助，即大家合力来为她筹一
笔钱，送她去治病，使她能早日恢复健康。这样不但是我们的快
乐，也是大家的快乐。
发起人：鸥查、董竹君、王莹、郁风、蒋逸霄、沈兹九、吴佩兰、
吴似鸿、陈圭如、寄洪、王季遇、陈维姜、蓝苹、杜君慧、罗肖、李
兰、夏国琼、陈波儿、关露。
收款处：上海亚尔培路125弄31号夏国琼女士收。
在缘起上签名的沈兹九、王莹、陈波儿、关露等十九人，都是当时社会知名妇女，有企业家、作家、记者、编辑、翻译、演员……
经过这些好心朋友的活动，总共得到捐款六百零四元。当年6月19日，友人李兰、夏国琼、杜谈等送她上了去北平的火车。
白薇一到北平车站，友人廖沫沙夫妇前来迎接。不想竟突然围上来许多新闻记者。她惶惑不安，觉得就像一个随便散步者，遇到森林里跳出许多狮熊虎豹大蛇巨蟒一般，叫人惊慌恐惧。
结果，记者的宣传帮了倒忙。第三天她到协和医院就遇上了麻烦。医院硬是不肯给她住三等病房，也不许她挂两角钱一次的普通号，非要她挂特诊号不可。没有办法，只得向院方反复交涉。而医院却把她想象成一个富翁大敲竹杠。谈判的距离越来越大，最后竟互相吵起来了。一个女办事员讥笑地对她说：“你闹什么，你不是白薇吗？”
她没有回答，因为挂号病案上是用的学名“黄彰”。
“报纸上登你很多照片，人和那些照片完全是一个人，你难道不是白薇女士吗？你在我们医院里，不能住二等、三等病房，不能挂普通号，这是我们的规矩。”
她只好一再向女办事员解释，说明自己只能用最省钱的办法医好自己的病。这个不大看报的女办事员怎么也不相信她会没有钱，更不相信有那么众多的朋友捐助，硬把她当吝啬鬼而有些生气了。“我老实告诉你，咱们医院，就不能同意像你这样的人到这儿来省钱，人家冰心女士每次来，都住头等病房，你们一样有名，为什么你要住三等病房，又要挂普通号？”
白薇说：“治病就治病，与名不名有什么关系？”
为了打开僵局，她请李达夫人王会悟女士出面替她交涉。王女士找到协和医院的朋友，说明了白薇的情况，才准许她挂普通号，并指定较有经验的医生给她看病。王会悟还把她从廖沫沙家里接到自己家里养病，生活上给予一切方便和照顾。李家有两个院子，种满花木，白日合欢花明媚艳丽，晚间夜来香浓郁扑鼻。清幽宜人的环境，再加上女主人的盛情照料，使她精神上倍觉欣慰，病势大有好转。正在这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
她认为，人生在世，再没有比国难当头还躲在敌后受气那么苦闷的事！也没有比在国难中能为抗敌雪耻贡献热血那么痛快的事。
日本兵常把她误当成日本女子，纠缠不休；也有人想用高额金钱收买她。但白薇还是过去的那个富于正义感和斗争精神的白薇，她满怀斗争的激情，化装成保姆，同女友叶秀梅一起，逃离了北平。
六
1938年3月，她带着从病魔和日寇手里夺来的生命，跳动着一颗救国的热心，跑到广州，无处请缨。同年6月又北上投奔武汉。
在老领导、老朋友、政治部第三厅秘书主任阳翰笙家里，她见到郭沫若等许多相知的人，又拜访了田汉、洪深、沈兹九、陈北鸥一些师友。由他们介绍，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救亡协会。
为求职，她接连给政治部主厅厅长郭沫若写了3封长信，希望他“团结身边及可能接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