袋鼠 ［英国］劳伦斯-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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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的是阵亡士兵纪念碑，一尊褐色的士兵雕塑。他挎着长枪、打着裹腿、头戴毡帽、静若处子的站姿确实很引人注目。这雕塑约摸真人般大小，不过矗立在一人高的底座上，他看上去就显得小巧、硬朗而楚楚动人。底座大小合适，目光水平处的发花岗岩立柱间镶嵌着几块白条石，一块用小黑体字刻着所有阵亡将士的名字，其墓志铭是“永志不忘”；另外几块上则刻着参战服役人员的名字，碑文是“上帝保佑”。底座上镌刻的是：“格兰尼·里斯揭幕”。这确是一座小镇纪念碑，尽可能刻上每个人的名字：死去的、当了兵的、立碑者，还有格兰尼·里斯。这面色苍白、体态纤弱的士兵永远可怜地位立在那儿，稚嫩而迷人，恰似这里的人民。这雕塑与这环境也很协调。
可它却立在离铁皮屋顶的电影院几码处、通向车站的破路边角上，看似一只被遗弃的旧牛奶罐子，说它是新牛奶罐子也行。雕塑基座周围是一地破纸片，间或有一两只！口罐头盒子。稍远处架着一挺德国机关枪，亦看似遗弃的破烂货。那装有一扇金属板的机枪模样奇特，它是某种更高级文化的产物，邪恶而腐朽。
哈丽叶决心要拯救这尊孤苦伶仃的雕塑，它看似人们在慌乱中遗弃的东西一样。哈丽叶就想用什么把它围起来。可索默斯却说：“别管它，放着吧。人家不喜欢围起来的东西。”
哈丽叶心目中的澳大利亚仍是个有着美丽庄园宅院和娇小雅致村落的国家。她一直由衷地喜爱这个新国家的原始粗砺与洒脱不羁。所以，当她发现澳洲的女人竟然不挎篮子，感到很可笑。在村里，哈丽叶总是挎着漂亮的草编篮子上街买东西。可她感到女人们在盯她的篮子，这才注意到，在这个拘谨的国家里，人人都是提着箱子上街的。
当她发现一个胖老媪提着箱子站在门口时，哈丽叶以为是外来人走错门了。其实不然。“您要颗卷心菜吗？”原来箱子里装着两颗卷心菜和半个南瓜。有个小姑娘去乳品店买六个鸡蛋和半磅黄油也拎个精致的衣箱。这还不够，一个三岁的孩子提着一只六英寸的小衣箱蹒跚而行，里面装的是两个面包。哈丽叶是碰巧看到这一景的，正好箱子开了，面包滚了出来。澳洲人的衣箱总是敞开着的，露出蔬菜、一只剥了皮的兔子或三瓶啤酒。他们给人的印象是，人人去度周末都提着一只衣箱。倒也不尽然。不过是个有点守旧的新国家而已。
啊，一个新国家！一颗卷心菜一般情况下卖十使士，一颗菜花卖一先令。商人的马车在田野里穿梭着运送货物。无论这国家如何，这儿的人没什么新意。
那架停在田野里的老式破飞机，现如今总在贴着海浪做低空飞行，它掠过“咕咕宅”，逡巡着在小镇的沙滩上着陆。寒风中，一群可怜巴巴的男人和小男孩儿围上了飞机。海水正卷上来，飞机后面就是荒凉的溪水沼地。这时，一个“乘客”上了飞机，男人们顺着沙滩用力推这个大虫子似的东西帮它发动起来。只见它恶狠狠地隆隆响着飞向天空，看似十分危险，随时都会葬身海中。
“不错，它载客呢。哦，买卖挺公平的，坐一次三十五先令。嗯，价格不菲，可是能赚的时候他就得赚才是。不，找没上去过，我儿子坐过。您瞧，有四个小子，他们打赌，一次赌八先令六便士，我儿子赢了，他才十一岁。是的，他喜欢。不过上一次只能坐四分钟左右，我掐过点儿了。嗯，你知道这不怎么划算。他可是赚了不少。我听说，在这沙滩上，光从维特·曼迪身上他就赚走了四十多镑。我觉得他偏向有些人，苛对另一些人。有的人，他带人家一飞就十多分钟。
你瞧现在那家伙，我相信他飞了也就三分多一点儿。不，不那么公平。是的，他从布利来，战争期间一直当飞行员。现在这飞机归他了，能赚点儿，当然要赚点儿了。不，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执照什么的。可是，对一个经过战争的伙计来说，他为自个儿过好日子折腾，谁管得着？”
