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下)［苏联］尼. 奥斯特洛夫斯基-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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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巴瓦到普夏—沃季察去已经一个星期了。 那里有七个火车头，他们只修好了五个。 其余的没有零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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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车公司对杜巴瓦提出了刑事诉讼，控告他带着一帮人，强行扣留从普夏—沃季察开到城里来的全部电车。 他把乘客动员下来，把铺支线用的轶轨装到车上，然后沿着城里的电车线路把十九辆车统统开到火车站。 他们得到了电车工人的全力支援。在火车站，索洛缅卡区的一群共青团员连夜把铁轨装上了火车，杜巴瓦带着他那一帮人把铁轨运到了博亚尔卡。阿基姆拒绝把杜巴瓦的问题提到常委会上讨论。 杜巴瓦向我们反映，电车公司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简直不像话。他们顶多只肯给两辆车，连商量的余地也没有。 可是图夫塔却教训起杜巴瓦来：“该把游击作风扔掉了，现在再这么干，就要蹲监狱。 难道不能跟他们好好商量，非用武力不可吗？”
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杜巴瓦发那么大的火。“你这个死啃公文的家伙，自己怎么不去跟他们好好商量呢？坐在这儿，喝饱了墨水，就耍嘴皮子，唱高调。 我不把铁轨送到博亚尔卡，就要挨骂。我看得把你送到工地上去，请托卡列夫管教管教，省得在这儿碍手碍脚，惹人讨厌！”杜巴瓦暴跳如雷，整个省委大楼都可以听到他的吼声。图夫塔写了一个要求处分杜巴瓦的报告，但是阿基姆让我暂时出去一下，单独同他谈了大约十分钟。 图夫塔从阿基姆房间出来的时候，满脸通红，怒气冲冲。
１２月３日
省委又收到了新的控告信，这回是铁路肃反委员会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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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还有另外几个同志，在莫托维洛夫卡车站拆走了空房子的门窗。 当他们把拆下来的东西往火车上搬的时候，站上的一个肃反工作人员想逮捕他们。 但是他们缴了他的枪，直到火车开动了，才把退空了子弹的手枪还给他。 门窗都运走了。 另外，铁路局物资处控告托卡列夫擅自从博亚尔卡仓库提出二十普特钉子，发给农民作为报酬，让农民帮他们从伐木场运出长木头，代替枕木使用。我跟朱赫来同志谈了这两件事，他笑笑说：“这些控告咱们都给顶回去。”
工地上的情况十分紧张，每一天都是宝贵的。 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往往也需要施加压力。 我们常常要把那些专门制造障碍的人拉到省委来。 工地上的同志们不守常规的事越来越多了。奥利申斯基给我送来了一个小电炉。 我和奥莉加。 尤列涅娃用它烤手。但是房间里并没有因为有了电炉而暖和一些。那么在森林里人们怎样捱过这样的夜晚呢？奥莉加说，医院里很冷，病人都不敢爬出被窝。 他们隔两天才生一次火。你错了，奥利申斯基同志，前线的悲剧也就是后方的悲剧！
１２月４日
大雪下了整整一夜。 有报告说，博亚尔卡工地全都给大雪封住了。 工程停了下来。 人们在清除路上的积雪。 今天省委决定：第一期筑路工程一定要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以前完成，把路铺到伐木场边缘。 据说，这个决定传达到博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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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的时候，托卡列夫的回答是：“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在，一定按期完工。”
关于保尔，一点消息也没有。 他居然没有像潘克拉托夫那样受到“控告”
，这倒是怪事。 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同我见面。
１２月５日
昨天匪徒袭击了工地。
