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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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容忍显然不只是值得赞扬的，这是列宁的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观点的体现。斯大林几乎从来不使用“民主”这个字眼（惟一的例外是他关于苏联新宪法的报告），但是某些人的不断“摇摆”叫他十分厌烦。对他来说，专政和民主是不相容的。
斯大林不久就认识到，关键在于把社会一直“保持”在“国内战争”状态中。人民一直十分“激动”，他们“警觉地”注视着每一个人，因此很容易被人控制和操纵。这位独裁者在他去世以前依靠他周围一班人采用各种办法使整个社会在阶级关系上即在政治上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甚至斯大林对基洛夫的“喜欢”（事实证明他确实喜欢过他），看来也没有阻止总书记不下手清除这位最受人欢迎的人，他的潜在的对手。当需要在起码的正派作风和“妨碍”他的权力的一切之间作出选择时，猜疑、残酷、权力欲总是在斯大林身上占了上风。基洛夫被害成了在国内采取更加严厉的政治方针的良好借口。他不能忘记，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有１／４的代表投了他的反对票。而这样的人在全国有多少呢？当时还很少有人会料到，在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１２２５名代表中，竟有１１０８人不久就被捕，其中多数人死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室和集中营。在这次大会选出的１３９个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９８人被捕并被处决。而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重建在经济上遭到破坏的国家、实现从木犁走向现代工业国的历史性飞跃的最积极的参加者。这是在有意识地消灭老的“列宁的近卫军”。他们知道的情况太多了。斯大林需要的是不了解他的“早期”活动即他过去的底细的较年轻一代的忘我的执行者、工作者。
１９３５年中，斯大林支持取缔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和前政治苦役犯协会的建议，这大概不是偶然的。这两个组织的档案被以叶若夫、什基里亚托夫、马林科夫组成的委员会接收。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在３０年代末那些无法无天的可怕年代被指控远在２５年前犯下的“罪行”……这里是不是利用了被没收的档案呢？
第一部第四章 斯大林和基洛夫（4）
当时正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贝利亚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步步高升的。１９３５年中，联共（布）中央党的读物出版社出版了贝利亚的“著作”《关于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问题》。这本小书用纸精美，硬封精装（这在当时是十分少见的），书中一半是斯大林的语录和对“领袖”的胡吹乱捧。但我要指出的主要一点是，在贝利亚的“著作”中有对两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叶努基泽和奥拉赫拉什维利的直接的政治告密。尽管前一位是中央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斯大林私交甚笃的老朋友，可是这两个人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斯大林一贯相信告密。对此贝利亚很快就心领神会了。诚然，奥拉赫拉什维利曾试图提出抗议。他给斯大林本人写了一封私人信，并附去了交《真理报》发表的澄清事实的信稿。斯大林的复信实质上否定了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声明。斯大林的信中说：
致奥拉赫拉什维利同志
来信收到。
（１）中央并不想提出（也没有根据提出！）关于您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工作问题。您发了火，看来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没有必要。请留在研究院继续工作。
（２）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本来应该发表，但我认为，您的《信》稿写得不好。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去掉《信》中一切“进行论战的色彩”、一切对历史的“纠缠”以及“坚决的抗议”，直来直去地说，错误（有哪些哪些）确实是犯了，但贝利亚同志把错误说得太重，与错误的性质不符。或者说些诸如此类的话。致敬礼！
约·斯大林
１９３５年８月８日紘紥矠
国家和党面临严峻的考验。一个把暴力视为无产阶级专政惟一的、万能的职能的人成了独裁者。尽管人们把他叫作“亲爱的领袖”、“天才的统帅”、“英明的建筑师”，任何东西都掩饰不了这个人内心深处的独裁者实质。但这一点当时人们是不明白的。几十年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眼下，１９３４年是以悲调结束的。“一个胜利者的代表大会”……接着是准备采取恐怖行动的信号。也许，与一切天文日历不一样，１９３７年确实是从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日开始的？说斯大林鼓励和倡导无法无天，这毫无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本来是大多数人的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却越来越明显地被独裁者的个人专权和官僚的专政所取代。未来的悲剧的种子已经生出了不祥的幼芽。悲惨的未来的列车正在进站。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它没有被拦住。
第二部第五章 披着领袖的“外衣”
世界文化大师之一普卢塔克在自己的《列传》一书中对罗马国家的奠基人罗慕路斯作了这样的描写：“他希望自己的权力牢固，并且日益骄傲起来，就把人民政体变成了令人痛恨的君主政体，这个政体从建立之时起就单单因皇帝的服装而引起不满。他开始穿红色衬衫和紫红色外衣，而且坐在有靠背的宝座上处理公务。他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年轻人，他们因能够迅速完成下达给他们的指示而被称作赛勒利斯。另一些人走在他的前面，用棍棒驱赶人群。他们束着皮带，以便能够立即捆住要他们抓起来的任何一个人。”①普卢塔克未必知道，他描述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当一个人被客观形势推上权力的顶峰，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力量时，他就把人民变成群氓，自己也变得不再像他自己。历史证明，人在权力的魅力前面是软弱的。除极少数例外，长久地、无限期地穿着“紫红色外衣”这种情况，会使领袖们不仅对人民的态度，而且首先对自己本人的态度发生变化。
