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女人-第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终于躺下的时候，张栋在黑暗中压低了嗓门对我说，你去火车站的吧？我吃了一惊，问到，你怎么知道？张栋没有回答我，而是继续问到，买到票了吗？我说，买到了，后天上午的。张栋翻了几个身，没有说话。我知道他对我的行为一定感到很不满。我们睡在一个被窝卷中，他的不满更加让我局促不安。但是我转念一想，这么多天来我确实拿不准他和他一家到底是不是希望我留下来过年，我使劲地观察了还是拿不准，所以我这么做也没什么可指责的。就在我被烟墙烘得半梦半醒的时候，张栋忽然一骨碌坐了起来，他对我说，你实在要去火车站应该告诉我，我可以陪你去！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的嗓门偏大，这个家里的每个角落都可以听清他的话。我觉得问题严重了，连忙也坐了起来，上下摸了几把，终于摸到了他的胳膊，一把把它抓牢。我近乎哀求地对他说，千万别误会，我并没有打算去火车站，这完全是个意外。没想到张栋全神贯注地等待着我的进一步解释。有句老话说得很好，一句谎言会带来更多的谎言。现在我只能硬着头皮为张栋编造一个所谓的意外了。
我的脑筋还没有彻底醒过来，还处在刚才那个梦的惯性中，所以我只好顺着我的梦往下说了。还记得那个二毛子吗？我从儿童医院上完厕所出来，正准备回家，她从我后面冲上来，向车站奔了过去。四十一路电车正在靠站。她从我身边跑过时带起了一阵香气袭人的旋风，使我站立不稳。我看到她先在后车门站着等了一会儿，又迅速地跑到前车门上了车。自始至终我没能看到她的脸，当时我想今天我看不到的话，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再碰到了。于是我在后车门就要关上的刹那毅然蹿上车去。车开动起来以后，我想往车的前面挪一挪，但是车里非常挤，大家穿得都很臃肿，所以根本动弹不得，我只能眼巴巴地伸长脖子往前面看，但是她被遮得严严实实的，从任何角度都看不到。我只能看见两排握着吊环的手。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眼把她的手从几十只手中认了出来。只有那只手才会是她的手，近乎透明的皮肤下面一定流淌着淡蓝色的血，而对我来说，那简直不是血，是酒精中的酒精。车到站有人下车的时候，我就不失时机地往前移一移。眼看着那只手越来越近了，我已能用我发热的目光慢慢地把它的每一个毛孔注满，我想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她的手虽然裸露着却永远不会觉得冷。等我们肩并肩时，我是不是应该鼓起勇气和她说句话？我马上否定了这个想法。这时她下车了，我也尾随她下了车。为了不让她发现我，我一直注意保持着与她的距离。她逛街的时候，我也逛街；她上车的时候，我也毫不犹豫地上车。天黑了下来，我就让自己离她近一些，以免走失；路灯亮起，我又让自己退后几步，回到原来的位置。我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她已经被完全地摄人了我的瞳孔，所以我的眼球发烫。夹着雪花、砂粒的风肆意地冲刷着我的双眼，我的眼角止不住地流泪，但是每一滴泪水中都凝聚着她的影像。我不知道自己在哪了，当然我原本也不知道；我辨不出东南西北，我也没想到有辨的必要，我只知道前面的她是我唯一的方向。要不是有人上来跟我兜售火车票，我还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站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张栋有些不耐烦了，他打断了我的话，二毛子有什么好看的！说完他重新躺了下来，身体翻了几翻，把被子裹了大半过去。我不知道他是否接受了我的解释，反正我自己已经信了。
