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的嘹亮-第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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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政治,这些东西都是被叙述出来的,我们所有这些学科都离不开叙述学。
第二,你说我是钱老师和严老师的学生、孔子的后代,是不是强势文化对我有影响。第一个呢,我不是孔子的嫡系传人,是比较近的,而且,这是我最近才知道的,以前不知道。以前我只知道我姓孔,因为我老家是山东费县,其实这个东西对我没有很大的影响。至于我是钱老师和严老师的学生,虽然他们都是我国有名的学者,但赫赫有名并不代表强势,而是他们有种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精神,为了坚持真理,真是掉了脑袋都不怕。恰恰有意思的是,我们是弱势。
第三,孔孟的关系。儒家学派的圣人是孔子,至圣先师。孟子被叫做亚圣。这两家在地理上、血缘上没什么关系,尽管都是山东人,他们只有文化上的一种关联。后来,人们在孔庙里把几个圣人放在一块儿同时祭祠,孔子、孟子、颜回、曾子等一起来祭祠。后来,孔家家族每一辈都有固定的字了。比如说,我叫孔庆东,我这个“庆”是生下来就规定好的,我这一辈儿就是“庆”字辈儿。我上面是“宪”字辈。当然解放以后很多人不按这个辈儿排了,但是多数人还是按这个辈儿排下来。现在,我们孔家还在继续修家谱。而孟家就不大按这个排了。孔孟颜曾四姓,过去还加上闵姓,我们见面都说你是哪一辈哪一辈的。我的上一代是“宪”字辈儿,我的下一代是“繁”字辈儿:孔繁森,他比我小一辈儿。再下一辈儿是“祥”字,是我的孙子辈儿的:孔祥熙。再下一辈儿是“令”字辈儿,孔令辉。当然,由于年代久远,辈份的差距已经不能反映实际的状况了。很多年纪大的比年轻的要小好几辈儿。我这个辈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农村人比较淳朴,他们非常讲究这个。比如说,我到农村去,见到本家,白发飘飘的老人见面先说:你是哪一辈儿的?我说:我是庆字辈的。他一听就叫着:“老爷爷、老爷爷”。其实他比我大好多,搞得我非常不好意思。因为我是搞现代文学的,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标志。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在社科院,也是一位教授,他比我小一辈儿,我俩一见面先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平辈相论。所以,孔孟是一种文化上的关系,没有其它的家族中的血缘关系。
现场交流(5)
问:很感谢孔教授做的精彩演讲。孔教授从国家命运的政治高度、人文的深度来理解医学理解人生,对我自己来说收获很大。我觉得孔教授不光适合做教授还适合做领导,在您的幽默中充满了哲理、思辨。在您推荐的阅读书目里有《金刚经》,这本书里充满了辩证法,境界非常之高,我的问题是:怎样读像《金刚经》这样的书才会有最大的收获?
