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大起源-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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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遗憾和迷茫，在科学巨匠牛顿身上也发生过。牛顿是一位卓越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神学家。在他之前，“由伽利略开始的工作，至牛顿集其大成。牛顿证明：物体靠相互吸引而运动的假说已足以解释太阳系中一切庄严的运动。结果，就形成了物理学上的第一次大综合，虽然牛顿自己也指出万有引力的原因仍然不得而知。” 13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但他不知道这种“引力”的来源，所以他从一个神学家的角度借助“上帝的第一推动力” 14让宇宙星体们运动起来，这就是发生在“科学巨匠”牛顿身上的迷茫。
“协同学”的创世人赫夫曼？哈肯说：“常常是个别的伟大发明家和科学家改变了世界面貌。爱因斯坦在本世纪创立的相对论，完全改变了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的概念。而海森堡和薛定谔建立的量子理论，则为我们展示了原子世界的全新图景。克里克和沃森发明双螺旋体是遗传信息的载体。研究者和有抱负的科学家沉没在各种研究刊物的浪涛中。我们被来自各方的新知识和新发现的洪流所淹没。全世界每天有17000种书籍和文章问世。乍看起来科学像是一种静止和完备的东西，而更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它出于难以置信的运动之中，或更明确地说，处于进化之中，处于不断前进的状态之中。” 15
哈肯的意思是说，科学在表面上是现出一种静止和完备的假象来，让人们坚定不移地相信它，实际上，在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中，科学是极不确定的因素，所以他才说是处在进化和前进状态之中的。一方面，知识的更新和科学的试验和验证使科学知识体系本身处在“不安定”的运动状态之中；另一方面，不确定因素不仅在科学领域中经常发生，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普遍存在着的。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博士、教授亨利？N？波拉克著有一本书，叫做《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就是专门论述不确定因素的。所以无论在科学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不确定因素是一种正常状态，它既是人类进步的一种标志，也是地球人类思维受到“地球引力”和某种限制的具体表现。从这个角度理解达尔文，理解爱因斯坦以及他们的理论缺陷和某种“回避”，就容易接受了。
2。进化论的缺环难以弥补。
大科学家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但他不知道这力从何而来，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力，无奈之机，只好求助上帝的力量；爱因斯坦以他的聪明才智解决了宇宙的“初始”问题、“边界”问题，但他不能让宇宙呈现静态，只好加上排斥的“宇宙常数”项，这样在他的宇宙学说中宇宙的“静态模型”才得以形成，但很遗憾，它与宇宙的实际不符，当哈勃望远镜发现了星系“红移”后，他的“静态宇宙模型”就被否定了。牛顿和爱因斯坦是世界顶尖的大科学家，他们在拥有重大发现的同时也拥有不可避免的失误和遗憾，这似乎是一种天意，一种无奈，实际上它恰巧又是人的局限和科学的有限。
第二章：历史与人类起源假说的局限（10）
牛顿和爱因斯坦如此，作为进化论领军人物的达尔文又如何呢？下面让我们再看看他的具体情况。
达尔文提出的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生物进化论学说，主要有以下论点：
（1）认为生物最初从非生物发展而来，现代生存的各种生物，都有着共同的祖先，在进化过程中，通过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生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这是生命起源和对生物分化，形成的基本观点。
