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4期-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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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大忙，当时几乎所有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英、法、德、意当然还有那个强大的投机主义者美国，他们都希望看到野心勃勃渴望扩张的日本人进攻苏联而不是中国，中国人抵抗越坚决，战争越持久就越是拖住日本人后腿，使得日本人无法放手进攻西伯利亚。
但是苏联人决非傻瓜，即使帮助中国符合本国利益他们也不愿意做赔本买卖，世界上没有免费的晚餐，因此他们的援助当然是有附加条件的，此刻苏联大使理直气壮地提出派遣军事顾问团就是要求回报。苏联顾问来华决非摆设，他们理所当然要求享有某些特权，比如进入大本营指挥中心，介入政府核心机密，甚至不排除要求掌握军事指挥权等等。蒋介石感受到这种悄悄逼近的红色威胁。如果说俄国人到来之前他比较欢迎德国军事顾问的话，除了德国慷慨军援等物资原因外，还因为希特勒的反俄反共立场与他不谋而合。那么苏联人是什么货色呢？他们是共产党的老祖宗，是被西方世界视为“赤祸”的共产党发源地和大本营啊！
蒋介石还是雍容大度地微笑着，像个天才演员那样把瞬息万变的内心活动掩藏起来，只有熟悉他的人才能看见委员长的铁血意志在种种假面具后面发号施令。中国抗战迫切需要武器，需要国际援助，蒋介石眼前最大的敌人是来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还有他在党内的反对派汪精卫，所以他必须联合一切国际力量，哪怕对昔日仇敌共产党做出最大让步也在所不惜。委员长是个大国领袖，政治家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唯有利益至上是不变的原则。蒋介石当场对苏联大使表态，国民政府当然不反对友好的苏联政府派遣军事顾问团来华助战，不过光靠顾问团是打不了胜仗的，所以请大使先生转告尊敬的斯大林阁下，请贵国尽快批准贷款条约，这是打败日本人的唯一正确途径。云云。
苏联大使满意地离去，蒋介石伫立窗边没有表情，他凝视苏联人的汽车消失在东湖官邸湿漉漉的树林小道深处，然后转过身来下达两条紧急指示。一条是命令军政部长陈诚，立即采取严密措施，绝对不允许苏联人接触任何有关国家利益的核心机密。
另一条是密令特务头子戴笠，秘密监视所有来华苏联人，防止他们同国内共产党串通起来危害党国利益。
５
一阵凄厉的防空警报如同鬼哭般响彻天空，把坐在汽车里闭目养神的国民党副总裁兼国民参议会议长汪精卫吓了一跳，幸好前面有武装卫士开道，才把汽车领进一处防空洞紧急躲避。随着日本人在地面节节取胜，日本飞机明显加强对武汉三镇的袭扰，让人感到战争脚步正在迫近这座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
汪精卫，名兆铭，字秀新。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孙中山同盟会，是国民党元老和创始人之一。青年时代的汪精卫是个狂热的革命志士，他矢志献身共和，推翻清朝帝制，为此不惜参与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因行动失败被捕入狱。在大牢中他面对死亡慷慨高歌，写下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
慷慨歌燕市，
从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
从历史遗留的照片看，汪氏堪称一表人才风流倜傥，人称“民国四大俊才”之一，并且学识渊博诗文俱佳，因此有人评论说汪精卫从政实在是个历史错误，他手中应该掌握笔墨纸砚而不是国家政权。汪精卫曾经深得民主先驱孙中山器重，当时国民党内有“文才汪精卫，武将蒋介石”之说。１９２５年孙中山病危，汪精卫执笔起草《总理遗嘱》，内有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传世，可见此辈才华决非浪有虚名。关于孙中山是否指定汪精卫为接班人史学界仍存争议，但是孙中山去世后由汪精卫继任国民党领袖和执掌大权却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然而好景不长，后起之秀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异军突起，他利用北伐成功之机和手中掌握的军权毫不客气地取代汪精卫，一举登上民国统治者的宝座。枪杆子打败笔杆子，这不是汪精卫的个人不幸，而是一切号称共和制的国家政权从无到有的必由之路。
在国民党内，汪精卫始终以孙中山正统接班人自居，但是他每次上台都被军人赶下台，因此同军人政治家蒋介石势如水火，他领导的反对派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倒蒋运动，蒋、汪之争就成为抗战之前国民党内最主要的派系斗争。但是政治失意并不是汪精卫走向亲日派的必然原因，大量史料表明，汪精卫从亲日派走向卖身投靠并非偶然，他在留日期间就已经接受“亚洲须由日本来领导”的强权观点。他曾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反复阐释“欲做先生，先做学生”的所谓强国理论，认为日本人请来西方人做先生，才有了明治维新的日本，中国要富强壮大，应虚心拜日本作老师，那么“今日之日本必将是明日之中华”。如果说日本侵华之前汪精卫言论尚属一家之言路，尚未对国家利益造成根本危害和还有讨论余地的话，那么随着抗战爆发，他竟然不顾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严酷现实，仍鼓吹中日亲善互相提携，散布和则两利、战则两伤等等对日妥协言论，则说明他的立场已经站到了国家与民族的对立面。另有证据表明，汪精卫集团早在抗战之前就同日本人保持秘密外交渠道，并且始终没有中断过。
当然汪精卫也有例外表现。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成为众矢之的辞职下野，汪精卫被推选出面主政。此时登台的汪精卫一反常态，哪里还有一丝“亲日派”或者“和谈派”的影子，他简直就是一个热血沸腾的抗战派，反日派和国粹派！他不仅到处发表演讲声援爱国学生，大声疾呼起来抗战，而且不辞劳苦亲自慰问前线军队，号召人民救国救亡收复失地，要不是军权仍被蒋介石牢牢控制，恐怕全面抗战早几年就打响了。许多学者指出，汪精卫这种看似反常的积极表现并不能表明他的亲日立场有所转变，恰恰相反，抗战只是党争手段，一旦大权在握，谁能保证这个包藏祸心的国民党魁不会把全国人民的抗战大业统统出卖给日本人呢？
幸好这天日本飞机没有发动大规模空袭，只有一架侦察机飞临武汉上空侦察，直到中国战斗机起飞它才赶快飞走了。但是汪精卫并没有急着赶去开会，他索性来到江边上悠闲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才又重新登车出发。
６
等到汪精卫渡过长江来到武昌军事大本营，有关国防议题的会议已经结束，与会政府大员、各部委员和高参正在陆续离开会场。人们纷纷给尊敬的汪副总裁让路，脱帽致敬，因为这位元老级的国民党领袖不仅身份显赫位高权重，而且还是当今党内唯一能同蒋介石平起平坐的政治巨头。
汪精卫气宇轩昂从容不迫，他当然是有意来晚的，会议内容他事先已经知晓，是通过有关土地改革、征兵和惩处汉奸几个文件。头天军委会电话还特意强调说，委员长将亲自会晤汪议长，恳请汪议长务必拨冗按时出席。
汪精卫不由得冷冷一笑。
一般来说，前线战事顺利蒋介石是不会主动约见他的，但是吃败仗就不一样了，军事失利是蒋介石的软肋，越打败仗他在党内的筹码就越少，就距离下台为时不远。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人跟汪精卫是同一战线的同盟军，他们在前线战场上帮助汪精卫削弱乃至推翻蒋介石统治。
抗战以来，蒋介石推行“以战逼和”的抵抗路线，汪精卫主张“以谈促和”的柔性战略，这两条针锋相对的路线表面看似对日策略不同，本质上还是领导权之争。如果蒋介石到处打胜仗，打得日本人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成为民众拥戴的统帅和抗日英雄，那么一贯大唱反调的汪精卫岂不等于自掴耳光自掘坟墓，自绝于党和国人吗？所以蒋介石的失败就是汪精卫的胜利，反之亦然，说明国民党内两大势力的斗争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激烈程度。