答:这是一个有难度的问题。你说《金刚经》一般人只能读到凡人的层次,我也只能读到凡人的层次。我跟你一样,我知道这本书非常重要,我为什么推荐给别人,是我自己知道很重要。其实,世界上有很多思想文化体系,每一种文化体系都有它的有价值之处,但是我们的人生有限哪。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知识是汪洋大海学不完,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读哪些书有用。我把这些书分成主次,我说有些书是“爷爷书”,有些书是“孙子书”。孙子书是由爷爷书、爸爸书衍生出来的。你只要把爷爷书读好了,别的书一看就明白了。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世界上真正的好书不多,大多数不能叫书,只能叫印刷品。世界上的好书大概三百种差不多了,你是完全可以读完的。这些好书你不可能一次读完,我们古人的教育方式为什么说是非常有效呢,就是“背”。我们今天经常批评古人的方式:僵化,不懂就死记硬背。为什么死记硬背?我们现在教育孩子一些简单的东西,但是发现,这些想法有问题:有些问题等你把它讲明白了再背再学。你能讲得明白吗?很多东西是几千年来都不明白的,即使你明白了,别人还有别人明白的方式。所以古人的方法是非常正确的:不管多不明白,你先背下来,“孩子,这个东西教给你了,懂不懂就看你的本事了”。像《论语》、《孟子》、《金刚经》是需要用一生去理解的。
还有,我觉得读书最重要的是生活,读书一定要和生活结合起来。有的时候,我有些问题想不清楚,有时候在骑自行车或坐地铁时一下子想起来了,一下子就想明白了。特别是佛经,在所有的文化体系中我最欣赏两个体系:一个是儒家体系,一个是佛家体系。佛教具有更伟大的地位,佛教是真正的治病救人的宗教。我觉得,像伊斯兰教、基督教也有合理的部分,但是为什么现在打得不可开交呢?基督教准备先收拾伊斯兰教,然后回过头来再收拾我们中国。所以,中国领导人很英明呀,为什么抓住机遇在南部发展,就是看到了这个世界大势。那两个宗教都有狭隘性——排他:你必须信我这个神才行,你要是信别的神,你就是异教徒,你就该打。“你为什么不搞民主自由呢”?“你为什么不吃麦当劳呢?”他认为你有病。而我们中国是非常宽容的:你信我的,也好,不信我的,也行。佛教尤其强调这一点:你修行,也好,你不修行,我也救你。不但人和人是平等的,人和畜生都是平等的,真正的是万物平等、大慈悲,佛可以割掉自己的肉喂老虎喂鹰。所以,佛教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小说非常好,叫《水乳大地》,我推荐此书去参加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这本书写的是一百年前两个法国传教士到西藏地区去传基督教,与当地的佛教冲突融合的故事:基督教打着传播上帝福音的旗号,这两个教士的其中一个,不好,另一个是很好的人,他们都很虔诚,决心完成教会的任务,带着很先进的武器,挑衅当地的部族,发生了冲突等等,终于,有了一席之地、站稳脚跟。小说跨越了一百年,一直到共产党革命,写得非常好。
佛教是主张不杀人的、慈悲的、忍让的,相信这是最伟大的力量,即:我一时被你的武器打败了,因为你的武器好,你有枪、有炮都可以,我可能给你打败,但相信最后的力量是宗教。我不是佛教徒,但佛教里面包含着高深的哲学。《金刚经》短小,而且容易入门。我们虽读不了多深,但起码能从中悟到一点:伟大的作品都不可能完全理解。《论语》你完全理解吗?《鲁迅全集》包括金庸小说我们都不能完全理解,所以,北大陈平原先生有一句话说:金庸小说是理解佛教道教的入门书。如果你不能读《经》,你可以读金庸小说,读金庸小说一样可以体会到佛家的那种大悲悯、大慈悲,你一样会有为民牺牲的救国救民的大无畏精神。你看看萧峰,他不就有菩萨精神吗?他是生于契丹长于大宋,为解决两个民族的冲突问题,一死以谢天下。他既是一个威风凛凛的战士,同时又是一个和平使者,他身上就贯穿了佛家的惊天动地的伟大精神。所以我在给别人推荐的同时,也是在勉励自己继续读这些书。
现场交流(6)
问:医院中的收红包现象在社会上比较受关注,您对这个现象怎么看?