在张栋全家上下一致的热情的谴责声中，我带着三头酸白菜（张栋的母亲，“回到南方你就吃不到了”）和满腔的歉意上了火车，到南京还需要经过四十几个小时的颠簸。进了山海关以后，酸白菜就开始化冻，水不断地从我脚边婉蜒流到过道上。哈尔滨籍的列车员（长相、说话都有点像张栋的大嫂，让我倍感亲切）对我很有意见，我不得不把装酸菜的塑料袋挂到车窗的外面。车里的暖气让我昏沉沉的，想吐，使我开始想念张栋家的烟墙，那是多么舒服。我把整个哈尔滨之行回忆成一座晶莹剔透的冰雕作品，作品的名字就叫“少女”，模特儿就是那个二毛子。我越想越觉得自己仿佛在兆林公园的冰雪节上亲眼见过这座冰雕。那个形象用坚硬的冰重新塑造以后变得更为确凿、更为单纯，没有了肤色、血统，没有了明确的年龄，也使注视她的眼睛感到清凉、惬意。这时又有一涓细流缓缓地流到了过道上。列车员恼火透了，拿着拖把过来，边拖边骂我。我感到很委屈，低头往座位下看了看，下面什么也没有，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水。为了得到这个座位，我在火车上已站了五个多小时，小腿都站粗了，我没有力气和列车员争辩，闭上眼睛靠在靠背上休息。
但是五分钟以后那个列车员一脚踢在我小腿的酸筋上，她对我嚷嚷到，你看！你看！
我睁开迷迷糊糊的双眼，不解地看着她。我想她那张方方正正的脸我已经看得够清楚了，左边腮帮子上有一颗小小的黑痣在厚厚的粉底霜下像一颗雾中的星星在闪烁，我早看到了，我不知道她还要我看什么。列车员把拖把狠狠地往我两腿之间戳了过去。我低头一看，真是见鬼，我的脚下怎么又有一滩水。我连忙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向列车员拼命地解释，这不是我造成的！不信你可以看，我座位下什么也没有！列车员弯下腰往座位下面看了看，又四处看了看，然后对我说，那哪来的水？我说，不知道，我刚才在睡呢，我怎么知道？列车员用探询的目光扫视了一遍坐在我身边的旅客，他们大都表现得与此事毫无关联，但是对此事的发展很有兴趣。列车员把吸足了水的拖把放进铅桶里，狐疑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忽然问到，为什么在你的脚边，不在别人的脚边呢？几乎整整一个车厢的旅客都在注意着我，我感到耳根发热，我对她说，什么意思？列车员有些厌恶地皱起了眉头，她说，问我？你自己心里清楚！说完，她提起铅桶气呼呼地走了。
我嗔目结舌地看着她消失在车厢的尽头，真想一头撞破车窗跳下车去。一辆满装着烧鸡白酒的小推车重重地顶在我的脚后跟上，一个男列车员握着一把起毛的角票也不说话。歪着头等我让开。我无奈地坐了下来，垂着头，不停地做深呼吸。我先抬起左脚，又抬起右脚，看了看鞋底，然后又偷偷地瞅了一眼我的胯下，都是干于的，没有任何可疑的迹象。坐在我斜对面靠窗口位置上的一个抽老式烟锅的老头在我抬头的刹那冲我摇了摇头，示意我不要跟列车员计较，这个举动当时让我感动得够呛。这个老头喜欢不脱鞋像只斑鸠似地蹲在座位上，被那个列车员也骂过几次，他老人家心里想必也不甚痛快。我觉得好受了些，头靠在靠背上，重新闻b 了眼睛。
但是我的精神还是高度紧张，过一会儿就要睁开眼往脚下看一看。这个旅程已经让我厌烦了，我想到即使自己能够充分地睡上一觉醒来之后也还到不了南京，心里就控制不住地着急。我只好强迫自己想一些高兴的事，却发觉那些所谓的高兴的事其实都带着淡淡的悲伤。有一个喉音很重的嗓门叫了一声：嘿！我警觉地睁开眼睛，是那个老头，他又蹲在了座位上，裤脚很短，都缩了上去，露出两截干巴巴的满是鳞皮的小腿。他用吊着烟袋的烟锅指了指我的脚下。在我的两脚之间又出现了一小汪水，正在向四周漫开。
没有人能告诉我这水是从哪来的，我审视着四周旅客的面孔，他们全有点幸灾乐祸的神色。我隐隐地觉得自己处在一个阴谋中，车厢里的所有人都可能是同谋，我无从查起。与其在这里等着那个列车员来骂，不如马上离开。我刚站起身准备走，就有一个没有座位的包着头巾的中年妇女侧身坐在了我的位置上。她的动作太快了，使我怀疑是她做了手脚。当我回头盯着她的脸时，她连忙又从座位上欠身站了起来，问我还要不要坐？那张平展展的脸是那样朴素，使人无法相信她会有什么坏心计。
我跌跌撞撞地一直走到两节车厢接合的地方，靠着车壁站了下来。这里没有暖气，而且漏风，所以没人愿意呆久。但是我觉得舒服了许多，虽然冷一点，但是空气新鲜，不像车厢里那么问。另外心情也放松了下来，我甚至站在那里睡着了一会儿。