第十一章 威利·特劳瑟斯与袋鼠
杰兹带索默斯来到著名的悉尼堪培拉大厦，社会主义党和工党在那儿有房间：办公室、会客室和俱乐部等，颇具规模。尽管走廊里和外面人行道上站着些衣衫褴褛的不满分子，这里的气氛仍算活跃。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
这两个人被引到一间密室，桌边坐着一个人。这人脸膛黑红，脸颊瘦削，皱纹深刻。他双唇紧闭，一对黑眼睛炯炯有神。他教索默斯想起亚伯拉罕·林肯的肖像──同样深陷的双颊，同样深刻僵硬的皱纹，同样黑亮的大眼睛。不过，这位威利·斯特劳瑟斯缺少亚伯拉罕、林肯相貌上的幽默与和蔼，相反，他看上去面相多疑，看似在内省。
他是个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在这块大陆上四处闯荡，在金矿上干了些年。据说他刚刚混个小康，还算不上富有。他看上去颇为穷困潦倒，那身衣服看似适才从地上捡起披上。他的瘦肩膀明显一高一低。不过他的长相跟澳洲人显然不同：瘦削、塌腮、红脸膛，脸皮光亮、略显薄脆，一双黑色的大眼睛中闪着怒光。看到索默斯他们进来，他点点头，既不讲话，也不起身。
“这位是索默斯先生，”杰兹说，“你读过他论民主的书。”
“是的，我读过。”斯特劳瑟斯说，“请坐。”
他一嘴的澳洲口音，是那种蹩脚的伦敦腔。他审视索默斯片刻，随后去看别处。
他问的是些家常话，如理查德喜不喜欢澳大利亚、来了多久。要位多久。两人谈得并不投机。
随之，他开始涉及一些敏感的问题，如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和社会主义党、农民占用土地等等，又问起德国劳工的实际情绪、大战以来他们的爱国主义本质等等。
“所以，你看，”索默斯说，“我不会不懂装懂，我只谈些个人印象。我不敢说有什么知识。”
“那很好，索默斯先生。我需要您的印象。他们称做知识的东西就像某种货币，容易贬值。今天货真价实的知识，明天就没票面上那么些了，就像奥地利银币一样。我们不做事实的奴隶。跟我们谈谈您的印象吧。”
他的口吻透着其特有的尖刻，但尖刻中蕴有激情。他们谈了一会儿欧洲，这人还是肯倾听的，一双黑眼睛也在倾听。凝视，目不转睛的凝视，似乎他在期盼说话人的脸上会突然飞出一只鸟儿来。他消息灵通，似乎边听边思量分析着。
“怎么回事儿，我离开欧洲时，似乎社会主义到处都在失去阵地，特别是在意大利。一九二O年它在意大利可是朝气蓬勃、激动人心的事物。它教人目空一切，但也令人扬眉吐气。随后就偃旗息鼓，到去年就剩下一缕游丝了。人们失望幻灭，怒气冲冲。佛罗伦萨，锡耶纳，充满了仇恨！法西斯分子甚嚣尘上、趾高气扬，全是因为仇视。
佛罗伦萨的但丁节，国王到场，就是一例。他们的SaVOia简直气得你咬牙根儿。全是虚假的，是出于仇视。”
“那，索默斯先生，您说这是怎么回事？”
“我吗，我以为这些社会主义者并不太相信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所以人人觉得失望了。特别是在意大利，我觉得他们正处在一场革命的边缘。国王准备退位了，教会准备卷着财产逃走，这我可知道。
大家都准备跑呢。于是那些社会主义者怕了。他们吓坏了。他们不敢发动革命，因为那样他们就要对这个国家负责了，可他们不敢负这个责任。他们一怕，法西斯分子就一哄而起，在他们背后袭击。”
斯特劳瑟斯先生缓缓地点着头。
“我估计是这么回事，”他说，“他们不相信他们在做的事，这就是原因。他们是一群孩子，说激动就激动，情绪不稳。”
“我觉得，社会主义没有引发革命的火花。在任何国家都没有。
它连火绒都没有，没有。”
“哪儿有火绒？”斯特劳瑟斯目光痛苦地说，“在哪儿您能找到火绒？”
“哦，哪儿也找不到。”索默斯说。