如今前线已有徐州战败的风声传来，令汪精卫精神亢奋，说明日本人又给蒋介石出了一道难题。当然蒋介石决不会轻易承担罪责，他是头老奸巨猾的九尾狐狸，惯于玩弄金蝉脱壳的花招，比如首都南京失陷他该辞职下台以谢国人，不料却以撤职处分一批高级将领搪塞过去，那些浴血奋战的军人成为蒋介石玩弄权术的替罪羊。但是汪精卫以守为攻信心百倍，他相信形势对他有利，这就是说，不动声色的汪副总裁一旦出手必然一击致命。
会议室一侧的小门悄然打开了，露出一条通往中国政治铁幕的后台幽径来。蒋介石笑吟吟地出现在门口，对来客伸出手来作欢迎状，关切友好之情溢于言表。汪精卫也快步趋前，把双手一齐伸向那个同床异梦的党内政敌，两人表情愉悦握手言欢。这是抗战初期蒋、汪举行多次秘密会晤中的一次。
这天汪精卫直到天黑以后方才离开武昌军委会。
历史表明，１９３８年的汪精卫距离实现其政治目标仅有一步之遥，他不仅获得主持“中政会”（即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大权，控制中央党部、国民议会以及多个政府要害部门，还得到蒋介石“不拒绝谈判”的让步，加速同日本人进行幕后交易。蒋介石企图通过妥协来缓和反对派的逼宫，事实上他将不得不吞下自己酿下的苦酒，因为汪精卫绝不会满足于获得部分权力，他觊觎的正是蒋介石统治宝座必欲取而代之。
当载有这位国民党大人物的汽车悄悄隐没在朦胧夜色中，另一轮与日本人的秘密和谈即将开场。我们将会看到，此时距离汪精卫公开投入日本人怀抱，沦为遗臭万年的卖国贼还有短短半年时间。
第二章“下克上”
１
正当徐州激战之际，陇海铁路的出海口连云港忽然遭到日本舰队的海上进攻。
本来徐州一失，连云港便成孤城，失陷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当地守军和居民大多已经撤离。突然出现在海面上的日本舰队却排出包括航母和舰载飞机在内的强大阵势，短短几小时便宣布占领连云港，缴获大批海运物资和民用船舶，当天向大本营发出报捷电。
但是海军这个“辉煌胜利”却大大激怒了陆军。本来陆军奋战数月好容易打通津浦铁路，将孤立无援的连云港变成囊中之物，华北派遣军所以并不急于攻城，是因为在寺内总司令看来连云港就像一只锅里的鸭子，放在那里也不会自己飞走。不幸的是，煮熟的鸭子偏偏飞走了，偷走总司令胜利果实的不是别人，正是陆军死对头，以帝国老大自居的海军舰队。
其实此前海军已经多次制造类似越权进攻的事件，严重侵犯陆军的利益。年初华北派遣军进攻山东，海军派出舰艇抄海上近路抢占青岛，宣布将这座重要的海滨城市占为己有。此事一度引发两军冲突，险些酿成流血事件。
在古代日本，“下克上”专指地位低下的一方冒犯权贵而大逞威风，也就是造反的意思。但是进入近代，“下克上”的意义悄然演变，成为日本军人集团干涉政治和自行其是的重要精神口号和理由。
昭和五年（１９３０年），日本内阁决定与英、美妥协削减海军舰只，首相滨口雄幸招致军人行刺身亡。刺客被判处极刑，刑前发表慷慨激昂的爱国演说，一时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而天皇观看根据刺客故事改编的戏剧之后，公开表示对这位“下克上”的刺客抱有好感。
滨口遇刺不久，右翼军人在东京策划武装政变，企图建立军人内阁以实现对支那（中国）全面入侵，史称“三月事件”。当局逮捕大批政变分子，奇怪的是政变者并未受到严惩，甚至免予军纪处分。原来赦免政变分子的命令来自日本皇宫，天皇裕仁成为军人“下克上”的最大保护伞。
三月事件风波尚未平息，日本陆军就在中国东北发动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事变第二天内阁驳回陆军紧急出兵的提案，确立“不扩大”方针。但是军人根本不予理睬，日本关东军、朝鲜军联合出动，不到一百天就占领了相当于日本国土两倍半的东北全境。
部分有远见的日本政治家深感危机迫近，时任首相的若规礼次郎在内阁会议上痛心疾首地说：此战一开，则日本国无宁日矣。可见得他已经预见到对华开战是一条不归路，将给岛国民族带来灭顶之灾。无奈此时的日本军人就像阿拉伯神话中那个放出瓶子来的魔鬼，要阻止它已经为时晚矣。
此后日本政局持续动荡，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