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的嘹亮-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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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呢，钱钟书等人就能够从简单的动物学的角度出发，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很多问题。他先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人是唯一能笑的动物”。但能笑却并不意味着需要笑，就是说你有什么能力，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去发挥和实践这个能力。有一次我记得在一个高中，去一个学校讲座，那个高中的学生很有思想，很有反抗性，他们提出一个问题，说，“我们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反对我们早恋”，说“我们已经到了有恋爱能力的年龄了，为什么不让我们恋爱？”我就说，人有了一个能力之后，是不是马上要实现这个能力？这是两回事。应该承认，你有这个能力了，但是还有一些同学没有。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不是说你有了这个能力，马上就要把它转化成现实成果。所以钱钟书说能笑并不意味着需要笑，人“脸上能做出笑容，嗓子里能发出笑声”，这里，钱钟书洞若观火地指出一个真理，“一般人并非因有幽默而笑，是会笑而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我觉得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不敢笑了，你马上就严肃起来了。你一下子就不敢笑了，你一下子就意识到，自己经常是没有幽默的时候，用笑来掩饰自己。比如说一大帮人在剧场里听相声、看小品的时候，有的人是没有听懂的，但周围的人都笑了，他也不得不跟着笑一下，表示自己跟你们有一样的欣赏水平。特别是你去听音乐会的话，你会看到很多人跟着别人一起鼓掌，其实他也根本就听不懂。别人欣赏的时候，他在那里使劲地喝可乐、吃面包就榨菜，一顿猛吃，一看别人鼓掌了，赶快跟着鼓两下掌，表示他懂了这个音乐。还有的人去看画展、看书法展的时候，看到别人评论，他也跟着评论：“嗯，这个写得好，这个写得多好啊！”我记得有个同学去看书法展，人家上面写着两个繁体字“奮鬥”，他说，“看，写得多好啊，‘奋门’！”
所以钱钟书说，“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慢慢地变成了幽默贫乏的遮盖”。钱钟书的幽默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深刻的观察来的。他把人性观察到这么深的程度，说明他平时就看出来了，谁是真的幽默，谁是“幽默贫乏的遮盖”。我们平时不是非常熟悉那些干笑、陪笑、皮笑肉不笑吗？电视里经常会播出一些镜头，记者去采访各行各业的人士，我看很多人士就是“皮笑肉不笑”。“哎，老乡，你的茄子为什么长得特别好啊？”“党的政策好呗！”是吧？到处都是这样的报导。我觉得这样的记者是不负责任的，是给我们党的工作添麻烦。在这里，钱钟书先生写出了“笑”的辩证法。他充分使人体会到，幽默哪有那么容易呀？哪有那么多幽默？幽默是一种很高级的人性，不是随便笑一笑、逗一逗就叫“幽默”的。这一段的最后一句，钱钟书比较狠，他说，“于是你看见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就是说跟着人家乱笑）”最后，顺笔一带，“还有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一下子把“幽默文学”和这几个并列在一起了。好像是东拉西扯，最终针对的还是“幽默文学”。好像金庸《书剑恩仇录》写的那个“百花错拳”，你看他好像东一拳西一拳的，每一拳针对的还是你的要害。如果我们用散文的说法，这叫“形散神不散”。表面上东一句西一句，始终都围着“幽默文学”这个要害来讲。你看他第一段把“幽默文学”与“卖笑”、与“马鸣”联系在一起，这第二段又与“呆笑”、“趁淘笑”联系在一起。就是这个主题，他不是老绷着它，而是虚虚地笼着它，好像手里拿着一根松松的绳子，用金圣叹的说法，叫做“草蛇灰线”，始终不断。但这是需要有很大功力的，你得有很多闲话可说，又能够把闲话及时地收回到主题上来。所以说，这是高手。你看金庸的小说里经常写武林高手在打斗的期间，“好整以暇”，比如说抽空写一个字什么的，就表示他的功夫非常高。他能够忙里偷闲。这是《说笑》这篇文章的第二段。
沉重的幽默：钱钟书的《说笑》（6）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段。“笑是最流动、最迅速的表情，从眼睛里泛到口角边。东方朔《神异经·东荒经》载东王公投壶不中，‘天为之笑’，张华注谓天笑即是闪电，真是绝顶聪明的想象。据荷兰夫人（Lady Holland）的《追忆录》，薛德尼·斯密史（Sidney Smith）也曾说：‘电光是天的诙谐（Wit）。’笑的确可以说是人面上的电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间闪烁着牙齿的光芒。我们不能扣留住闪电来代替高悬普照的太阳和月亮，所以我们也不能把笑变为一个固定的、集体的表情。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这种机械化的笑容，只像骷髅的露齿，算不得活人灵动的姿态。柏格森《笑论》（LeRire）说，一切可笑都起于灵活的事物变成呆板，生动的举止化作机械式（Le mécanique plaque sur le vivant）。所以，复出单调的言动，无不惹笑，像口吃，像口头习惯语，像小孩子的有意模仿大人。老头子常比少年人可笑，就因为老头子不如少年人灵变活动，只是一串僵化的习惯。幽默不能提倡，也是为此。一经提倡，自然流露的弄成模仿的，变化不居的弄成刻板的。这种幽默本身就是幽默的资料，这种笑本身就可笑。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假如一大批人，嘻开了嘴，放宽了嗓子，约齐了时刻，成群结党大笑，那只能算下等游艺场里的滑稽大会串。国货提倡尚且增添了冒牌，何况幽默是不能大批出产的东西。所以，幽默提倡以后，并不产生幽默家，只添了无数弄笔墨的小花脸。挂了幽默的招牌，小花脸当然身价大增，脱离戏场而混进文场；反过来说，为小花 脸冒牌以后，幽默品格降低，一大半文艺只能算是“游艺”。小花脸也使我们笑，不错！但是他跟真有幽默者绝然不同。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们跟着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脸可笑，我们对着他笑。小花脸使我们笑，并非因为他有幽默，正因为我们自己有幽默。”