大家沉默了。斯特劳瑟斯看着窗外，似乎不知道还要说什么，自顾用右手狂躁地摆弄着桌上一个吸墨器。理查德默默地坐在椅子上，感到很不舒服。
“哪儿都没火绒吗？“斯特劳瑟斯平涩而生硬地问。
“没有。”理查德说。
又一阵尴尬的沉默。
“战争中有的是火绒。”斯特劳瑟斯说。
“就算是吧。他们不得不当火绒，但不是出于选择。”
“那他们会不会感到要再当一回？”斯特劳瑟斯阴沉着脸笑道。
两个男人对视着。
“什么能让他们这样做呢？”
“嗯，时势。”
“啊，如果时势──”理查德几乎有点唐突起来，“我知道，如果要打仗，大多数退伍兵会在一个月内集结起来，甚至一周内。这里的退伍兵会一遍又一遍地对你这么说。只有在战时他们才感到生机勃勃。他们去打仗，是因为他们仇恨德国人──出于正义感。但他们却不能出于正义把这种仇恨对准资本家，他们并不恨资本家。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自己有机会赚到一大笔钱并以此当上资本家，他们会不顾一切去做的。您无法制造仇恨，只能制造恐惧。而他们是不会仇恨资本家的，您无法让他们这样做。他们顶多嘲弄嘲弄资本家而已。”
斯特劳瑟斯仍旧用那只毛茸茸、红赤赤而又枯瘦的手把玩着吸墨器，双眼茫然地凝视着面前的桌子。
“您估计这会意味着什么，索默斯先生？”他紧张地抬头看看索默斯，干巴巴地问。
“您绝对无法让他们行动起来，无法动员工党或任何社会主义者去干革命。他们不会行动起来的，只有无政府主义者会行动起来，可他们的人为数太少了。”
“我担心他们会有所发展。”
“他们会么？我所知不多，但我原先以为他们只会越来越少。”
斯特劳瑟斯先生似乎对此置若罔闻，至少他没有回答。他垂头而坐，手上摆弄着那个吸墨器，恰似个小男孩儿，不爱听人教训，可又无法抵赖。
最终他抬起头，眼里充满斗志。
“您说的可能不差，索默斯先生。”他回答说，“人们可能对大变动还没准备，可那并不能改变其不可避免性。变革就要到来，非变不可。就算不在今天此地，至少在下个世纪吧。无论您怎么说，社会主义和公社制的理想是伟大的，一旦人们有所准备，就会实现。我们并非捺不住性子。如果说革命似乎是个不成熟的飞跃──或许的确如此，我们可以步步为营，最终达到我们既定的目的。那就是国有制与国际劳工调控。您或许知道，劳工总会并不急于马上发动革命，而是要采取渐进方式进行大革命。步步为营，坚持通过新的法律，在每个国家都取得政治胜利，逐步地但是更有把握地达到我们的近期目标。
索默斯先生，您不相信资本主义和我们国家的这类产业制度。如果判断不错的话，通过您的作品可以看出，您不喜欢这个庞大浅薄的中产阶级。他们岂止浅薄，简直是无聊透顶。我想，您的书里大谈了这个意思。您盼望社会上出现一种新的精神，联系人与人的新纽带。
哦，我也这样想，我们都这样想。我们意识到，要想前进，首要的是团结，我们现在输就输在不团结上。
怎么才能团结起来？您的作品向我们提供了答案。人与人之间必须要有新的联系纽带，这就是真正的兄弟情谊。为什么不在我们之间寻找这种纽带呢？我们从小就给教得不信任自己，而且相互不信任。
我们是在某种拜物教熏陶下长大的，就像有巫医的野蛮人部落一样。
谁是我们的巫医、我们的大夫？哼，他们是科学教授、医学教授、法学教授和神学教授们，他们咚咚地敲着响鼓吓唬我们、迷惑我们。迷惑我们的是这样聪明的叫喊：‘听我们的话，你们就会过好日子，发财，发财，进入中产阶级，成为伟人。’
这里的诡计，只有您这样受过教育的人才能看穿，工人阶级是看不透的。他们看不透的是：一个人发财就得有五百个新的奴隶贩子和苦力给你创造财富。引诱所有的人去发财，就如同在五千头挂在你车上的驴子面前晃一根胡萝卜，一头驴得到了萝卜，车却由别的驴拉。
现在我们要的是伙伴之间的新纽带。我们必须砸碎中产阶级的偶像，打倒他们的巫医。可是在破除时，您得有所建立。您得建立起伙伴之间真正的伙伴感情，您得教我们劳动者相互信任，绝对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