答:这个问题也是涉及面很大的。对此,法律法规是怎样规定的,我不去管它。我首先想到的是,整个社会对医生、对医院丧失了信心,不太相信。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是丧失了信誉,每个职业都被人不相信。比如,不相信医生,如果不给他红包,他就不好好看病,关键在于这个问题。又如,不相信公检法。最近,刚刚发生了一位山东人大代表,他的手下闯进机场打了空警的事情。然后,各说各有理。我不管谁有理,这也是属于互不信任的问题。首先,这个空警不相信这位人大代表的人格,说:虽然他已经亮出自己人大代表的身份证,但越是人大代表,我越要拷他,越要抓他。对方呢,也不相信他,派出自己的手下去解决问题,然后把空警打伤了。公检法系统也互相不信任。现在,老百姓告状要选法院,治病要选医院。选了医院还不放心,一定要给多少多少钱。其实我知道,有的大夫特别好,有的大夫是不收红包的。但是不收红包,病人就放心不下,认为你不收红包不好好给我看病。我碰到过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一个医院的一位女大夫不收红包,病人不相信她,她只好先收下红包,做好手术后把这个红包还给他。从这个事情我就想:要重新建立国民与国民之间的信任!而不是对收红包的大夫给予什么处罚,这样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国家的信任危机。这个国家的医疗、学术、金融都出现了信任危机,包括学术论文、职称。现在为什么要填一个一个的表格?因为都不信任,都要填一下表格证明这个东西是可靠的,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十年前我还对这个现象谴责,现在我知道谴责是没有用的。医生,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收这个红包;患者,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一定要送这个红包。如果从传统的道德来说,本来,病人是应该给医生送点礼物的,就像学生给老师的礼物一样,是象征性的。比如说,孔子规定了,每个学生到我这儿来上学,要送我十条牛肉干,这是孔子明文规定的。孔子说,这不是我要你的财物,这是一种礼节。我们过去都是这样的,给老师、给大夫都要送一份儿礼,比如,送一包月饼。但是,现在这个红包以礼的名义,实际上是一种贿赂,实际上变成了一种高额的手术费,而这个手术费本来是应该纳入国家正常的收入和税收之中的。所以我觉得,根本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是要重新来建立国家的信任,但短时间内我对这个事情不抱乐观态度。
问:中国本土文学家从来没有得过诺贝尔奖,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以外,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
答:我觉得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因素,我觉得大约90%是意识形态的因素,10%或者20%是文化隔阂。我以前觉得是中国文化水平不够,觉得我们写不出《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等,后来发现不是这个问题,西方人基本上不看中国的文学,因为文学与文化是随着经济与军事的力量传播的,这是一个铁的事实。由于我们在经济上军事上不强,事实就荒诞地变成:战胜我们的民族,他们什么都是先进的,他们的法律、金融等全是好的,文学也是好的。实际上这个“好”是没有比较的,对方根本不读我们的东西,而且翻译的东西不能体现我们中国的妙处。即使他们派了好多人来学汉语,也只是学一些皮毛汉语,也只是一些日常汉语,很多外国人学的第一句中国话是:“便宜点”,买东西用的。而一百多年前外国人学中国的第一句话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人理解中国文学是不可能的,那些诺贝尔文学评奖人也是带着政治眼光来看我们中国的,他们专挑一些他们认为“反共”的作品。我专门写过一篇关于高行健获奖的文章。高行健的获奖作品在中国从来没有被出版过,从来没有中国人读过,他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不是很奇怪吗?他写东西就给他的评奖老师马悦然一个人读的,而马的岳父就是一个反共右派。我不管马悦然对不对,这起码不是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从文化角度说,中国文学的博大精神,是翻译不成外文的。比如金庸小说,我们都以为他的小说是通俗小说,我接触过好几个国家的金庸小说翻译者,他们都翻译金庸小说觉得自己很有成就似的,结果我一句话就把他们难住了。我问,“降龙十八掌”你是怎么翻译的?他们说没法翻译。我说中国人看到“降龙十八掌”,他在心里唤起的那种感觉绝不是一个打人的动作,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暴力动作,不是,这是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我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翻译的,你肯定把它翻译成左勾拳右勾拳之类的。我说,你们那个语言是没有文化的语言。我说,“降龙十八掌”是从易经里面来的。你要把这个东西翻译过去,要说明这一个小小的名词,你恐怕得加四五页的注解,你的人民怎么能跟我们的人民比,我们的人民整天接触的都是这些。即使那些没有文化的老百姓,每天听评书:一出场来一个“白鹤亮翅”,我说,你怎么翻译?我们的芭蕾舞动作“倒踢紫金冠”。芭蕾舞是从你们西方来的,但是到了我们中国,我们有个动作叫做倒踢紫金冠,你怎么翻译?即使象李白那么简单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它是很难翻译成英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