马在松软的雪地上谨慎地迈着步子。 马蹄偶尔踩在雪下的枯枝上，树枝折断，发出劈啪的响声。 这时马就打个响鼻，闪到一边去，但是抿着的耳朵挨了一枪托后，又急步赶上前去。大约有十个人骑着马，翻过了一片起伏不平的丘陵地，丘陵地的前面是一长条没有被雪覆盖的黑色地面。他们在这里勒住了马。马镫碰在一起，当地响了一声。领头的那匹公马使劲抖动了一下身体，长途跋涉使它浑身冒着热气。“他们人真他妈的来得不少，”领头的人用乌克兰话说。“咱们狠狠吓唬他们一下。大头目下令，一定要让这群蝗虫明天全都滚蛋。 眼看这帮臭工人就要把木柴弄到手了……”
他们排成单行，沿轻便铁路两侧朝车站走去，慢慢地靠近了林业学校旁边的一片空地。 他们隐藏在树背后，没有敢到空地上来。一阵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 雪团像松鼠似的，从那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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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月光照成银白色的桦树上滚落下来。 短筒枪贴着树身，吐出火光，子弹打在墙上，泥灰纷纷掉在地上，潘克拉托夫他们运来的玻璃窗也被打得粉碎。枪声惊醒了睡在水泥地上的人，他们立即跳了起来，但是一见房间里子弹横飞，又都卧倒了。有人压在别人身上。“你要上哪儿去？”杜巴瓦一把抓住保尔的军大衣问。“出去。”
“趴下，傻瓜！你一露头，就会把你撂倒。”杜巴瓦急促地低声说。他俩紧挨着躲在大门旁边。 杜巴瓦紧贴在地上，一只手握着手枪，伸向门口。 保尔蹲着，手指紧张地摸着转轮手枪的弹槽，里面只有五颗子弹了。 他摸到空槽，便把转轮转了过去。射击突然停止了。 接着是一片令人惊奇的寂静。“同志们，有枪的都到这边来。”杜巴瓦低声指挥那些伏在地上的人。保尔小心地打开了门。 空地上连人影也没有，只有雪花缓慢地飘舞着，落向地面。森林里，十个人狠命抽着马，逃走了。
午饭的时候，城里飞快地开来一辆轧道车。 朱赫来和阿基姆走下车来。 托卡列夫和霍利亚瓦在站台上迎接他们。 车上卸下一挺马克沁机枪、几箱机枪子弹和二十支步枪。他们急急忙忙地向工地走去。 朱赫来的大衣下摆擦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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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积雪上，留下了一道道锯齿形的曲线。 他走起路来像熊一样，左右摇晃。 老习惯还是改不了：两条腿总像圆规似的叉开着，仿佛脚下仍然是颠簸的甲板。 阿基姆个子高，步子大，能跟得上朱赫来，托卡列夫走一会儿，就要跑几步，才能跟上他们。“匪徒的袭击——还是次要问题。 眼前有个山包横在路上，倒是麻烦事，这么个大家伙叫我们碰上了，真他妈的晦气！得挖很多土方才行。”
托卡列夫站住了。他背过身子，两手拢成小船的样子，挡住风，点着烟，赶紧抽了两口，又去追赶前边的人。 阿基姆停下来等他。 朱赫来没有放慢脚步，继续往前走。阿基姆问托卡列夫：“这条支线你们能按期修好吗？”
托卡列夫没有立即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你知道，老弟，一般说来是不能按期修好的，但是不修好也不行。 问题就这么明摆着。”
他们赶上朱赫来，三个人并排走着。 托卡列夫很激动地接着说：“问题难，就难在这里。工地上只有我和帕托什金两个人心里清楚，这个地方条件这样差，人力和设备又这样少，按期完工是不可能的。 但是，同时全体筑路人员都知道，不按期完工绝对不行。所以我上回才说：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在，就一定完成任务。 现在你们亲眼看看吧！我们在这儿挖土已经快两个月了，第四班眼看又要到期，可是基本成员一直没换过班，完全靠青春的活力支持着。 这些人当中，有一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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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寒。 看着这些小伙子，真叫人心疼。 他们是无价之宝……
有些人连命也会断送在这个鬼地方，而且不止一两个人。“