（2）自然界的动、植物都具有很强的繁殖力，但其数量总是保持相对稳定。达尔文认为，这是生物进行激烈的生存斗争的结果。每一种动物，为了繁殖和生存，为了争取食、光线和空间，为了抵御外来侵略，必须进行生存斗争。在斗争中取胜者，就拥有了繁殖和生存的机会，斗争中失败者就被无情的淘汰。物种就是在这种生存斗争中进行自然选择，经过物种变异的有效积累，逐渐形成新的物种。实现生物的进化。这就是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生存原理。
（3）生物进化的基本规律如是，人作为高级进化的哺乳动物，和所有其他哺乳动物一样都起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而哺乳动物同其他脊椎动物在生物的谱系上也源于一个更为古老的共同祖先。正因为此，人与灵长类的猿猴有许多共同点，人类就是从一支灭绝了的古猿进化而来。对于达尔文的这一观点，赫胥黎赞赏道：“人类起源于猿猴，是达尔文主义必须得出的结论，对人类的起源不可能再有其他科学的解释。” 16
按照达尔的这一结论，古人类学家们就将从猿到人的进化历程排列了出来：
古猿，人类的直接祖先，迄今有两支古猿化石，一支是生活在距今约1000万年前的拉玛古猿；另一支是距今约400多万年的南方古猿；古猿从400万年前进化到距今150万年前，形成了“能人”，称之为“能人”阶段；能人进化到距今20万年前，出现了直立人。直立人进化到距今5万年前，形成早期智人；早期智人进化到距今万年前就成了晚期智人；晚期智人就已成为现代人类的雏形，也就是历史意义上的“原始人”。
这是从古猿进化到现代人类的一个传统模式，也就是按照达尔文的演绎结论和考古发现排列出来的。从理论的角度看，这个排列是完美无缺的，从1000万年前的古猿到现代人类的形成，一路看来，无懈可击；但是从达尔文之后的考古发现和科学论证看，由猿变人的这一结论似乎又不能成立，至少在这个排列中有一些严重的缺失，至今无法弥补。
从以上的进化排列中我们知道，由猿到人的进化大概经历了五个大的发展阶段：古猿――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其中前两个阶段的化石已有，恰巧少了中间环节的化石，即类人猿的化石无法找到。关于这个环节的缺失，不仅是现代诸多科学家提出质疑，就连“狂热”的达尔文主义者赫胥黎也有所发觉。“现在，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已自然地接受了达尔文在其《物种进化论》中提出的观点，即一切物种都是进化中生存发展的，人类则是由猿猴转化而来的，根据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发现，人在由猿类的进化过程中，有一个缺环，那就是在人与猿之间，有一个类人猿的过渡阶段。但是，从现在的考古成果看，尚没有找到这方面的有力证据。” 17
第二章：历史与人类起源假说的局限（11）
“日本人类学家认为，按照传统进化论的模式，人类进化的顺序是：猿――类人猿――猿人――类猿人――人。在这个进化的长链中，缺了重要的一环――类猿人。这段时间约20万年。英国人类学家则进一步认为，从古猿到猿人这中间缺了重要的一环，即类人猿，这个缺环时间竟长达400万年。这些缺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从猿到人的学说存在缺陷。中国学者胡优苔就明确指出，猿类同人类相比，无论是体质特点、生理特点、智力特点，还是与同类中内部相互关系的特点，两者之间的差距都十分遥远。人类不可能直接源于猿类，中间必有其他动物。所以，至多只能说两者有亲缘关系。美国学者威廉？阿尔曼等也指出，人类祖先是猿的说法是片面的。人类的祖先应是与猿有重大区别的另一种直立行走动物。
科学家们无论怎样论说和评价，化石缺环的问题依然像东非大裂谷一样横挡在我们面前。对此我们不能仅听理论家的假说，不能盲目地迎合科学技术，应该看事实。” 18
以研究神秘文化著称的李卫东博士，在他的著述中有一段相关的统计和论说，我们不妨再看看他的说法。
“关于古人类化石证据的有限，不需要我做统计，学者们早有详细统计和论述。‘1995年初，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所曾发表了一篇总结性的文章，介绍中国古人类考古五十年来的成果。读着这篇文章，明显给人证据不足的感觉。比如说，著名的元谋猿人只有两颗内侧的门牙一左一右；蓝田猿人只有一个下颌骨，一个头盖骨；大荔人，只有一个不完整的颅骨；丁村人只有三颗牙齿，一小块顶骨；马坝人只有一个不完全的头盖骨；柳江人只有一个完整头骨，四个完整胸椎及五段肋骨；资阳人，只有一块头盖骨，一块完整的硬腭；山顶洞人略多一些，有三个完整头骨及十几颗牙齿，和一些脊椎骨和肢骨。要知道，从元谋猿人到山顶洞人中间有150年的时间，我们仅凭这一点资料竟然能勾画出人类150万年的发展史，真有些不可思议。