我双手捂住一个短暂的梦取暖。我忽然想起行李还搁在行李架上，有些不放心，想过去张一眼，谁知刚一迈脚，就听到脚下的响声有些异样。我低头一看，天啦，站立的地方全是水，正顺着钢板的缝隙滴向那条滚滚向后的铁轨。到底是哪来的水呀！
我狠跺了两脚，急得快哭了出来。我神经质地来到过道上向两侧的车厢看了看，暂时没有人过来。我回到那滩水边蹲了下来。水看起来很清，我伸出食指沾了一点，想嗅嗅有什么味。手指接触到水时，我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水冰冷的，就像是刚从雪山上流下来的水。恍惚中我想到那尊叫“少女”的冰雕，一定是她在通往南方的路途中开始融化了。除此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别的可能。如果我不想一路滴着水遭人嫌弃的话，我就必须尽快地把她忘掉，那个冰美人只属于千里冰封的北国，你无法把她带走。于是我凝神屏气地执着手指数数，不让自己的脑筋有片刻的偏离，而且为了防止意外，只要厕所没人，我就让自己在有下水道的厕所里站着。
回到南京时已是大年三十。车过济南我就开始发烧，我想我肯定是要病一场了。
我一路硬撑着，直到最后提着三头稀巴烂的酸白菜栽倒在刘贵祥的家里（学校宿舍肯定已经封上了，我没处可去）。刘贵祥一见到我就冲我大喊大叫起来，他嘴四周长了一圈的燎泡，显然他已经急坏了。放寒假时我只给家里去了一封短信，告诉父母我不回家，想利用假期做一番“社会调查”（这个词当时在大学里特别时髦）。
他们收到信时，我已经在路上了。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事先申请的话，他们准不同意。我也没有跟刘贵祥讲，因为他肯定会打电话去请示我母亲。我父母收到信时立刻打电话给刘贵祥，后者放下电话就直奔我宿舍，但是早已人去楼空。刘贵祥认为这是他工作疏忽造成的，一再向我母亲自我检讨，并且供认了曾付我四百多钱的事实。我母亲偏头痛发作的时候说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她严厉地批评刘贵祥，怎么能给那么多钱呢，那孩子手上钱一多准出事，这一点你不是不知道！刘贵祥因此精神压力很大，所以要对我大喊大叫，所以在对我大喊大叫一通之后要我把身上的钱全部交出来。他说，先帮我存着，这是我妈关照的。然后他就下楼给我家里打电话，告诉我父母他们的孩子安然无恙，并且已在他的掌握中。那一年春节我是在刘贵祥家过的，一则是因为不赶趟了，从南京到我家坐长途汽车还有六七个小时的路，车次又很少；二则是因为刘贵祥不想让我家里知道我已病倒。但是刘贵祥家却倒霉了，只能用照顾病人的方式来过年。他老婆林志敏在我昏睡的时候捏住鼻子把那三头已经发臭的酸白菜恨恨地扔进了垃圾箱。
z 现在我得交待一下刘贵祥和我的关系，说起来还颇有渊源。他是我母亲的学生，不是顶优秀的学生，但是是顶好学。顶听话的学生。刘贵祥读中学那阵子，正是我们家最灰暗的时期，父亲被隔离审查（海外关系、特务、发报机），母亲从县中被遣送到一所条件简陋的农村中学教《物理》。那个年代没什么人读书，尤其是在农村，偶尔有一个愿意学习的，偶尔有一个愿意教的，更偶尔有一个愿意学习的走运碰上一个愿意教的。但是刘贵祥最早出人我们家与学习无关，是带着重要的任务来的。他家庭出身不好，是镇上小业主的后代，脸又太白（是唯—一个抹雪花膏的男同学，常被讥笑），他被组织上派来监视我母亲的一举一动。因为我母亲被怀疑是特务父亲当然的同伙，但是她不好惹，不管是教师、学生还是工作队都惧她三分。刘贵样想好好表现，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也好改善一下他的现实处境。当时框式收音机还是希罕之物，但是我们家有，是红灯牌的。刘贵样固执地把它拆开，以证实里面是不是像传说的那样隐藏着一个发报机。他把零件拆得到处都是，但是无法把它再装回去，被我母亲骂得狗血喷头（当时他还不是无线电迷，我母亲还没有为他启蒙）。他把我们家七八摞旧报纸统统搬出来，掸去灰尘，翻出其中的《参考消息》，一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