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第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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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一照，笆斗里照一照，打开站柜的门，再冲着站柜的里头照一照。而到了下半夜就更吓人了，一次又一次地起来，沿着屋顶上的屋梁，一根一根地照过去。就像电影里头日本鬼子的探照灯似的。夜深人静的，那些陈旧的木梁和椽子是不能照的，一照就有了特别的气氛，有了恐怖的迹象，不害怕也害怕了。他照什么呢？他找什么呢？也不说。
后来的情形就更坏了，不仅照，另一只手上还要拿着一把刀。这一来就杀气腾腾的了。不是老鱼叉杀气腾腾，不是的。是家里头有一样东西对老鱼叉杀气腾腾，他要防范，护住自己。这一来家里头就有了一样“东西”，这个“东西”杀气腾腾的，躲在某一个地方，要对老鱼叉下手。这日子还怎么过呢。就说昨天夜里，好好的，老鱼叉把他的手电照到兴隆的脸上来了。多亏了兴隆眼疾手快，一把夺过了老鱼叉的手电，反过来照亮了老鱼叉。老鱼叉受到了意外的惊吓，直哆嗦，手一软，菜刀掉在了地砖上。深更半夜的，突如其来的，菜刀在地上颠了四五下，你说吓人不吓人？老鱼叉的脸在手电筒的照耀下变得无比地狰狞，僵在那儿，悬浮在半空。两边的腮帮子也凹陷下去了，眼角的皱纹纤毫毕现，几乎就是一个刚刚从地窖里钻出来的魔鬼，而瞳孔里的光早已经开了叉，蓝幽幽的，发出又畏惧、又凶恶的光。因为畏惧和凶恶，炯炯有神。真是又可怕，又可怜。老鱼叉嗫嚅着下嘴唇，问兴隆：“你是谁？”兴隆跨上去一步，踩着菜刀，把手电筒反过来了，照亮了自己的脸庞，说：“爸，我是兴隆，兴隆啊。”老鱼叉定定地望着他的亲儿子，下巴一会儿转到左边去，一会儿又转到右边去，认出来了，是兴隆，是他亲生的儿子。老鱼叉一把抓住了兴隆的胳膊，说：“兴隆，家里藏着人！家里头有人哪！——赶快抓住他，把他劈了！！”老鱼叉的话把兴隆弄得寒毛直竖，却不敢乱，只能加倍地镇定，说：“家里哪儿有人？啊？连一只老鼠也没有哇。”老鱼叉急了，非常急，咬紧了牙关，脑袋咬得直晃，口齿含糊地、却又十分坚决地告诉兴隆：“有。家里头有人！”
作为一个赤脚医生，兴隆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真是羞于启齿。说他疯了吧，他没有。天一亮，他就安好了，太太平平地坐在角落里，说话、办事都有他的步骤，说明他的脑子没坏。说他没疯吧，也不对，深更半夜的他就是觉得自己的家里“有人”，躲在床底下，躲在箱子里，躲在墙缝里，躲在屋梁上，躲在箩筐里，躲在锅里、碗里，躲在鞋里，甚至，躲在他自己的耳朵里、屁眼里。总之，躲在一切幽暗的，难以被阳光照耀的地方。兴隆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你有天大的本事你也不能叫太阳不下山吧。东方一定要红，太阳一定要升，这不是三年五年才来一次的事情，更不是十年八年才来一次的事情，它一天一次，年年有，月月有，天天有！谁也挡不住。真是要了人的命了。老鱼叉没有病，要说有，哪只能是“夜病”？他的病就这样和“黑夜”捆绑在一起了，成了黑夜的一个部分，和黑夜一样无头无绪，和黑夜一样无边无际，和黑夜一样深不见底。这个病对老鱼叉来说是致命的，对兴隆来说夜一样地致命。只要天一黑，家里的那个“人”就变得非常巨大，空阔，浩瀚，同时又非常细微，幽密，一句话，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如影随形。——可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他是谁？老鱼叉不说。兴隆问过无数遍，老鱼叉就是不说。兴隆坚信，只要把“那个人”问出来，天就亮了。父亲的病就好了。好几次兴隆想严刑逼供，他做好了老虎凳。但是，兴隆忍住了。不敢。对父亲，他还是怕。老东西的手有多毒，兴隆和他的哥哥是一路领教过来的。兴隆就没见过比自己的父亲还要六亲不认的人。除非把他打死。打不死，他一旦缓过气来，一准能要你的命。还有一点兴隆也没有把握，用老虎凳来对付自己的父亲究竟有没有用？兴隆没把握。知父莫如子。老鱼叉这个人兴隆是知道的，他有亡命的气质，磅礴的血性，越挫越勇。你问不出来的。越打，他越犟。越疼，他越是守口如瓶。弄不好就收不了场。——这可怎么办呢？一天一天的，一家子的人谁也耗不起呀！