“国外的古人类研究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化石》杂志1995年第一期曾报道，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科学家展示了大约450万年前人类祖先的化石，命名为南方古猿，其证据：头骨后部一小块，耳骨和牙齿的一些碎片。1856年，德迪赛尔多夫城附近的尼安德特河谷的一个山洞里，人们发现一块不完整的前骨和几根腿骨化石，从此，尼安德特人就成了早期智人的代名词，虽然后来又有少量发现，但证据仍不充分。
“事实上，关于人类进化体系中化石的不完整，早在19世纪英国的赫胥黎就曾指出过，人类不能直接从猿进化而来，中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化石空白区。至今的考古也同样证实，从所谓的新人之后有四万年的化石空白，这四万多年里，进化中的猿迁到另一个星球上去进化了吗？实际上，不但是人类，几乎所有的生物都没有进化中期的化石，为解决这种尴尬，科学家们只好提出‘突变学说’，即生物的进化不是逐渐完成的，而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但这也是假说，而且更没有证据。” 19
李博士的这一番考察和述说难道还不够清楚吗？人类进化理论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这样薄弱的一些零星化石碎片上，而且它们还不完全是人类的化石，是猿类的化石，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前面是古猿化石，后面是现代人类中间出现一道巨大的鸿沟，把前后两部分截然隔离开；这就好比在两山之间要搭一座桥，桥还没搭建起来，我们说两山之间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了。这样的假说能成立吗？它只能是一种虚拟的假设，并非可信的现实。
第二章：历史与人类起源假说的局限（12）
3。达尔文“回避”了什么？
“达尔文并不是把人类交换挑选出来单独地加以省略。他的省略包括了对普遍进化论来说还要重要得多的问题。生命的起源，准确的人类祖先，还有（最主要的是）人类的智力。这些问题全部被达尔文有意识地回避了，并不是因为他的疏忽或缺乏兴趣。应该指出的是，直到今天，这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20也就是说，达尔文发现了生物进化的一般规律，但他把这种生物进化的一般性规律套用到人类进化方面来，试图证明生物进化过程中的“连续性”和“共同性”，从他出版《人类的由来》一书到现在，他是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是达尔文最致命的理论缺陷却是他“有意地”回避了人类智力的来源和精神进化的问题。作为人类学研究划时代的课题，他对人类只作了生物解剖学方面的研究，回避了最为本质的智力进化，这就使达尔文的人类进化学说很难令人信服。
对此，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也强调：“这部著作唯一的目标就是考虑，首先，人类是否像其他物种一样，是从某种先在的形式起源的。”哈伊姆？奥菲克评论道：“达尔文在选择主题和论述时，显然是要试图建立和发展从动物到人的进化连续性的思想。达尔文似乎竭尽全力地表明，人类特征还没有特殊到它的某些细节或痕迹在动物身上看不到的地步。为了说明这一点……与动物的显著区别就是人没有尾巴，然而，那些与人类最接近的类人猿，也没有这个器官，这个器官的消失不只关系到人类。的确，《人类的由来》一书在处理人类进化的问题时，重点放在解剖学和性别选择上，在这两个领域中，人们能容易看到人类与动物的共同特点。其次，强调的是道德感和情感，尤其是情感的表达，集中在伴随这些精神现象的本能和神经生理学过程，而不是集中在认知的含义上……达尔文对人类精神进化的研究最起码给一个人留下了印象，他不是别人，正是他忠实的合作者，自然选择的共同发现者###本人。###罕见地发泄了他的不同意见。他指出：‘……要证明从动物到人类的理智和道德能力的连续性和进步性发展，不同于证明这些能力是凭借自然选择发展起来的；达尔文先生几乎没有在这最后一点上做什么努力，尽管要支援他的理论最根本的是要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