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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平原-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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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又是一乐,简单而又引人入胜,最能够成为田间或地头的暴料。广礼家的是此中的高手,她是四个孩子的妈,一个牙都不缺,满嘴的牙就是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好端端的话能被她说得一丝不挂,挺着奶子又撅着屁股,一顿饭的功夫就能够儿孙满堂。广礼家的还是个麻利人,端着饭碗,扒得快,嚼得快,伸长了脖子,咽得更快。丢下饭碗,广礼家的开始拿队长开心。在桂香的嘴里,队长就是三月里的一条公猫,再不就是三月里的一只公狗,声嘶力竭的不说,还上跳下跳,就好像队长“办事”的时候她桂香就站在床边,全听见了,全看见了。队长沉着得很,并不慌张,嘴巴自然是不吃素了,反过来拿广礼家的开心。队长把广礼家的身板子说得嘎嗞嘎嗞响,把广礼家的身子骨说得特别地骚。说完了广礼家的,队长总结说:“女人哪,就这样,厉害。三十如狼,四十如虎,站着吸风,坐着吸土。广礼家的,风和土都让你弄走了,你不简单呢你!”大伙儿一阵狂笑。广礼家的被别人笑话过了,并不生气,并不着急,慢悠悠地站起来了,走了。绕了一个大圈子,绕到了队长的身后,趁队长不备,从身后扳倒了队长。广礼家的一定先用眼睛和女将们联络过了,建立了临时的、秘密的统一战线。所以就有了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统一战线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可以说无往而不胜。四五个女将一起扑上去,拽住队长的手脚,给了队长一个五马分尸。队长嘴硬,嬉皮笑脸地,继续讨她们的便宜:“你们别这样,别起哄,一个一个的,我和你们一个一个的。”队长的话引起了一阵尖叫,他的话把轻松的、快乐的公愤给激发出来了。民愤极大。女将们的泼辣劲上来了,疯野起来了,浪了。她们啸聚在队长的身边,呼噜一下就把队长的长裤子扒了,呼噜一下又把队长的短裤子扒了。队长现眼了。裆里的东西哪里见过这么大的世面,没有,它耷拉着,歪头歪脑,可以说无地自容。广礼家的尖声叫道:“快来看蘑菇啊!来看队长的野蘑菇!”队长急了,无奈胳膊腿都被女将们拽在手心,身子都悬空了,动不得,又捂不住。队长的蘑菇软塌塌的,嘴上却加倍地硬。广礼家的拿起一根麦穗,撩拨队长。什么样的蘑菇能经得起麦穗的开导?除非你是木头,除非你是铁打的。麦穗上头有麦芒呢。没几下,队长的蘑菇来了人来疯,生气了,也可以说高兴了,硬硬地越来越粗,越来越长,一副愣头愣脑的样子,同时又是一副酩酊大醉的样子。真是缺心眼。队长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它不听话,队长硬是做不了它的主。队长这个同志真的很有意思,蘑菇软的时候嘴硬,现在好了,蘑菇硬了,嘴软了。开始求饶。晚了。到了这样的光景谁还肯听他的?女将们笑岔了,队长被她们丢在了地上,不管他了。男将们也笑岔了,一个劲地咳嗽,满脸都憋得通红。没有一个男将上去帮队长的忙。这样的忙不好帮。说到底哪一个男将没有被女将们捉弄过?谁也不帮谁。谁也不敢。谁要是帮了谁就得光屁股卖蘑菇。虽说这样的事实经常发生,但每一次都新鲜,都笑人,都快乐,都解乏。不过闹归闹,笑归笑,世世代代的庄稼人守着这样一个规矩,这样的玩笑只局限于生过孩子的男女。还有一点就更重要了,女将们动男将们不要紧,再出格都不要紧。但男将不可以动女将的手,绝对不可以。男将动女将的手,那就是吃豆腐,很下作了,不作兴。下作的事情男将门不能做。祖祖辈辈都是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女将们开着天大的玩笑,那些没有出阁的黄花闺女们就在不远处,隔了七八丈,并没有回避。其实她们还是回避了。她们不看一眼。眼前的一切和她们没有一丝一缕的关系。虽说她们的耳朵都知道不远处发生了什么,但是,听而不闻,就等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了。依然是一脸的庄重,还有一脸的紧张。她们当然是听见了。但听见了不要紧,谁能证明你听见了?主要是不能弄出听见了的样子,尤其是,不能弄出听懂了的样子。听懂了就是你不对了。所以,一般来说,闺女们再害羞也不会站起身来走开,一走开反而说明你听懂了,反而把自己绕进去了。你怎么能懂呢?很不光彩、很不正经了。闺女们心平气和地围在一起,该说什么还是说什么。只不过都低着头,谁也不看别人的脸。其实是不敢看。她们的脸都红了,是那种没头没脑的涨红,我也红,你也红。大家都不看对方,也就避免了尴尬。是集体的心照不宣。为什么闺女们到了出嫁的时候在一些细节上都能够无师自通?都是在劳作的间歇听来的。早就懂了。等她们过了门,下过崽,奶过孩子,她们就有权利和她们的前辈一样掺和进去了。说到底,这也不是什么大的学问,不就是裤裆里头的那个东西,不就是裤裆里头的那么回事么。
端方躺在田埂上,一言不发。他从麦田里拔下了一株野豌豆,把豌豆放到了嘴里,嚼碎了,咽进了肚子,再用豌豆的豆壳做了一只小小的口哨,放在嘴里,慢悠悠地吹起了小调调。虽说端方也是个男将,终究没有成亲,也不好掺和什么。没有结婚的童男子在这样的时候如果不晓得持重,将来找媳妇就会出问题。端方侧过头去看了几眼,又把眼睛闭上了。好在这会儿小腿上的疼松动多了,可以忍了。女将们的笑闹都在他的耳朵里,她们无比地快乐,终于讨了一个天大的便宜,快活得发疯。这样的笑闹端方见多了。庄稼人就这样,一辈子就做两件事,第一,种庄稼,第二,收庄稼。庄稼人要不给自己找一点乐子,谁还会把乐子送到你的家门口,从门缝里硬塞进去?所以,要靠自己。端方想,用不了几天,自己也就这样了,除了种庄稼,收庄稼,也就是拿自己的裤裆给别人开开心,要不就是拿别人的裤裆给自己开开心,只能这样了。小学五年有什么念头?初中两年有什么念头?高中两年又有什么念头?还不如一开始就趴在这块泥土上。端方躺着,嘴里头吹着小调调,心底里却对背脊底下的泥土突然产生了一丝的恐惧。还有恨。泥土,它不是别的,说到底它就是泥土,没心没肺,把你的一生一世都摁在上头,直到你最后也变成了一块泥土。端方突然听见队长大声说话了,队长气呼呼地说:“上工了上工了,妈拉个巴子的,操,上工!”说笑的声音顿时安静下来,队长说话的口气带了很大的冤屈,气息一收一收的,想必在系裤带子。慰问演出到此结束。凭空而来的安静对端方似乎是一个意外的打击,端方想,看起来我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端方的心里涌上来一阵沮丧,一股没有由头的绝望袭上了心头,酸楚了。嘴里的口哨也停了下来。端方没有睁开眼睛,突然听见父亲的一声干咳。父亲又是一声干咳。端方一个激灵,想起来了,该干活了。端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上工吧,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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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第二章
 
  忙假结束的时候金色的大地不再是金色的了,它换了一副面孔,变成了平整崭新的绿。麦子一棵也没有了,它们被庄稼人一把一把地割下来,一颗一颗地脱粒下来,晒干了,交给了国家。庄稼人不知道“国家”在哪里,“国家”是什么。但是他们知道,“国家”是一个存在,一个指定的、很大的,无所不在的、却又是与生俱来的存在。这个存在是什么样子呢?庄稼人就想像不出来了。它带有传说与口头传播的神秘色彩,也就是说,它是在嘴里,至少,是在部分人的嘴里。但是有一点庄稼人是可以肯定的,“国家”是一个终点,是麦子、稻谷、黄豆、菜籽、棉花和玉米的终点。粮食运到哪里,那个地方就是国家。相对于王家庄来说,公社就是国家;而相对于公社来说,县委又成了国家。总之,“国家”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它是由距离构成的,同时又包含了一种递进的关系,也就是“上面”和“下面”的关系。“国家”在上面,在期待。它不仅期待麦子,它同样期待着大米。所以,麦收之后,庄稼人把原先的金灿灿变成了现在的绿油油。就在同一块土地上,庄稼人又用自己的双手把秧苗一棵一棵地插下去,到了夏至的前后,中稻差不多插完了,而梅雨季节也就来临了。十分准时。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种巧合,其实不是。是庄稼人在千百年的劳作当中总结出来的,是庄稼人的选择,暗含着一代又一代庄稼人的大智慧。在庄稼人一代又一代的劳作中,他们懂得了天,同样也懂得了地。就在天与地的关系中间,庄稼人求得了生存。通过他们的智慧,天与地变得像左臂和右膀一般协调,磨豆腐一样,硬是把日子给磨出来了。当然,是给“国家”磨豆腐。
  还是在麦收的时候沈翠珍就多了一份心思。做母亲的就这样,总有无穷无尽的心思。了去了一样,又添上了一样,滔滔不绝的永远是儿女心肠。沈翠珍的心思当然是端方了。要说两年前,她最大的心思是看到端方念到高中,为什么要这样死心眼呢?有缘故的,这是她必须完成的任务。端方的生父是一个高中毕业生,他在咽气之前给翠珍留下了一句话,让他的两个孩子念完高中。这是他的遗言。一般来说,遗言就是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遗言永远是一把双刃的剑,对说的人来说无比地锋利,对听的人来说同样无比地锋利。这么多年来,沈翠珍的日子其实就是从这把剑的剑刃上走过来的。端正还小,先不去说他。端方反正是读完高中了,这里头就有了无限的宽慰。沈翠珍望着麦田里的端方,心里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沈翠珍远远地打量着端方,走神了,眼眶里凭空就是一阵湿润。沈翠珍不是伤心,而是高兴,是那种很彻底、很松软的高兴。端方到底高中毕业了。他的块头那么大,比他死去的老子还高出去半个脑袋,完全可以说,她这个母亲功德圆满了。等闲下来,王存粮不在家,沈翠珍一定要买上几刀纸,到河边上好好哭几声。这么一想沈翠珍的心里有了力气,手上也有了力气。但是,沈翠珍突然明白过来了,端方大了,这等于说,转眼又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了。这么一想沈翠珍的手又软了。新的心思来了。是的,该给他说一门亲事了。看起来端方这一头的心思还没有完,还得熬。路还远着呢,日子还长着呢。
从插完秧算起,到阳历的八月八号(或七号)立秋,这一段日子是庄稼人的“让档期”。所谓“让档期”,说白了就是春忙和秋忙之间的空当。庄稼人可以利用这段日子喘口气,好积蓄一些体力,对付接下来的秋收。因为是夏季,庄稼人便把这些日子称作“歇夏”。但“歇夏”并不意味着庄稼人真的就“歇”下来了,不是的。一般来说,媒婆们会利用这一段空闲的日子四处走动,帮年轻的男女们说说亲,替他们牵上线、搭好桥,好让他们在冬闲的日子里相亲、下聘礼。所以说,歇夏虽然是清闲的日子,对于年轻的男女们来说,反而手忙脚乱,成了心动的时刻。当然,那些职业性的媒婆在四九年之后就已经给扫除干净了。她们不干活,就靠一张嘴,生拉硬配,吃了男方的好处,再吃女方的好处,无疑是剥削,属于寄生的阶级。旧社会有一个说法,把她们叫做“小人行”,是三百六十行里头的一样,好歹也是一只饭碗。新社会打倒了所有的寄生虫,职业性的媒婆自行消亡了。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媒婆就没有了,相反,多了出来,人人都可以做。那些干部的娘子,那些乡村女教师,她们用不着下地干活,手脚闲下来了,所有的勤快都集中到了嘴上。除了家长里短,少不了做媒。当然,这只是一般的情况。事实上,许多到了岁数的女人们私下里都有做媒的愿望,都有那么一点隐秘而又怪异的激情。就喜欢给人家“配”。她们对着小伙子瞅几眼,心活络了;再对着大姑娘瞅几眼,心又踏实了,——觉得他们合适。于是乎,逮着男方拼了命地说女方的好处,再逮着女方不要命地说男方的长处。成不成都无所谓的。要是成了,那是她们的功劳。讨一杯喜酒还在其次,关键是有了成功的范例,自然有了信誉,等于为下一次说媒开了一个好头。不成也没关系,男方一条线,女方一条线,依然在那儿,再往别处说。另外的一路情况也有,那就是男方和女方已经眉来眼去了一段日子,私下里都亲过嘴了,甚至躲在草垛或麦田里把坏事都做了——所谓“坏事”,说白了也就是“好事”。只不过女人们习惯于往“坏”处说,而男将们呢,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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