兴隆真的是困得厉害。他只想像红旗那样，平躺在船舱里，好好地睡上一个囫囵觉。五分钟也是好的。兴隆不能。主要是不好意思。好歹是在救人，他一个医生，睡在病人的旁边，要天打五雷轰的。那就闭上眼睛吧，手脚可是一点都不敢松。
红旗已经醒过来了，他端详着桅杆上的吊瓶，已经是好大的一会儿了。他在等。他在等这一瓶的盐水干净了，好亲手换一次吊瓶，过一把赤脚医生的瘾。这样的机会是不多的。也许就只有这一回了。
三丫的不安就是在红旗换上吊瓶之后出现的。兴隆并没有在意。三丫突然动了。动了几下，似乎是不好意思打搅端方和兴隆，又安稳了。后来三丫轻声说：“端方。”端方也没有听见。等端方听见的时候，三丫的表情已经相当地痛苦了，眉眼和嘴角都变了形。情势急转直下，三丫的状态说变就变。端方一下子发现三丫的嘴唇乌紫了，嘴直张，张得极其大。端方失声喊道：“兴隆！兴隆！！”而三丫的小肚子却开始打挺了。她的嘴巴就那么张在那里，一口气就是上不来。只能拼了命地瞪眼睛，瞪得很大，很圆。嘴里似乎也衔了一样东西，是一句话，是一句什么要紧的话，想说，说不出来。端方跳上去，一下子就把三丫搂住了，感觉到三丫正在努力，是最后的一丝力量。这股力量全部集中在三丫的腹部。她反弓起背脊，在往上顶，全力以赴。她渴望顶住什么。可她的眼神似乎顶不住了，有了妥协和放弃的迹象，在望着端方。那是最后的凝望。显然，三丫已经竭尽了全力，身子松了一下，就一下，全松了。最终落在了端方的胳膊上。
骄阳似火。三丫的身子却冷了，火焰一样的阳光也没有能够改变这样的基本局面。端方一直把三丫搂在自己的怀里，两只眼睛痴痴的，不知道朝哪里看才好。他的目光最终停留在滴管上，顺着滴管，端方的目光爬了上去，一直爬到吊瓶。端方望着吊瓶，突然却把三丫放下了，直起了身子。他把吊瓶从桅杆上取下来，看仔细了。是汽水。端方拿着吊瓶，开始喘，喘了半天，这才想起来拿眼睛去寻找兴隆。没想到兴隆早已经盯着端方了，端方的眼睛红了。兴隆后退了一步，胳膊和下巴全挂下了，也在喘。小船停下来了，漂浮在河的中央，后面挂着一条大橹，水面上安静得一点涟漪都没有。红旗望着他们。端方盯着兴隆，兴隆也盯着端方。只是喘。红旗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红旗永远不会知道了。最后还是端方先有了动静，他伸出胳膊，把吊瓶敲碎了，丢在了河里。一个，又一个，咣叮咣当的，全部丢在了河里。兴隆的两条腿一软，“咕咚”一声，瘫在了船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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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第十三章
对于具体的当事人来说，死亡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在任何时候，面对它都是困难的。可是，如果你把空间放大一下，你马上就会释然了，正如王家庄的人们所说的那样，哪一天不死人呢？还是毛泽东主席说得好，他教导我们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斯大林同志说得更好，他在谈论起阵亡的将士的时候说：“死亡就是一个统计数据。”一个数据，的确是这样。三丫死了，王家庄的乱葬冈多了一个坟包，别的就再也没有什么了。