我们看钱钟书写得多么好啊，简直是层层递进，使你感到几乎要跟不上他的思维。刚才我所念的这第三段是比较长的，全文的核心一段，也可以说是“起承转合”中的“转”，“转”就是要深入一层。我不知道你们在高考作文的复习中，老师给你们什么秘诀，我也当过中学老师，我跟学生说，高考作文的第三段最为重要，第三段一定要写得深刻，因为“起承转”么，第三段是“转”，第三段是要把你全部的智慧才华发挥出来的地方。第三段还写不好，那文章没戏了。第三段一般要能写得别有洞天、出人意料为上。我们首先会佩服作者的旁征博引。你看，他随手就引来一些和他的论题有关的材料，说明“笑”是不可人为的。而林语堂等人，他们以为提倡幽默就可以使中国人变得聪明智慧。到底中国人是不是笨，这首先就是个问题。是不是中国人就真不如外国人？笨？或者中国人就没有幽默，只有外国人才幽默？我们先假定他说的这个有点道理，那么是不是提倡幽默就可以使中国人变得聪明智慧了？钱钟书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提倡产生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我觉得这话可以说是全文的文眼。因为真正的“笑”，是像闪电一样，是流动的、是迅速的、是个人的，一下子就过去了；而提倡的“笑”，是僵化的、是刻板的、是群体的。我们可以号召大家一起唱歌，我们可以号召大家一起做某个工作，但是我们很难号召大家一起产生某种感情，这是不能号召的。同学们想象一下，“大家现在仇恨起来”，这是不可能的；“请大家互相爱起来”，这是不可能的。感情是没有办法提倡的，你只能指挥一个动作，感情没有办法提倡。有一个美国教授，到中国来演讲，他讲了一个很幽默的小故事，然后让翻译给他翻译，这个翻译简单地说了几句，然后全场的听众哈哈哈哈地大笑。然后这个美国教授特别高兴，对翻译说，“你这翻译的水平真高啊！你怎么翻译我的话他们就笑了呢？”这个翻译说，“很简单啊，我刚才就说，‘这位先生讲了一个很可笑的笑话，请大家笑一笑’，于是大家就哈哈大笑。”
沉重的幽默：钱钟书的《说笑》（7）
笑其实是不能提倡的。钱钟书这样层层深入地解剖，他写出，真正的笑是一种非常高雅的境界。也许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会有人理解。这就像佛经上所说的迦叶的“拈花一笑”。再推理下去，提倡起来的“幽默”是什么呢？提倡起来的“幽默”就变成滑稽的小花脸表演。小花脸与幽默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你有疑问的话，钱钟书一个字就道破了它们的区别：“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们跟着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脸可笑，我们对着他笑”。一个“对”、一个“跟”，两个普普通通的词在钱钟书笔下就点铁成金了。最后钱钟书有力地说，“小花脸使我们笑，并非因为他有幽默，正因为我们自己有幽默”。通过小花脸的反面对比，使读者对“幽默”的理解又深化一层。我们对于“幽默文学”的理解也深化了一层，使得那些自以为是幽默大师的人看上去成了戏台上的小丑。你看有谁封自己为“幽默大师”吗？这是很难封的。
现在电视里经常有很多无聊的相声、小品，还有港台式的闹剧，其中的确有一些真有幽默才华的人。甚至达到艺术大师级的人，可能也有。但是很多的人，或者越来越多的人，在那里自以为“幽默”，而观众常常被他们搞得很难受。有时候我们笑了，不是因为他们演得好，而是因为他们演得很拙劣，我们发出了嘲笑。现在从港台、新加坡南洋等地传来一个词，叫做“搞笑”。现在经常用“搞笑”这个词来代替幽默、滑稽。什么叫“搞笑”？你想啊，就是说本来没有笑，去搞出一个笑来，去搞一搞，搞个笑。“搞”这个字的功能真是厉害，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宿舍有一个南方同学，什么都是“搞”。比如我们一起去吃饭，就是“搞个饭来吃吃”；我们去看书，他说“搞本书来看看”；然后他晚上睡觉了，我说，“你搞个觉来睡睡”，他说，“这不行”。什么都可以搞，那么“笑”也是可以搞的吗？搞出来的笑一定就不好笑。现在很多人以为自己很幽默，不知道他们的“幽默”是以什么做标准。在大家还没有入学的时候，你们也许听说过，北京大学曾经请著名影星周星驰来讲座。据说当时盛况空前，人山人海。大家把周星驰当作“幽默大师”。还有一次，北大某社团请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王小丫同志前来讲座，也是盛况空前。很多北大同学认为，哎呀，王小丫真了不起呀，学问多渊博呀，你看人什么问题都会！我在这里没有贬低王小丫和周星驰的意思，我认为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做得很好，不愧是劳动模范。我对他们没有任何的不尊重。我只是想说，假如北京大学的学生认为王小丫是学识渊博的人、认为周星驰是幽默大师，那，这就是北京大学的耻辱，也就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也就是说，我们中华民族的幽默水平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所以我们今天看看六十多年前的人写的这个“搞笑”，写的这个“幽默文学”这样的文章，仍然可以促使我们深省，仍然可以发人深省。我们今天社会上有多少笑是真正从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