从车站起，已经有一公里铁路修好了。往前，大约有一公里半，是平整好的路基，上面挖了座槽，座槽里铺着一排长木头，看上去像是被大风刮倒的栅栏。这就是枕木。 再往前，一直到小山包跟前，是一条刚平出来的路面。在这里干活的是潘克拉托夫的第一筑路队。 他们四十个人正在铺枕木。一个留着红胡子的农民，穿一双新的树皮鞋，不慌不忙地把木头从雪橇上卸下来，扔在路基上。 再远一点的地方，也有几个这样的雪橇在卸木头。 地上放着两根长长的铁棍，代替路轨，用来给枕木找平。 为了把路基夯实，斧子、铁棍、铁锹全都用上了。铺枕木是一项细致的工作，很费工夫。 枕木要铺得既牢固又平稳，使每根枕木都承受铁轨同样的压力。这里懂得铺路技术的只有筑路工长拉古京一个人。 这位老同志虽然五十四岁了，却一根白头发也没有，黑黑的胡子从中间向两边分开。 他每次都自愿留下，现在已经是干第四班了。 他跟年轻人一样忍受饥寒困苦，因此，在筑路队里受到普遍的尊敬。 党组织每次开会，都邀请这位非党同志（他是塔莉亚的父亲）出席，请他坐在荣誉席上。 为此，他很自豪，发誓决不离开工地。“你们说说看，我怎么能扔下你们不管呢？
我一走，你们会搞乱的，这儿需要有人照看，需要实践经验。 我在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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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枕木打了一辈子交道……“每到换班的时候，他都和蔼地这样说，于是就一次又一次地留了下来。帕托什金很信任他，很少到他这个工段来检查工作。 当朱赫来他们三个人走到正在劳动的人群跟前时，累得浑身冒汗、满脸通红的潘克拉托夫正用斧子砍着安放枕木的座槽。阿基姆好不容易才认出了这个码头工人。 他瘦多了，两个大颧骨显得更加突出，脸也没有好好洗过，看上去又黑又憔悴。”啊，省里的大人物来了！“说着，他把热乎乎、湿漉漉的手伸给阿基姆。铁锹的声音停了下来。 阿基姆看见周围的人脸色都很苍白。 人们脱下的大衣和皮袄就放在旁边的雪地上。托卡列夫跟拉古京说了几句话，就拉着潘克拉托夫一起，陪刚来的朱赫来和阿基姆向小山包走去。 潘克拉托夫和朱赫来并肩走着。”潘克拉托夫，你讲讲，你们在莫托维洛夫卡整肃反工作人员是怎么回事？你们把人家的枪都缴了，你不认为这做得有点过火吗？“朱赫来严肃地问这个不爱做声的码头工人。潘克拉托夫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我们缴他的枪，是跟他商量好的，他自己要我们这么干的。这小伙子跟我们是一条心。我们把情况如实跟他一摆，他就说：‘同志们，我没有权力让你们把门窗卸走。 捷尔任斯基同志有命令，严禁盗窃铁路财产。这儿的站长跟我结了仇，这个坏蛋老偷东西，我总是干涉他。要是我让你们把门窗拿走，他一定会上告，我就要到革命法庭受审。 最好你们先下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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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枪，再把东西运走。 站长不上告，就算没事了。‘于是我们照他说的办了。 我们又没把门窗往自己家里拉！“
潘克拉托夫看到朱赫来眼睛里露出一丝笑意，又补充说：“朱赫来同志，要处分就处分我们吧！
您可千万别难为那个小伙子。“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今后再这样干可不行——这是破坏纪律的行为。我们完全有力量通过组织手段粉碎官僚主义。好了，现在谈谈更重要的事吧。”于是朱赫来把匪徒袭击的详情询问了一遍。
在离车站四公里半的地方，筑路的人们挥动铁锹，猛攻坚硬的冻土。他们要劈开挡在面前的小山包，修出一条路来。工地周围，有七个人担任警戒。 他们随身带着霍利亚瓦的马枪和保尔、潘克拉托夫、杜巴瓦、霍穆托夫的手枪。 筑路队的全部武器都在这里了。帕托什金坐在斜坡上，往本子上记着数字。 工地上只剩下他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了。他的助手瓦库连科怕被土匪打死，宁可受法办，也不在这里干，一清早开小差溜回城里去了。“挖开这个山包，要花半个月的时间，地都冻了。”帕托什金低声对他面前的霍穆托夫说。霍穆托夫是个动作迟缓、总皱着眉头、不大爱讲话的人。 他一听这话，生气地用嘴咬着胡子梢，回答说：“全部工程限我们二十五天完成，光挖山包您就计划用十五天，这怎么成！”
“这个期限定得不切合实际。”帕托什金说。“不错，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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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子从来没有这样的条件下筑过路，也没同这样的筑路工人共过事。 因此，我也可能估计错，以前就错过两回了。“
这时，朱赫来、阿基姆和潘克拉托夫走近了小山包。 斜坡上的人发现了他们。“瞧！谁来了？”铁路工厂的旋工彼佳。 特罗菲莫夫，一个斜眼的小伙子，用露在破绒衣外面的胳膊肘捅了保尔一下，指着坡下刚来的人说。 保尔连铁锹也没有顾得放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