三丫的命不好，真的不好。活着的时候都那样了，不说它了。死了，照理说不该再有什么了。可她的丧事就是办得没有一点样子，连一点丧事的样子都没有，喜气洋洋的了。出殡的时辰是在下午，大伙儿挺悲痛的，一起围着三丫的尸体，念叨她的好。谁能想得到王家庄热闹起来了呢？三丫的尸体还没有入殓，土家庄的鸡、鸭、鹅、狗、猫、猪、马、骡、牛、羊、兔、驴、鼠一下子出动了，热闹了。其实是有征兆的，一大早就有了迹象，谁也没有留意罢了。大清早最早撒欢的是那些母鸡们，它们并没有下蛋，可它们像生了龙凤胎的女人，大呼小叫的，撒娇了。而那些公鸡就更可笑了，它们平白无故地拿自己当成了雄鹰，企图在蓝天与白云之间展翅翱翔。它们蠢笨的翅膀无比地卖力，想飞，又飞不高，就从地面跳到围墙上去，再从围墙跳到屋顶上去，再从屋顶跳到树梢上去。它们在树巅上，像巨大而陌生的鸟。鸡一飞狗就跳了，这个是不用说的。狗一跳，动静大了，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全部出动了。它们雄赳赳，一个个伸长了脖子，还挺起胸膛，用自己的嘴巴当武器，对着没有危险的前方慷慨赴死。它们没有仇恨，却义愤填膺，好像真理就在前方，等待它们去誓死效忠。它们飞腾、吼叫，团结一心，众志成城。而那些家畜和牲口显然得到了鼓舞，到底撂开了蹄子，龇着牙，还咧嘴，一副情欲难耐的样子，像发情了，骚得不行。就渴望交配。可是，当它们挣脱了缰绳，一公一母相互打量的时候，愣住了，水汪汪的眼睛迷惘得要命。它们没有情欲。公的并没有勃起，而母的也没有红肿。怎么办呢？不知道了。只能叫，只能跳。活受罪了，是守着活寡的样子。
三丫的尸体就是在这样乱糟糟的场景下面搬出呢？没想到更大的事情还在后头——水里的鱼虾也折腾起来了。起初的水面还是好好的，平整如镜，偶尔也只是一两个水花。接下来却不一样了，水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人们走到河边，吓了一大跳，岸边的水面全是鱼的嘴巴，白花花的，却又是黑乎乎的，一张一闭，仿佛水鬼在召唤。还有虾。它们青黑色的背脊一溜一溜地贴着水面，脑袋一律对着河岸，长长的须漂在那儿，密密麻麻，看得人都起鸡皮疙瘩。而许多大鱼居然飘上了水面，它们躺着了，白色的大肚子一闪一闪，已经失去了力量，失去了它们神秘、优雅而又雍容的姿态。——这可是鱼啊！有人就跳进了水中。榜样的示范作用彻底地体现出来了，更多的人跳进了水中。到了这个时候，不只是家禽、牲畜和水里的鱼虾疯了，人也疯了。消息很快就传递到送葬的队伍里来了，有人捞出了鱼，有人捞到了虾，用“捷报频传”来说一点也不为过。捷报传来，送葬的队伍一下子喧哗起来，热闹了，松了，眨眼的工夫就溜掉了一大半。到后来，差不多走光了。他们在哪里呢？在河里。这可是从天而降的外快，错过了那可不是傻×么。要知道这可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需分配，想捞多少就捞多少。谁也没有料到共产主义就这样实现了。
哀伤被鲤鱼、鲢鱼、鲫鱼、鳊鱼、鲶鱼和虾取代了。人们忘了，三丫还在下葬呢。可话也要说回来，不能因为三丫下葬其他的人就不过日子。人们的心情好得要命。尤其是孩子。到了黄昏，河面上又漂上来一些鱼，但是，人们不要了。够了。这个傍晚的炊烟真是出格的妩媚，无比的轻柔，袅袅娜娜。伴随着夜色的降临，红烧与清蒸的气味蔓延开来了，很鲜，在厨房、天井、猪圈、草垛、巷口和晚霞的边沿飘荡，笼罩了王家庄。盛大的鱼虾晚宴开始了。人们在吃鱼。人们依靠嘴唇与舌头的精妙配合，把鱼肉留在了嘴里，而把鱼刺剔在了外面。就在家家户户吃鱼的时候，王家庄突然响起了笛子的声音。笛子到底是笛子，俗话说得好，“饱吹笛子饿吹箫”，一语道破了笛子和箫的区别。箫是凄凉的，它千回百转，哀伤，幽怨，不如意，一脑门子心思，是吃不饱肚子的穷酸秀才们喊冤的方式，自哀自怜了。笛子不一样，笛子饱满，激越，悠扬，有充沛的吐气，体现出酒足饭饱的气象，荡气回肠。谁会在这样的时刻不好好吃鱼，跑出来吹笛子呢？当然是王大贵了，气息和指法
都在这儿呢，听得出来的。王大贵吹的是《我为公社送公粮》。这个曲子有它的难度，气息要饱满不算，关键是指法，有一大串忙碌而又豪迈的跳音。想想看，家里的粮食多得吃不完，趁着阳光明媚，秋高气显而易见了，一定是人欢马嘶，手舞足蹈，不用跳音不足以说明问题，不足以说明广大社员对公社——也就是“国家”——憨厚的、痴迷的、一竿子到底的、无条件的爱。王大贵在吹，说得高级一点，在演奏。他拚了命地吹，竭尽了全力。因为用力过猛，好几次都失声了。可以想见，他的十个�
