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4期-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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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初速快，抗风力强，射击精度高等诸多优点，而日军现役的“三八式”步枪（俗称“三八大盖”）则比较笨重，射击初速慢，精度较差，撞针易断，所以中国步枪性能更胜一筹。
接下来对比轻、重机枪。
国产“捷克式”轻机枪是引进当时欧洲著名的捷克ＺＢ２６式轻机枪生产线，“马克辛”水冷式重机枪则是由德国提供设计图纸和生产技术，购买德国生产线自行生产制造，用德国专家的评语就是“接近德国水平”。对比结果，中国机枪无论其构造合理性还是作战性能均领先于日本“十一式”（俗称“歪把子”）轻机枪和“九二式”重机枪。
蒋介石面色凝重地点点头，他告诫将领们说：不要只看我们暂时处于劣势，但是我们也能制造出性能优越的武器来，这就是抗战的希望啊。
视察结束，人们簇拥蒋介石登上龟山，一座气势宏伟的现代军工城全貌尽收眼底。郑家俊汇报说，如今工厂已经发展为拥有制枪厂、制炮厂、制铁厂、冶炼厂、铸造厂、机器厂、发电厂、火药厂、加工厂、炮弹厂、子弹厂、枪炮试验场等等综合能力的大型军工企业，该厂生产的武器装备了三分之二的中国军队。
蒋介石感慨良多沉默不语。
他当然清楚中国军队的实力远不如日本人，但是中国军队所以能够顽强抵抗予敌重创，汉阳兵工厂实在是功不可没啊。汉阳兵工厂是中国几代有识之士的心血结晶，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代表，也是战后中国复兴的希望所在，试想如果这些滞留武汉的工厂机器不能得以完整保存，数十万熟练的技术工人和支撑民族科技教育大业的知识分子队伍不能千方百计地转移到后方而是落入敌手，中国抗战还有坚持到最后胜利的可能性吗？但是郑厂长告诉委员长说，如果要把这座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撤离武汉，至少需要动用一千条大型机器船，三万节火车皮和数目庞大的汽车运输队。
陈诚插言道：武汉地区还有多家重要工厂如制币厂、炼钢厂、发电厂、飞机修理厂、造船厂等等，加上大大小小的私人工厂，总计有千余座工厂、数百所学校以及百万难民等待撤退。
蒋介石没有说话，但是这个庞大数字好像一副千斤重担，令领袖的面部表情起了明显变化。他皱起眉头来，咬紧牙关，仿佛不堪重负，脸上乌云密布就像要下雨一样，把军工专家吓出一头冷汗来。虽然他汇报的都是实情，但是明摆着是给委员长出难题，他就是把中国所有的机器船和火车皮都调到武汉来也没有那么多啊！
６
戒备森严的最高军事会议在武昌紧急召开。
武昌大本营全称“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下辖各大总部和各军、兵种，为军队常设领导机关。最高军事会议为大本营最高决策机构，通常只有面临国家重大危机时才由军委会建议召开。“七·七事变”以来，最高军事会议只在１９３７年的庐山召开过一次，会议通过的纲领内容为对日开战。
这天出席会议的人不仅有威震四方的各路统帅和抗战名将，比如中央军委会副委员长和资深委员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程潜、陈绍宽、李济深等等，还有来自各总部各战区各军兵种的高级将领数十人，可谓战将云集群星闪耀。但是会议尚未开始之际，一个意想不到的大人物却不请自到，硬要闯进会场来见蒋介石。
他就是国民党副总裁兼国民议会议长汪精卫。
汪精卫并不担任军职，一般也不参加军事会议，但是因为他是位高权重的第二号人物，所以门岗和卫士都不敢贸然加以阻拦。他一改平时西服革履风度翩翩的公众形象，换了一身灰布长衫，脚蹬浅口布鞋，看上去像个大义凛然的布衣斗士。他身后紧随一群国民党议员，甚至还有几名新闻记者，大有兴师问罪之意，令蒋介石不得不亲自赶出门来迎接。
当初孙中山以三民主义建党，意在开创民主政治的先河，孰料却因此埋下党内派系斗争的祸根。抗战初期最令蒋介石头疼的对手有两个，文官就是素有“天下第一说客”之称的国民党三朝元老汪精卫，他以玩弄阴谋诡计和口才出众著称；武将则是被称作“冯大炮”的西北军首领冯玉祥，此人性格直率天不怕地不怕，敢于直言犯上，常常令蒋介石下不了台。汪精卫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国父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鄙人请教蒋先生，何谓三民主义？
蒋介石故作惊讶地说：啊呀呀汪先生，我们大家都是国父教导的弟子，各位有什么话中正当洗耳恭听啊。
不料一个国民党议员抢上前来，扑通一声当场跪下，吓了蒋介石一跳。这位德高望重的议员无论年龄资历都堪称党内元老，所以这一跪着实将了蒋介石一军，要是传到外面去更是一条令他难堪的新闻。幸好闻讯赶来一大群人，有张群、何应钦、陈布雷、钱大钧等等，七手八脚把议员搀扶起来。
汪精卫气咻咻地说：你们不要以为这是我们议员在下跪，是在求你们，这一跪可是重如泰山哪，你们扶得起来吗？
何应钦小心翼翼地说：汪先生有话直说不妨，让我们大家也好听个明白。
汪精卫这才道明来意，他质问蒋介石说：听说你们制定一个秘密战略，一旦日本人逼近，即令军队纵火焚城，谓之“焦土抗战”。此事到底有还是没有？
蒋介石闻言，反倒放下心来颔首不语，任凭其他人七嘴八舌地进行解释。汪精卫冷笑着说：你们不要文过饰非好不好？如此伤天害理之焦土抗战，亏你们做得出来？如果国父在世，我倒要拉你们当面对质，就算敌人进了城，那城市总还是我们中国人的，城里居住的人民还是中国同胞吧？敌人没有放火，你们居然倒想付之一炬，让我芸芸众生如何活命？真是天理不容哪！我们议员都是民选出来的，这一跪是替四万万中国老百姓请命，请蒋先生高抬贵手，放我黎民百姓一条生路吧！
蒋介石抚掌大笑，他连声道：议员先生如此胸襟，珍爱天下苍生，可谓赤胆忠心哪，实在令中正佩服。可是话说回来，汪先生到底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报告？报告是真是假？谁能保证不是日伪汉奸造谣惑众，败坏我抗日军队声誉，离间我军民血肉情谊？抗战至今已有十个多月，请问有哪座城市为我军纵火所毁？又有哪省百姓不是因为敌人暴行而是为我军所伤害而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如果汪先生告诉我，我一定让军事法庭审判他。
很显然汪精卫拿不出确凿证据来，事实上“Ｇ”任务尚未执行，汪精卫就是听到风声也抓不住把柄。汪精卫眼看挑不起事端，他带来的记者也没有捞到多少曝光材料，只好悻悻而归。汪精卫一手策划的下跪闹剧无非是个信号，表明国民党内的权力之争已达白热化程度。
大本营密令第一战区，“Ｇ”任务无限期搁置。
７
会议延迟数十分钟，蒋介石亲自主持开会。
这天委员长身穿统帅制服，腰佩中正式短剑，目光炯炯表情严肃。自中日开战以来，无论前方战事如何激烈，也无论华北沦陷，上海、南京失守，对日战役屡战屡败，大本营均未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对此人们不由得暗自猜测，根据目前战场的严重形势，估计委员长决心要放弃武汉了。
随着总参谋长何应钦介绍最新战况，人们果然看见北方日军已经占领开封，进逼郑州，并从三个方向同时切断京汉铁路。而长江下游的日军也蠢蠢欲动，对武汉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其实北方战败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中原告急也在意料之中，就是国民政府被迫放弃武汉，与会者都不会感到吃惊。因为国民政府从抗战之初就将西南腹地的四川作为大后方，将重庆而不是武汉定为“陪都”，不是正好说明蒋介石对于中日战争的严重性已有充分预见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放弃郑州和武汉应该都是迟早的事情。
人们纷纷把疑惑的目光投向主持会议的蒋介石。
蒋介石面无表情，众人心里的疑问尽在把握之中。身为国家领袖，他当然不会轻易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如果说十个月前庐山开会是为了通过对日作战，那是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乾坤大事，非国家意志而不可为的话，那么今天召开的会议将要决定的内容同样重大，同样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只是众人对此暂时并不知情罢了。
委员长对军政部长陈诚颔首示意，后者同时兼任武汉警备区总司令，负责武汉防务和有关大撤退的行动计划。于是陈诚站起来宣读一份统计报告。
截至１９３８年５月止，武汉地区汇集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厂企业近千家，流亡的各类大、中学校百余所，难民超过百万人。另外武汉本地计有大小工厂约五百余家，其中大型军工厂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厂有二十余家，需撤退的本地居民数十万人。两项合计，武汉将撤退工厂达一千五百余家，生产物资上千万吨，学校师生和民众近两百万人之众！
蒋介石问陈诚：如果集中全国可供征用的船只、车辆和车皮，实现撤退需多少时间？
陈答：最少十二个月。
蒋介石转向总参谋长何应钦：北方之敌最快多少时间可逼近武汉？
何应钦犹豫一下回答：这股敌人对我威胁最大。因有京汉铁路之便，如果郑州一失，华中已基本无险可守，估计不超过一个月吧。
委员长又问：苏、皖之敌呢？
总参谋长答：敌华中派遣军只能沿长江河道进攻，此为山地，易守难攻，形势对我军有利。估计可望阻敌三个月。
问：如果敌寇两面同时进攻，结果当如何呢？
答：无法预料。
众皆大哗。
历史列车已无退路，抗战形势如此之紧迫，之危急，一如《义勇军进行曲》所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其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与会者的最坏估计，此刻再也没有人怀疑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的必要性了。打个比方，就像一盘被对手将了军的棋，弄不好就要全盘皆输，那就是亡国之日到了。没有人愿意看到抗战失败，但是战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个生死抉择的时刻到了。
蒋介石站起身来，他缓缓扫视会场，表情沉重地对与会者说道：各位知道，目前武汉汇集我国最重要的军工和民用工厂，还有大量机器设备，以及工程技术人员和学校知识分子，当然还有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一句话概括，这是中国抗战的最后希望，是建设大后方和战后国家复兴的本钱，也是我们民族的力量所在。试想如果这些宝贵的机器设备落入敌手，或者我们被迫放弃工厂和学校，那么中国还将剩下什么？如今这个严重局面已经摆在我们大家面前，那就是敌人一旦快速攻占武汉，也就等于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就算我们这些人撤退到重庆，不也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吗？我们拿什么同敌人作战？我们坚持抗战和打败侵略者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
会场陷入一片死寂。
８
在这个决定抗战命运的历史关头，与会者泰山压顶忧心如焚，他们都是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这些人的地位和肩负的重大责任决定了他们必须做出回应，以应对和化解这场迫在眉睫的失败危机。但是令人绝望的是，他们个个如坐针毡，似乎难以拿出什么有效手段扭转乾坤和阻止失败命运的到来，于是只好把目光重新投向主持会议的蒋介石。
委员长稳坐钓鱼台，身为国家最高领袖，他手中握有一份最后的应急战略方案，只不过那是中国的最高机密，非万分危急之时不得提交最高军事会议讨论。
早在抗战爆发之前的１９３５年，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陆军上将在一份对日战略书中预测说，如果中日开战，侵华日军将沿长江水道和京（北京）汉（汉口）铁路夹击武汉，导致战局陷入不可收拾的地步。德国人为此开列一个应急方案说，一旦日军威胁开封、郑州，“最后战线应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据说当时批阅文件的蒋介石对此深感震惊，在报告下面重重划了两道红杠，并打上一个大大问号。
徐州会战之初，国民党元老陈果夫谏言蒋介石，建议在豫北之新乡境内武陟县掘开黄河大堤，以阻敌人渡河进攻中原。因为该建议关系重大，经论证军事价值有限，故未被采纳。后来又有各方要员向蒋介石献计献策，不乏进言掘黄河以水代兵者，亦未被采纳。
古往今来，稍有常识的中国人都不会不知道黄水危害之巨和掘开黄河的严重后果。古语云：“玩火者必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