我没有将普卢塔克的话同斯大林逐字“对照”：他表面上没有改变政权形式，没有穿“红色衬衫”，也没有坐在象征着王位的宝座上，没有，当然没有。但是，到了３０年代中期，他对领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看法有了明显的变化。看来，他记得普列汉诺夫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话。当时，斯大林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他将普列汉诺夫作为第五位思想家排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的名字后面。他在普列汉诺夫文集中写满了各种标记。大概，总书记在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去会见红色教授学院哲学和自然科学教研室党支部委员会成员之前又翻阅过普列汉诺夫著作吧？很可能。不过有一点确实是众所周知的，斯大林曾指示“要挖出积藏在哲学界的全部污泥浊水”，他除了其他指示外还指出：“要揭露普列汉诺夫，要揭露他的哲学观点。他一直藐视列宁……”②
我想，斯大林是知道普列汉诺夫下面这句话的：“伟大的人物就是创始人，因为他比别人看得远，并且希望比别人强。”现在要“揭露”的这个人所作的这个结论是斯大林所喜欢的。然而，普列汉诺夫接下来说，领袖不可能“阻止或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③，这段话斯大林未必喜欢。因为他现在已经把自己视为在很多方面（如果不是所有方面）都能起作用的全国惟一的领袖。
如果在２０年代“领袖”这个词也曾相当广泛地用在其他人身上（如“红军领袖托洛茨基”、“革命领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红色工会领袖托姆斯基”、“国际领袖”、“共产主义青年团领袖”等等），那么，这时就只能用来称呼他斯大林了。我想起，列宁也用过“领袖”这个词，但主要不是表示领导人的个人品质，而是表示政治品质。正如分析列宁著作所证明的那样，对于列宁来说，领袖——首先是阶级、社会集团的先进代表人物。列宁不允许与权力人格化有关的任何崇拜和神话现象存在。早在１９００年写作的《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中，伟大的思想家就强调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④在此一年前，列宁在研究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运动时就指出了渴望追求知识和社会主义的“工人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他认为，正是从这个阶层中产生了“工人先进分子”。在列宁看来，领袖是能够忘我地为满足劳动人民利益而斗争的劳动者先进代表。列宁写道：“历次生气勃勃的工人运动中，都产生了像蒲鲁东和瓦扬、魏特林和倍倍尔这样的工人领袖。我们俄国工人运动看来也不会在这方面落后于欧洲。”⑤可见，列宁讲的很多领袖是无产阶级先进领导人的同义词。
斯大林及其他周围的人的行为逻辑就是要在党内和国家内建立一种能够确立“统治人物”地位的政治和社会关系体系。（“统治人物”这个用语，我是从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对１９世纪法国哲学家伊·泰纳的著作进行批判分析的文章中借用来的。⑥
第二部第五章 “统治人物”（1）
依我看，普列汉诺夫这个用语恰如其分地说明了３０年代初国内开始形成的局势，即一个人如何上升为至高无上的领袖，如何确立了独裁政治。这种状况之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党（不管说出这一点是多么痛苦）允许、赞同了这种当代独裁政治。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增强”党在我们活动的各个领域中的作用，但是，无论是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还是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那个著名决议中，以及其他正式文件中，都没有讲到党在个人崇拜这种反常现象中有过，哪怕是在某种程度上有过错误。但是，在个人崇拜产生的诸多原因中，这是主要原因之一。对自己的领导人的无条件服从、无人监督、职务终身制，造成一种环境，使朱加施维里－斯大林这种具有凶狠、敏锐、狡猾的头脑、不知道妥协的人成了“统治人物”。他可以主宰一切，即主宰社会和经济生活，也主宰人的头脑。党已不可能制定出使党和人民避免独裁的保护措施。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神圣家族》中有一个深刻的思想：“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⑦
斯大林发表过很多意见，正确地解释了“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没有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强调了党内集体领导的意义。例如：１９３１年１２月他说：“个人的决定总是或者几乎总是片面的。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都有发表值得重视的意见的人。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也都有发表不正确的意见的人……我们的领导机关，即领导我们所有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大约有７０个委员。在这７０个中央委员中有我们优秀的工业工作者、我们优秀的合作社工作者、我们优秀的供应工作者、我们优秀的军人、我们优秀的宣传家、我们优秀的鼓动家、我们优秀的办国营农场的专家、我们优秀的办集体农庄的专家、我们优秀的熟悉个体农民经济的专家、我们优秀的熟悉苏联各民族和民族政策的专家。”斯大林接着说：“在这个最高机构里，集中了我们党的智慧。每个人都有可能提供自己的经验，如果不这样，如果由个人来作决定，那么我们在工作中就会犯极严重的错误。”⑧不论斯大林是否愿意，但是，他最后这句话不自觉地承认了一个思想：在集体化、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在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极严重的错误”中有很多正是由于变为“统治人物”的这个人的个人决定造成的。
这首先表现在，逐步取消中央委员会工作中列宁极其重视的集体领导原则。众所周知，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六年中，根据党的准则和政治需要共召开了６次代表大会、５次代表会议和４３次中央全会。在所有这些党的会议上没有权威的压力，共产党员能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阐明对某个问题的立场。通常，党通过的最重要的文件都是集体力量和智慧的成果。在制定决议的过程中注意（或者了解）各种态度和意见。就党内和党外政策的某些关键问题进行的热烈争论、妥协和大量辩论就是证明。
而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当开始突出地宣传对这个要人的个人迷信时，“领袖”采取了在制定决议中明显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